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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警示著以色列人、尤其是國防軍 20世紀50年代，以色列議會先后通過數個法案，將每一年的猶太歷尼散月27日（公歷4月）設定為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日，并在赫茲爾山上建立一個國立的紀念館，將之命名為“大屠殺殉難者和英雄紀念館”。支持建館的以色列議員帶有明顯的塑造國民精神以保障國家安全的考量。在眾多學者的組織下，大屠殺紀念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關于大屠殺的教育和研究中心之一。半個世紀以來，紀念館一直在搜集與大屠殺相關的證據，積累了極其豐富的圖片、文獻、音頻等資料。大屠殺紀念日之后，緊接著就是以色列的陣亡將士紀念日和獨立紀念日，而且這三個紀念場所都在以錫安主義之父赫茲爾命名的山上。 數十年來，有關大屠殺的教育和紀念已經在以色列社會廣泛、深入開展。從基礎教育開始，以色列青少年就會在不同階段接受相關課程。大屠殺紀念日尤其是以色列最神圣的日子之一。在這一天，以色列舉國肅穆，警笛長鳴、行人止步、車流停歇，所有餐館、咖啡廳和娛樂場所都會關門歇業。在大屠殺紀念日前夕，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會率領總參謀部成員以及其他高級軍官，親臨大屠殺紀念館舉行高層會議，以表達保衛以色列和全球猶太人的決心和使命。這已經成為以色列國防軍的一個傳統。并且幾乎每一個士兵參軍后都會被帶到紀念館接受相關訓導。紀念館設有專門的“以色列國防軍和安全服務部”，由國防軍提供專門團隊擔任指導和講解。 可以說，大屠殺紀念館時刻警示著以色列人、尤其是以色列國防軍：在沒有國家和權力的狀態下猶太民族將會遭遇怎樣的悲慘境遇。它所強調的是錫安主義事業的正當性和以色列國對猶太民族安全的重要性，從而推動以色列人形成強烈的國家認同以及個體責任意識。 影響以色列的安全戰略文化 以色列領導人也常常將紀念歷史悲劇與應對當下的安全威脅相關聯。在近年來的大屠殺紀念日上，經常被以色列領導人提及的就是致力于發展核技術的伊朗。在2012年大屠殺紀念館舉行的紀念儀式上，以色列總統佩雷斯稱：“我們必須從納粹大屠殺歷史中吸取教訓，并在時間太晚之前對生死存亡的威脅做出強有力的應對。伊朗就是這種威脅的中心?！倍偫韮人醽喓鷦t稱：“那些認為伊朗威脅只是幻想或者被夸大的人們，沒有從納粹大屠殺中學到任何東西。像那時一樣，今天還有人想要毀滅數百萬猶太人?！迸謇姿购蛢人醽喓謩e來自以色列左、右陣營，他們的認知代表并體現了以色列社會的共識。在2013年的大屠殺紀念活動上，內塔尼亞胡則表達了以自助的方式解決伊朗核危機的決心。他說：“我們欣賞國際社會為阻止伊朗核計劃所做的努力，但我們無論何時都不會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其他國家，哪怕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通過這些歷史教育和體認，大屠殺歷史教訓深深地影響了以色列國防軍乃至以色列社會，進而影響著以色列的安全和戰略文化。對集體滅絕的恐懼以及捍衛群體生存的緊迫感，成為猶太民族心理的重要特征。而以色列狹小的疆域，更加劇了此種安全焦慮。“以色列經受不起一次失敗”，這樣的意識在建國之初就已經在本-古里安等領導人心中扎根。一旦出現嚴重的安全威脅，以色列社會“從最壞處著想”的心理就會迅速抬頭，將時下面臨的嚴重威脅與納粹大屠殺相提并論，促使以色列通過追求和使用權力來減輕恐懼。因此維持以色列在中東的軍事優勢，在以色列安全戰略中處于核心位置。 大屠殺經歷還推動以色列傾向于采取進攻性的強硬路線。2003年，三架以色列戰機不顧波蘭政府反對，強行飛越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此舉在以色列受到廣泛贊譽。筆者曾與一名大屠殺幸存者交談。這名幸存者曾長期擔任以色列國防軍飛行員，先后參加過五次戰爭。他非常認可以色列空軍的舉動，認為此舉顯示猶太人已成為有權力、能自衛的民族，不再任人宰割。大屠殺幸存者及其后裔往往在安全問題上更加敏感和強硬。這名幸存者就認為伊朗核問題對以色列的生存構成致命威脅，主張在必要時對其發動軍事打擊。除了此種顯示力量的象征性行為，以色列國防軍在應對來自周邊激進勢力的暴力活動時，也往往不顧國際社會的廣泛反對而重拳出擊，有時難免因給巴勒斯坦帶來慘重傷亡和破壞而廣受責難。 對外交往的重要內容之一 此外，參觀大屠殺紀念館也是以色列與他國交往的重要內容之一。外國政要訪問以色列時，往往會應以色列的要求前往紀念館悼念死難者。通過此類悼念活動，以色列可以獲得別國在政治和安全事務上的同情和理解，以減輕國際社會在巴勒斯坦等問題上對以色列的壓力。一些外國政要也經常借悼念大屠殺死難者之機展現對以色列安全的關切和支持，甚至出臺一些實際的舉措。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多次參觀大屠殺紀念館，在此發表過強烈支持以色列的演說，并在此宣布以低價向以色列出售四艘先進潛艇。2012年美國參聯會主席鄧普西訪問以色列以協調美以在伊朗核問題上的步調，期間他也訪問了大屠殺紀念館，并在此保證說，美國會與以色列共同努力，絕不讓大屠殺這樣的悲劇重演，并在紀念館留言簿上寫下“美國承諾確保以色列安全”等字樣。 當然，以色列國內對大屠殺記憶與以色列安全之間的關聯有多種看法。比如，左派擔心此種創傷記憶會導致以色列在安全問題上反應過度，甚至顯得歇斯底里。他們主張大屠殺記憶應受尊重，但反對將其與當下的安全環境進行錯誤類比而政治化利用，反對透過大屠殺棱鏡去認知安全環境。 ?。ㄗ髡邽樯虾Ｉ缈圃簢H關系研究所副研究員，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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