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毒不食子，而拐賣兒童犯罪案中超過一半是“親子親賣”
山東“地下產房”販嬰案中，獲救的37名嬰孩多是被親生父母自愿賣掉
舐犢情深是人的本性，把自己的親生兒女當做貨物來出售，于常人是無法想象的罪行，而這確確實實發生了。近日，山東警方破獲一起“地下產房”販嬰大案，共解救37名嬰兒。令人發指的是，這些嬰兒竟然大多是被自己的親生父母自愿賣掉。
而所謂的“產房”就設在山東濟寧市郊區一個廢棄工場內，且已成規模。根據警方介紹，通過各種渠道與該“產房”達成協議的孕婦，在臨產前從外地（主要為云貴川等省份一些比較偏遠落后地區）趕來待產，等到孩子生下來之后，再通過早已經聯系好的“產房”中間人，將剛剛生下來的孩子，賣給買方，女孩能賣6萬多，男孩8萬多。在賣給買方之前，這些被親生父母作為商品出售的孩子藏在一個鄉村廢棄的傳染病醫院的太平間里，以方便面、或者是撿來的菜葉為食。由于得不到有效的照料，幾乎所有孩子都存在健康問題。
“地下產房”現場找到了一名嬰兒。年幼如他，怎知自己是被親生父母賣了如此發指的罪行絕非個案，據統計，“親子親賣”在拐賣兒童犯罪中超過一半比例
拐賣兒童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影響了很多兒童的生活。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每年約有120萬兒童被拐賣，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拐賣兒童市場。
針對中國拐賣兒童犯罪高發勢頭，自2009年開始，公安機關開展打拐專項行動，通過出臺政策、多措并舉，拐賣兒童犯罪高發勢頭得到初步遏制。根據外媒去年年底的報道，打拐行動已摧毀1.1萬多個犯罪團伙，解救5.4萬余名被拐兒童。最高法的數據也顯示，2011年法院審結案件和判處刑罰的犯罪分子人數已呈下降趨勢。而另一方面，隨著打擊力度的加大，采取偷盜、哄騙、強搶等方式拐賣兒童的犯罪發案數量明顯下降，“親子親賣”在拐賣兒童犯罪中占較高比例。
這一特點不單在法院審理的拐賣犯罪案件呈現，相關調研也予以佐證。學者李春雷對2000 年以來媒體公開報道的133個拐賣兒童案例進行了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不論是團伙勾結還是單獨作案，有67起案件都是親生父母所為。其實在2010年左右，山東聊城連破重大販嬰團伙案，除了嬰兒均來自云貴川外，這些案件還有一個共同點：在那些偏遠地區的農村，有人為了牟利，將親子出售。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爭議。
比譴責、聲討更重要的，是探討這幕悲劇背后的成因
販賣兒童獲利極高，而傳統“貨源”緊缺，暴利驅使父母販賣親生子
拐賣婦女兒童近年已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最有利可圖的犯罪之一，僅次于毒品和軍火販賣業，對處于經濟貧困的人，誘惑極大。另一方面，隨著公安部門打拐力度的加大，傳統搶、偷、哄、騙等方式拐走幼童難度極大，而“親子親賣”處于半地下狀態（賣親生孩子的父母本身就在犯罪，不會去報案），公安機關往往不容易發現，使得“親子親賣”形成市場。
根據媒體報道，被父母販賣的小孩，主要流出地為在云貴川等省份一些比較偏遠落后的地區。以云南省文山州為例，其地處中國西南邊陲，山區和半山區占總土地面積的97%，許多村寨遠離鄉鎮，生活環境十分艱苦。廣南縣（文山州下轄縣）公安局局長譚俊分析暴利驅使父母“親子親賣”：“廣南很多家庭年收入不過三五百元，賣一個孩子幾千元對于那些赤貧的家庭來說，顯然是筆巨財。”流行語“一年一大肚，一年成個萬元戶”，指的就是有些人專門靠懷孕生孩子賣掉掙錢為生。而隨著“貨源”緊缺，叫價亦水漲船高，少則兩三萬，多則數十萬。再加上廣大農村地區居民居住分散，不容易被察覺，也為拐賣犯罪提供了土壤。
當然，除了為牟利外，確有一些家庭是屬于極度困難，無力撫養。此外，還有一些被“親子親賣”的孩子來自于非婚生子。
而法律長期疲軟讓買方無責、甚至有利無弊，市場需求不斷
構成拐賣兒童的三個環節包括出賣者、販賣者、購買者。對于那些不能生育、確有收養需求的購買者，很多時候，通過正規渠道從福利院收養條件苛責，難以滿足，而購買被拐兒童（特別是親生親賣的）即使被發現也無妨。
首先，中國《刑法》第241條雖規定“對于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在該條第6款又規定，“對被賣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撓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致使該條款執行起來效力偏軟。在司法實踐中，不說讓收買被拐賣兒童者入刑，甚至只要沒有虐待、阻撓解救現象，這種收買被拐賣兒童的行為都不會立案。
聊城被拐嬰兒無人認養送回買主家，而有家難回的遠不止他們其次，目前，公安機關主要有兩種途徑為孩子尋找親生父母：一是通過DNA庫進行數據比對。二是丟失兒童的父母在當地公安機關報案。這兩種途徑下，被親生親買的兒童，基本無法找到親生父母。同樣，在中國，這意味著他們仍舊只能繼續寄養在購買者家里。這樣一來很可能會給公眾造成“收買孩子不會受處罰”的錯覺，這種僥幸心理有可能會“鼓勵這種行為的發生”。
杜絕悲劇再次發生，需要在法律、制度等多方面努力
“打拐”先要“打買”，摧毀買方市場，才能徹底堵住“親子親賣”的源頭
按照經濟學觀點，沒有買方就沒有賣方。買方才是拐賣兒童犯罪的真正源頭，沒有買主，就沒有拐賣。杜絕悲劇再次發生，最關鍵還是摧毀買方市場，嚴懲買主。
而正如前文所分析，按照相關法律規定，中國長期以來，對于未干擾解救、未對孩子進行虐待的買主免于追究刑事責任。直到去年10月，《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正式提請全國人大審議，這一現狀有望得到遏制。在草案中，購買被拐兒童要立案，也需要在一定條件下承擔刑責。但嚴懲買主，顯然不止如此，除了依法從重從嚴給予打擊，讓買主人財兩失外，切不可再容許被解救的兒童無人認養就繼續留在買主家。
而另一方面，應該進一步完善收養制度，以便符合收養條件的群眾能夠通過正規程序從福利院收養到孩子，從而減少買賣兒童現象。根據民政部公布的數字，中國現有孤兒人數為61.5萬人，在官方福利院收養的孤兒僅占不到20%。所以對大多數家庭來說，從正規渠道領養，注定是一場漫長的等待。而在西方國家，收養孩子程序清晰明了許多，如果領養者滿足收養條件，通常就可以，在法國甚至一般6個月之內都會有答復。
貧窮不能作為販賣親生嬰孩的擋箭牌，對于賣方市場，更須嚴懲不貸
孩子本身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卻被當做商品一樣買來買去，且賣家還是自己的親生父母，這比普通的拐賣兒童、棄嬰等行為更加惡劣。而很長一段時間內，這種行為卻在罪與非罪、定何種罪的基本問題上徘徊。直到2010年3月《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出臺，首次明確以拐賣兒童罪論處。
首先，貧窮不是作為販賣親生嬰孩的擋箭牌，誠然，確實存在一些家庭是屬于極度困難，但解放前的崢嶸動蕩歲月相比，現在并非到了必須賣兒鬻女階段。而根據中國《刑法》，拐賣兒童罪量刑方面，沒有其他特殊嚴重情節拐賣數量又達不到三人，最高刑期就只有10年。對于這種以牟利為目的賣子、挑戰社會倫理底線的行為，應考慮必從重從嚴懲處。
家庭年收入不過三五百元的云南廣南，賣掉自家孩子換錢見怪不怪更進一步說，打擊拐賣的根源，還需要國家切實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讓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脫貧致富，安居樂業，才能根除拐賣犯罪的土壤。
要鏟除罪惡土壤，還需要更完善的制度托舉
當然，打擊拐賣兒童犯罪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單靠法律、警力打擊就能解決得了，還需要更完善的制度托舉。
例如，針對“被解救的兒童無人認養就繼續留在買主家”這種所謂“無奈”之舉，政府應設法建立相應的“親子親賣”兒童救助中心，將被解救出來的嬰兒在無人認養前放在該中心里撫養，徹底清除其與買家“父母”的種種聯系。唯有這樣才可從根本上斬斷“親子親賣”兒童的“產業鏈”，達到拯救拐賣兒童、杜絕拐賣兒童案發生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