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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回、決定命運的時刻？
陳玉成、李秀成、陳仕章、涂振興、周勝坤所率領的逾兩萬皖北太平軍精銳大約在1856年1月下旬渡過長江，渡江點應該在蕪湖以東、天京以西，因為這一帶許多江岸由太平軍所控制，容易隱蔽太平軍的戰略意圖。此時楊秀清為這支擁有五位平級將領的大軍，派出了一位地位更高的統帥：頂天燕秦日綱。 秦日綱是太平天國前期的重要人物，金田起義時的地位僅次于楊秀清、蕭朝貴、馮云山、韋昌輝、石達開五王，永安建制時洪秀全封立東、西、南、北、翼五王，五王之下，官階最高的就是天官正丞相秦日綱、春官正丞相胡以晄兩人，而秦日綱的地位又高過胡以晄一籌。也就是說，除去洪秀全以外，秦日綱在太平天國政治人物中排名第六，而且和胡以晄排名不時“上下浮動”（胡以晄任丞相時李開芳曾排名靠前，后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又先于他封侯爵，直到他獲封豫王才從此鞏固了自己“第七”的排名）不同，秦日綱這個“第六”地位十分穩固，定都天京后，他先后獲得頂天侯、燕王爵位，是太平天國第一位侯爵，和五王之外第一個封王者。 因為在天京、湖北幾次水陸作戰中屢屢失利，他一度被召回天京，“鎖押在牢”，并于乙榮五年二月十三日（1855年3月20日，清咸豐五年二月初三日）被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下令“為奴三載”。但他實際上似乎并未喪失其地位、甚至權力，而是以“奴”的頭銜繼續在朝中理事。乙榮五年八月十七日（1855年9月23日，清咸豐五年八月十二日）的《天父圣旨》上，他已被冠以“頂天燕”的新爵位。 此前太平天國“姑從人間歪例”，先是于辛開元年十月廿五日（1851年12月17日，清咸豐元年十月廿五日，這一年太平天國雖改年號但并未改變歷法）在永安建制，設立了王爵，定都天京后又在王爵之下設立侯爵，這兩級爵位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而“燕”爵卻是空前絕后，前所未聞的，是從“頂天侯”、“燕王”這兩個秦日綱的舊“職稱”演化而來，表明秦日綱復職后地位低于五王，但高于侯爵。由于沒有先例，清方將帥一度對這個“新生事物”瞠目結舌，許多人在敘述時都將這個爵位寫錯了。天京事變、尤其石達開遠征出走后，洪秀全為滿足部下的官癮，在王爵和侯爵之間一口氣設立了五個爵位，連同侯爵稱作“六等爵”，燕爵成為六等爵中的第四等，此后直到太平軍被消滅，這六等爵封授了不計其數，這當然是后話了，在整個1856年里，燕爵僅有秦日綱一人。 李秀成向來看不起秦日綱，說他“并無什么才情”，認為他只是靠“忠勇信義”也就是服從命令聽指揮，才爬上如此高位的，因此對于這位新派來的主帥不以為然，甚至在被俘后的供詞里只字不提，其用意顯然是認為這位主帥不過是名義上的領導人，并沒有發揮什么作用。 楊秀清臨陣派帥，顯然有自己的用意：五丞相地位相當，如不在他們之上委派一名地位更高的統帥，一旦大戰之際互不服氣，就很可能影響戰斗力。事實證明，秦日綱還是起到了一個“總協調人”的作用，這支大軍在此后長達半年的艱苦轉戰中始終和衷共濟，沒有出現太平軍歷次戰役中常犯的、各主將間互相掣肘的現象。 太平天國乙榮五年十二月廿三日（1856年1月29日，清咸豐五年十二月廿二日），秦日綱部派出兩路人馬，自下關沿江東進，在棲霞山、石埠橋等地構筑工事，表面上是加強東路沿江防御，實則為進軍鎮江做準備。這個方向是清朝圍城大軍的“死角”，可以避開江南、江北兩大營的耳目。為隱蔽戰略意圖，楊秀清又另外派出幾路人馬，分別向天京城南郊仙鶴門、殷巷等地江南大營清軍佯攻。 向榮被這些“假動作”所迷惑，誤以為太平軍正部署直接攻擊江南大營，或試圖打通天京-鎮江間的水上交通線，遂下令福建提督鄧紹良部二千六百人自蕪湖東援大營，又讓蕪湖紅單船水師戰船二十號東駛大勝關江面，擺出一副天京城外決戰的架勢。 此時清軍在天京-鎮江間布置了龍潭東陽鎮、高資鎮兩道防線，其中東陽原由泰寧鎮總兵德安部二千人，高資鎮則由宜昌鎮總兵虎嵩林、副將慶文等率兵二千一百防堵。此刻由于奕詝連連催促，吉爾杭阿加強了對鎮江的攻勢，高資鎮守軍部分被抽調參與進攻，僅剩下一千二百人，由游擊李若珠、張汝琳指揮。也就是說，當楊秀清悄悄增兵準備突擊時，對面的清軍反倒在減少布防兵力。 乙榮五年十二月廿六日（1856年2月1日，清咸豐五年十二月廿五日），秦日綱部大舉進攻東陽、高資、龍潭等地，吉爾杭阿急令余萬清部一千二百人增援東陽，虎嵩林七百人增援高資，向榮聞警，也派副將秦如虎率兵前往東陽赴援，十二月卅日（1856年2月5日，清咸豐五年十二月廿九日），清軍在東陽潰敗，退到下蜀街，會同江南大營所派第二路援軍（二千三百人，由游擊楊瑞乾指揮）死守，此后一個多月，兩軍在下蜀街、龍潭、高資一帶拉鋸，清向榮、吉爾杭阿先后調集援兵三千七百人增援，并派陜西提督鄧紹良節制鎮江諸軍。 于此同時，清軍加緊圍攻鎮江、瓜洲，吳如孝為集中兵力，抽調瓜洲守將、指揮謝錦章部南下，試圖西出高資、黃泥洲，接應秦日綱部援軍，但兵力過于單薄，始終無法在城外立足。 此時秦日綱部正在鎮江以西的湯頭、湯腳等處和清軍相持，由于水、陸兩路都有清軍封鎖，無法和吳如孝部取得聯系。丙辰六年二月，陳玉成單舟突破清軍水上防線進入鎮江，和吳如孝取得聯系，二月十一日（1856年3月18日，清咸豐五年二月十二日），李秀成率選鋒三千偷襲奪取湯頭清軍舊營壘，涂振興、陳仕章、周勝坤直逼湯水山邊清軍新營，陳玉成、吳如孝也率鎮江守軍夾擊，鏖戰一日，清軍全線潰敗，丟失營壘十六座，鎮江解圍。 不論向榮、吉爾杭阿、托明阿，還是遠在北京的奕詝，對鎮江的解圍都感到極為震驚和恐慌，并手忙腳亂地做了一系列部署，以圖亡羊補牢：向榮用頭號悍將、江南提督張國梁替換鄧紹良主持鎮江軍務，吉爾杭阿則緊急派人遠赴蕪湖等地招募兵勇，而奕詝則發布上諭，稱將在內蒙古各盟旗挑選精銳騎兵，“一俟秋高氣爽即當簡派重臣統率南下”，幾天后又令浙江巡撫何桂清、兩江總督怡良調集援兵數千人分赴向榮、吉爾杭阿兩處軍營。 很顯然，清方君臣將帥對太平軍下一步戰略意圖的判斷，是要么擴大戰果，繼續掃蕩鎮江外圍，要么凱旋天京，然后對江南大營發起攻勢，因此其部署都圍繞這兩處預定戰場“修修補補”，且在他們看來，敗仗固然令人惱火，但軍情尚不算緊急，因此奕詝帶有明顯鼓舞士氣意圖的明發上諭，也不會將“蒙古勁旅”赴援的時間定在差不多半年后的秋天。 然而太平軍接下來又走出了一步出乎所有對手意料的棋：渡江北上。 丙辰六年二月廿六日（1856年4月2日，清咸豐六年二月廿七日），秦日綱、吳如孝兩部主力和原守瓜洲的謝錦章部趁夜自金山北渡，在鎮江城外只留下周勝坤率少數人馬駐守倉頭清軍舊營。 傳統論述多認為，秦日綱部北上瓜洲的主要目的是取糧，其次是為瓜洲解圍，這恐怕未必準確：幾萬人敵前渡江絕非易事，但太平軍卻在一夜間完成，兵力調度、船只準備，顯然事先經過周密安排；如果只為解圍、取糧，太平軍理應在達到目的后迅速南返，以免被清方從水路隔斷退路，但戰局的發展遠非如此。 太平軍渡江這天，恰逢江北大營副帥雷以諴生日，托明阿以下皆在雷以諴營中賀壽，吉爾杭阿雖緊急遣人告急，卻并未引起應有重視。二月廿七日，站穩腳跟的太平軍先破土橋清營，江北大營各部匆忙收縮至三汊河，瓜洲解圍；廿八日，三汊河大營失守，托明阿、德興阿分別潰退秦家橋、蔣王廟，雷以諴、陳金綬逃往仙女廟、沙頭，瓜洲長圍全潰，一百二十多座清營被太平軍一鼓掃平，江北大營土崩瓦解。廿九日，太平軍乘勝第二次攻克揚州府，生擒清揚州知府世焜。 接下來的計劃，楊秀清似乎并沒有想好，他派出一支人馬渡江占領江浦，而于此同時，秦日綱部太平軍分出周勝坤守江南的倉頭清軍舊營，讓吳如孝回鎮江，主力則沿江東進，于丙辰六年三月初八日（1856年4月16日，清咸豐六年三月十二日）占領浦口。 許多軍事史著作都認為，楊秀清是鑒于清朝水師封鎖鎮江-瓜洲間江面，原路回師過于危險，打算讓秦日綱部從江浦、浦口渡江凱旋，但仔細推敲就可以發現，并非如此。 江浦、浦口占領后，秦日綱部和天京援軍已經匯合，從三月初八日占浦口，到三月十四日日失守，中間長達六天時間，足夠全軍渡江至下關回京，但秦日綱部卻安安穩穩地呆在原地不動，說他們想從浦口回京于理不合，說他們后來因渡江路線被切斷而被迫東返，則更說不通。 讓我們看看此時清方做了些什么。 奕詝此刻著急上火般連下上諭，首先是人事處分，托明阿、雷以諴、陳金綬等都被革職，江北大營殘部轉由德興阿統領；其次，他從山東、河南、陜西、直隸等地調集旗、綠官兵數千人集結于江蘇清江浦（今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當時為漕運總督衙門所在地），由漕運總督邵燦統一指揮，又令安徽巡撫福濟、徐州鎮總兵和春在臨淮關布防，更飭令吉爾杭阿、向榮急速派兵過江助剿（吉爾杭阿在揚州失守當天已派游擊黃朝恩等兵勇一千一百人過江，向榮則讓鄧紹良帶一千二百五十人從龍潭渡江增援）。 而向榮、吉爾杭阿的主力，則由張國梁、劉存厚等率領，忙于攻打鎮江外圍倉頭等地的太平軍周勝坤部，周勝坤寡不敵眾戰死，余部由其哥哥周勝富率領退往鎮江。吉爾杭阿下達命令，鼓勵部下猛攻鎮江。 很顯然，北京城里的奕詝最擔心揚州一帶的太平軍再來“掃北”，因為林鳳祥、李開芳部，以及后來馳援林鳳祥、李開芳部的曾立昌等部，當初都是從揚州出發，進逼北京的，因此不但催令北方各省層層防堵，更接連催促戰斗力尚完整的向榮、吉爾杭阿部北上；向榮、吉爾杭阿對北上并無太大興趣，他們的計劃，是利用水師和江北友軍將太平軍主力牽制在江北，自己集中優勢兵力趁虛攻破鎮江城。 清方的兩個戰略相比較，前線向榮、吉爾杭阿的方案顯然更高明、更符合實際，但最終占上風的卻是皇帝的主張，由于皇帝的一再催促，三月初八日、也即太平軍占領浦口當天，清方最善戰的張國梁被從鎮江前線緊急調往江北增援，而此時太平軍石達開部在江西的處處得手，也迫使浙江等鄰近省份督撫告急，從江南大營和鎮江前線收回此前派出的兵力，致使清軍在太平軍主力留駐江北期間，竟始終未能合圍鎮江。 一開始，清方的勢頭似乎不錯。 在江北，張國梁部先后收復了浦口、江浦；在江南，清軍擊敗了太平軍周勝坤部，再度進逼到鎮江城下。 然而他們恐怕正中了楊秀清的計策。 楊秀清此前一系列看似反常的舉措，把鎮江解圍后原本兵合一處、戰斗力不弱的張國梁、吉爾杭阿兩部清軍拆散，吉爾杭阿部到處赴援，主力七零八落，張國梁則師老兵疲，銳氣消磨殆盡。相反，原本奔波勞頓、疲勞不堪的秦日綱部，卻贏得了寶貴的十天休整，成為以逸待勞、反客為主的優勢一方。 不僅如此，丙辰六年三月初二日（1856年4月8日，清咸豐六年三月初四日），石達開部太平軍三萬人自江西兵分三路取道皖南，進逼天京外圍，江南大營總糧臺所在地寧國府岌岌可危，這迫使向榮匆匆從江浦召回張國梁（公歷4月27日，同日張國梁剛剛收復了江浦縣城），原本的悍將精兵，此刻早已疲憊不堪，且江南清兵的形勢更加分散。 太平天國丙辰六年三月中旬，秦日綱部開始向東進軍，在沒有太多阻力的情況下卻兜兜轉轉，直到丙辰六年四月廿日（1856年5月27日，清咸豐六年四月廿四日）才從瓜洲渡江，返回鎮江城外的金山，而在此期間，石達開部連克太平府、寧國府，進軍天京城南的重要據點秣陵關，迫使向榮不得不讓張國梁帶重兵抵御，疲于奔命，鎮江外圍的吉爾杭阿部成了一支孤軍。 四月廿四日（1856年5月31日，清咸豐六年四月廿八日），得知劉存厚部在鎮江城外黃泥洲被圍，吉爾杭阿自九華山大營親帥精兵赴援，被太平軍伏兵半路包圍在煙墩山，激戰一晝夜，煙墩山、黃泥洲兩路清軍都潰敗，吉爾杭阿自殺，劉存厚戰死，殘部由虎嵩林、余萬清率領死守九華山，軍心渙散，幾乎不能立足。 盡管向榮、德興阿等急派福興、張國梁、秦如虎、陳升等統領人馬來援，但已經晚了一步，驚弓之鳥的九華山清軍和疲憊不堪的援軍于丙辰六年四月廿七日（1856年6月3日，清咸豐六年五月初一日）全軍潰散，九華山、破崗子一帶清軍營壘三十多座被太平軍踏平，清京口副都統繃闊、副將周兆熊自殺，殘部分頭退往孝陵衛、句容、丹陽等地，五月初七日（1856年6月13日，清咸豐六年五月十一日），太平軍秦日綱部經高資、下蜀街、東陽鎮、石埠橋凱旋至天京城外觀音門。 秦日綱等人或許并不知道楊秀清全盤計劃，他們認為救援鎮江的任務已超額完成，轉戰4個多月的人馬早已疲憊不堪，理應回天京休整。沒想到他們接到的是楊秀清劈頭蓋臉的一道嚴令：攻破江南大營，否則不許回城。 這時天京城外的重鎮溧水已被石達開攻克，天京城里的太平軍也已經出城扎營，原本包圍天京的江南大營，此刻反成為太平軍反包圍中的一步死棋，外圍友軍都已戰敗，據點也大部分丟失，主力張國梁部早已是強弩之末，在秦日綱等人看來，不許回城也許是不近情理，但對于楊秀清，恐怕早已是成竹在胸了。 此時太平軍石達開部三路大軍已分別進至大勝關內、秣陵關前和溧水城下，向榮不得不派頭號大將張國梁率一千六百人增援溧水，另派記名總兵江長貴部千余人馳援溧陽，孝陵衛向榮大營只剩下“不滿五千”的清軍，除去疾病、守營者，能派遣出戰的只有一千多人。 丙辰六年五月十一日（1856年6月17日，清咸豐六年五月十五日）夜，秦日綱部進逼仙鶴門，開始與江南大營王浚等部接戰，次日，石達開部自天京城西南繞至堯化門、仙鶴觀一帶，并布防黃馬群路口，將仙鶴門的王浚等部清軍和孝陵衛向榮大營分割為兩處，向榮急忙從溧水、丹陽等地調張國梁、虎坤元、張玉良等部回援，張國梁回到孝陵衛后和福興連夜布防青馬群，五月十四日，秦日綱、石達開和天京太平軍分4路猛攻江南大營，僅一晝夜就將向榮全軍擊潰，殺死副將巴圖，參將陳明志等，擊傷張國梁，向榮、張國梁等先退淳化鎮，繼而退入丹陽縣城堅守，就這樣，從太平天國定都后不久就一直威脅天京安全的江南、江北兩大營，都被太平天國擊破了。 這是一次震驚中外的大會戰，太平軍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清廷賴以“破巢擒渠”的三路大軍在旬日間土崩瓦解，對國家財政、軍需后勤至關重要的江浙財賦區暴露在太平軍面前，皇帝奕詝除了匆忙對戰敗將帥進行人事處分外，一時也想不出多少行之有效的應對之策，只能一面竭力在江北層層布防，防止“長毛逆賊”再度進窺京師，一面放手讓張國梁等一線將領各自為戰。 天京-鎮江戰役就這樣結束了，這次戰役，太平軍在楊秀清的高瞻遠矚下，打了一場令人眼花繚亂的大勝仗，而且這場勝仗，是在太平軍兵力并不占優勢、至少不占明顯優勢的情況下取得的。 楊秀清先是以快打滿，抓住清方判斷失誤形成的時間差，先后在鎮江、瓜洲兩地得手，繼而再以慢打快，利用清方急于搬回戰場形勢的心態，故意放慢回兵節奏，分散清方兵力，變“以勞打逸”為以逸戰勞，在后期的幾次戰斗中，兵力集中的太平軍總是能形成戰場上兵力的局部絕對優勢，最終將清軍各個擊破。 史學家公認，這場戰役的勝利，是太平天國軍事成就的頂峰，一些性急的人當時預言，通過這一戰，中國內戰勝負已定，決定命運的時刻業已過去了。 他們萬沒想到的是，決定此次中國內戰命運的時刻并沒有過去，而是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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