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國與杭州佛教

吳越國三代五王都篤信佛教，以"信佛順天"為信條。佛教也滲透到吳越國方方面面，全國從上到下崇尚佛教。吳越國統(tǒng)治時間不到百年，但興佛教、建佛寺卻超過了杭州歷史上的所有朝代，建有150多座寺院和數(shù)十座塔幢，吳越國也成為盛況空前的"東南佛國"。這也標志著吳越國的平安與繁榮。

吳越國時期杭州的佛教文化

杭州的佛教文化，始于兩晉，盛在吳越。吳越時杭州有"東南佛國"之稱。吳越佛教對杭州文化的發(fā)展影響甚大，后世有關(guān)西湖的諸多名勝古跡，神話傳說，莫不與此有關(guān);并且流傳到日本、朝鮮，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來。

五代時期的中國南北分裂，中原五代更迭，南方十國割據(jù)，兵革時興，社會動蕩，尤以北方為甚，北宋歐陽修說:"于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五十三年間，易五姓十三君，而國亡被弒者，長者十余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出現(xiàn)"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的混亂局面。南方的吳越國，由于歷代諸王采取"保境安民"，"網(wǎng)羅人才"等國策，實施興修農(nóng)田水利，獎勵生產(chǎn)，發(fā)展海上貿(mào)易等有利民生的改革，使國境太平，社會安全，經(jīng)濟發(fā)展。

吳越國京城杭州，寺院林立，寶塔遍布，梵音不絕。《咸淳臨安志》說:"九廂四壁，諸縣境內(nèi)，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十四州悉數(shù)數(shù)之，不能舉目矣。"

吳越國時，在杭州創(chuàng)建和擴建的寺院，有據(jù)可查的就不下200所。現(xiàn)在我們所熟知的一些著名佛寺大都與吳越國有關(guān):如靈隱寺，建于東晉咸和元年(326)，至五代吳越時，已頹廢傾圯。錢弘俶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特邀延壽禪師到杭州靈隱寺主持復興工作，重建殿宇。經(jīng)擴建，有九樓十八閣，七十二殿，共計1300余間，加以四面圍廊，自山門繞至方丈，左右相通。靈隱寺因而中興。下天竺寺，原由東晉時印度高僧慧理禪師創(chuàng)建，唐末遭兵火。錢繆于舊址改建五百羅漢院。中天竺，由印度名僧寶掌禪師于隋開皇十七年創(chuàng)建，錢弘俶于太平興國元年(976)擴建，改名崇壽院。新建的大批佛教寺廟，至今猶在的有:凈慈寺，為五代后周顯德元年(954)錢弘俶所建，原名慧日永明院。寺院建成后，迎請衢州道潛禪師來寺居住。道潛奏請雷峰塔地下宮殿中的十六尊銅鑄羅漢移到凈慈寺供奉，擴建羅漢堂等。宋建隆初，延壽禪師從靈隱到凈慈，共住15年，建樹頗多，寺廟也因此成為西湖南山的名剎。鳳凰山南麓的梵天寺，是唐天佑元年(904)錢镠造的，初名南塔，曾建高大木塔一座，迎來寧波阿育王寺的佛舍利在此供奉。寺塔造至第三層，就覺得搖搖晃晃，不敢再造第四層。有人請教當時的著名建筑家喻皓。經(jīng)他點撥:第一層都鋪上木板，然后把木板釘在木梁上即可。按法做去，果如所言。其他如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靈峰的靈峰寺、南高峰的榮國寺、天竺山的上天竺寺、紫陽山的寶成寺、月輪山的開化寺，以及海會寺、昭慶寺、瑪瑙寺、清漣寺等等，都是吳越國時建造的。

吳越國寺塔之盛，為南方諸國之首。

杭州在吳越時所建的寺塔，現(xiàn)在尚在的有六和塔等4座。六和塔在錢塘江邊，月輪山南側(cè)，于宋開寶三年(970)，吳越王錢弘俶請延壽禪師主持建造，用以"鎮(zhèn)"錢江潮。塔高九級，50余丈，頂上裝燈，賴以導航。塔中空，可登高觀潮。北宋宣和三年塔毀，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重建。寶石塔在寶石山上，據(jù)說錢弘俶入宋，其舅吳延爽為祈禱保佑錢俶平安歸來而建，初名應天塔，后改稱保俶塔。雷峰塔在南屏山回峰上，又名西關(guān)塔，吳越國王錢弘俶之妃黃氏于太平興國三年八月錢弘俶進京前所建，故稱黃妃塔。此塔原擬建高1000尺的十三層寶塔，用來供藏佛螺發(fā)髻和八萬四千卷經(jīng)，后因財力不濟，準備造七層;又信風水家言，只造了五層。以磚石為心，外建木構(gòu)樓廊。后木欄毀，僅存塔心。于1924年9月25日下午1時半倒坍。因它同流傳的美麗的神話故事白蛇傳有關(guān)，人們至今還十分懷念。閘口白塔，用白石砌疊，仿木結(jié)構(gòu)建筑，八面九層，塔身雕刻精細，為難得的建筑藝術(shù)品。另外，當時杭州的寺塔還有多處，如南、北高峰塔，南北對峙，可登塔遠望，"觀錢江如帶，瞰西湖如環(huán)"。可惜早已傾圯。又如靈隱、凈慈、報恩、光孝等寺內(nèi)還有鐵塔，用生鐵鑄造。現(xiàn)靈隱寺前冷泉亭邊尚存一鐵塔，可惜不知是何時的遺物。這一時期所建的寺塔，因鑒于木材易火，改用磚石，其結(jié)構(gòu)仍模仿木塔，但附加雕刻，這是此時寺塔的特色。

吳越國歷代諸王都熱心奉佛護法，廣度僧尼，為佛學崛起創(chuàng)造條件。

吳越國諸王對高僧法師都十分尊重，授以紫衣、法號，還常去問法，甚至一些政務上的疑難之事也去請教他們。同時，請他們廣授戒法，"教化"民眾。如錢弘俶請道潛禪師到王府授菩薩戒，一次就有幾千人受戒，連錢弘俶本人也受了戒。開寶七年(974)延壽再次去天臺傳菩薩戒，求受者約萬余人。他在永明院時，有3000多人從他學佛。從此，杭州僧尼劇增，一些大寺廟常住僧眾數(shù)千人。

當時佛教界研習佛學的風氣很盛，其中禪宗、天臺宗、律宗等都有較大成就，出現(xiàn)了一批出類拔萃的高僧和佛教學者。

神宗是唐以來流傳最廣的一個佛教宗派，至五代，已分化為溈仰、臨濟、曹洞、云門、法眼五家，佛教史上稱為"一華五葉"。其中以法眼宗在杭州影響最大。法眼宗創(chuàng)始人文益禪師(885-958)，出生于杭州余杭，7歲出家為僧，曾在明州(寧波)阿育王寺、福州三峰山等地參學修禪。后來到福建漳州，得到高僧羅漢桂琛的指教，長進很快，并吸取云門和曹洞兩派禪法簡明、細密的特點，創(chuàng)立了獨自的家風，深得南唐元宗君主的尊重，迎請他住金陵報恩寺，傳化佛法。他死后，南唐君主謚法眼法號，從此他所創(chuàng)的一家被稱為法眼宗。當時，杭州研習修持法眼宗的人很多，其中繼承和光大他學說的主要有德韶、道潛、延壽等。他們弘揚法眼宗教法甚為得力，跟從學習的常有幾千人，同時也得到吳越王的尊敬和厚待。如德韶被命為國師，王府中的顯貴也常與他住來。

天臺宗為南朝智顗創(chuàng)立于天臺山，后成為我國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經(jīng)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的兩次"滅佛"運動，典籍散失，后繼乏人。吳越國王錢弘俶采取德韶的建議，遣使臣去朝鮮、日本，請回天臺宗教籍，從此，天臺宗得以中興。吳越國時，研習天臺宗較有成就的主要有皓端、宗季、義寂、義通等，并都有多種天臺宗論著行世。

關(guān)于律學，有南山律一派在浙江流傳。著名的高僧有元表、贊寧等。元表律師原在長安西明寺參與法寶的講席，廣明中(880)來浙江宣揚南山律鈔，杭州等地佛教學者紛紛前去聽講，其門人景霄深得奧理，著《簡正記》二十卷，幾經(jīng)宣揚，形成了南山正宗。不久，西安法寶的高足慧則(835-908)亦來浙傳授律法，影響頗大。其門人贊寧(910-1001)精研律學，很有造詣，被稱為"律虎"，曾被任命為吳越國的僧統(tǒng)，主管全國僧眾和宗教事務。他對宏傳南山律宗貢獻很大。

吳越時期由于崇尚佛教，當時的高僧得能博涉各宗，對各宗派理論廣為研究，加以融會貫通。如延壽禪師，對天臺、賢首、慈恩等教義都深有研究，他在凈慈寺寫成的《宗鏡錄》一百卷，羅列了各宗的學說，用以論證自己提出的理論。又如皓端、義寂等都是天臺宗的大師，對律宗的教理很有研究，并將兩宗會通為一體，提出自己的見解。這些高僧著書立說，將自己畢生的研究成果廣傳后世。延壽禪師的《宗鏡錄》，全書約有80余萬言，引證了大乘經(jīng)120種，諸祖語錄120種，賢圣集60種，共計300余種，保存了許多寶貴的文獻，為后世研究佛學提供了可貴資料。

由于佛學研習的盛行，很多學者還牽合儒家的經(jīng)典來解釋佛典，使儒者在思想上、修養(yǎng)上更多地受到佛教思想影響，宋代的理學即由此而崛起。

五代的佛教藝術(shù)，整體上并無大的發(fā)展，但仍有不少成就，對后世影響較大。

吳越國的石窟藝術(shù)，在杭州主要有慈云嶺等5處。慈云嶺在玉皇山東麓，原為登玉皇山必經(jīng)之路。在慈云嶺南坡石壁間，有五代后晉天福七年( 942)吳越國王錢弘佐所鐫造石窟兩龕。主龕內(nèi)共七尊雕像，中間為阿彌陀佛，身披袈裟，右肩袒露。左側(cè)為觀世音菩薩，右側(cè)為大勢至菩薩。三尊雕像均結(jié)跏跌坐，下有蓮座、須彌座，背后均有背光和頂光。兩菩薩兩側(cè)又有兩尊菩薩立像，再外側(cè)為金剛立像，身披鎧甲，右手執(zhí)長柄寶鉞，威風凜凜。龕內(nèi)石壁鐫有"飛天"，面向阿彌陀佛背光;飛天外側(cè)為人首鳥身之伽陵頻伽鳥，佛經(jīng)稱為"好聲鳥"。龕楣鐫有"七佛"，全結(jié)跏跌坐，蓮花座下，祥云冉冉。左側(cè)為文殊騎獅雕像，右側(cè)為普賢騎象雕像，下又有兩侍者，恭立左右。主龕右，另有小龕，中為地藏王菩薩，右腿盤屈，左腳踏蓮花，光頭大耳，恬靜安樣，左右兩尊為閔閣老及其子道明像，龕楣鐫"六道輪回"浮雕，這是杭州五代造像規(guī)模最大的一處，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石窟藝術(shù)。煙霞洞造像在南高峰下，洞內(nèi)有石雕十六羅漢像。據(jù)《淳祜臨安志》記載:"吳越王錢氏，忽夢僧告云:'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夢覺，訪得煙霞洞有六羅漢，遂別刻一十二尊，以符所夢。"正面洞壁三世佛坐佛、四尊協(xié)侍菩薩像以及洞右孔雀明王等，也是吳越國時所鐫。另外，還有石屋洞周圍刻的五百十六羅漢像、天龍寺阿彌陀佛三龕造像、飛來峰射旭洞內(nèi)的彌陀、觀音、大勢至三尊小佛像，也都是吳越國時雕鐫。

吳越時僧眾中有詩、畫名家。如畫羅漢的名畫家貫體、蘊能。貫休( 832-912)婺州蘭溪人，7歲出家。他的書畫都十分精絕。草書被人稱作"姜體"。善畫羅漢，胡貌梵相，龐眉大眼，豐頤降鼻，形象奇特。現(xiàn)杭州孔廟內(nèi)尚存他畫的羅漢刻石十六方。刻石原在至圣因寺內(nèi)，清乾隆南巡，看到此碑，贊口不絕，井親筆修改名號，題寫贊詞。

貫休不儀能書畫，且工詩，他的詩多警句，膾炙人口，在當時文學上有一定影響。有《禪月集》行世。宗季禪師，住龍興寺，與羅隱為莫逆之交，曾有200多首酬茶詩。匯征有詩文集七卷，希辨有雜文一百三十卷。

雷峰塔倒坍時在塔磚磚心中發(fā)現(xiàn)的陀羅尼經(jīng)卷，是宋開寶八年(975)錢俶時所刻，此經(jīng)卷印刷數(shù)量多，版面清晰，用紙講究等，反映了吳越祟佛的風氣，同時也反映了當時高超的印刷技術(shù)。

朝鮮在高麗王朝時期，佛教也很興盛。據(jù)《佛祖近載》卷二十六載:杭州永明寺智覺延壽撰《宗鏡錄》一百卷及詩偈賦詠千萬言，傳至海東，高麗光宗王看后大為贊賞，派遣使者來華遞送書信，行弟子禮，并贈送金縷袈裟、紫晶數(shù)珠和金澡罐等。高麗禪師智宗等36人，也先后來到吳越，親承印記，歸國后各化一方，盛傳法眼禪法。

當時中國經(jīng)唐武宗毀滅佛教及唐末五代戰(zhàn)亂之后，佛教典籍頗多散佚，而高麗國保存中國典籍甚多。四明沙門子麟于后唐清泰二年(935)往高麗、百濟等國求天臺教籍，受到高麗國的接待，并遣使李仁日送師西歸吳越。(《佛祖統(tǒng)記》卷二十二)嗣后錢弘俶又聽取天臺義寂之言，于宋建隆元年(960)遣使致書以50種寶向高麗求取教典。翌年(961)，高麗光宗王遣僧諦觀奉諸教籍來到吳越，親聽了義寂講授教觀法門，心悅誠服，拜義寂為師，留居天臺螺溪義寂門下10年，后在此圓寂。著有《四教儀》一卷，為天臺宗名籍。天臺宗第十六祖寶云義通，原是高麗人，出家受戒后專心研習《華嚴》、《起信》:后晉天福間(936-943)來中國，拜德韶為師，后又跟從義寂學天臺教典很久，精通天臺教理。后欲經(jīng)四明(今寧波)泛海回國，四明郡守錢惟治(錢弘俶之子)向他請教佛法心要，又請他為菩薩戒師，留他在當?shù)睾敕āＡx通在浙東弘揚佛法教觀20余年。北宋時天臺宗杰出的高僧知禮、遵式都是他的學生。當時跟他學天臺宗的人很多，對浙東影響很大，為中朝文化交流作出貢獻。宋端拱元年(988)圓寂。

五代吳越國與日本的來往也很頻繁。宋建隆元年(960)，錢弘俶遣使備金向日本求寫天臺教籍，使天臺宗章疏復還中土，并使天臺宗在吳越復興。不少日本僧人來吳越參學和朝禮名山。如裔然和他的徒眾成算、嘉因等6人于宋太平興國八年(983)乘宋人陳仁爽商船來到臺州。翌年( 984)入京拜見太宗，進獻方物，蒙存撫甚厚，并賜紫衣及法濟大師號。

吳越國佛教發(fā)展的主要特點

著名學者湯用彤指出:"隋唐以后，外援既失，內(nèi)部就衰"，佛教僅存軀殼。"五代之世實六朝以來佛法極衰之候"，但"錢氏歷世奉佛，今日西湖上佛寺眾多與其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而宋初之名僧多所庇翼"。另有學者也認為:"唐末五代，隨著文化逐步向南轉(zhuǎn)移"，佛教中心也在往南遷徙。在此過程中，"吳越諸王以杭州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這一地區(qū)逐漸成為佛教的一大中心"。佛教史家對吳越國時期的杭州佛教發(fā)展多有關(guān)注，具體分析卻較鮮見。本文擬在前賢研究之上，分析杭州佛教發(fā)展的背景、特點及其原因，進而探索重心南移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吳越歷代國王無不尊崇佛教，杭州作為其都城，佛教發(fā)展迅速，呈現(xiàn)全面繁榮之勢，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1.寺院建設(shè)數(shù)量繁多，發(fā)展態(tài)勢前所未有

"杭之俗，佛于錢氏結(jié)廬遍人境。""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據(jù)《咸淳臨安志·寺觀》載，南宋末年杭州城內(nèi)外寺院總計496所，能夠確定創(chuàng)建時期的有398所，其中錢镠統(tǒng)治之前20所，錢氏統(tǒng)治期間230所，北宋9所，南宋139所。南宋臨安府下轄七縣，寺院總計281所，能夠確定創(chuàng)建年代的有255所，其中錢镠統(tǒng)治之前81所，錢氏統(tǒng)治期間141所，北宋4所，南宋29所。據(jù)此可見，杭州寺院"創(chuàng)于錢氏者十(有)五六"。

《咸淳臨安志》成書于南宋末年，創(chuàng)建于吳越時期的寺院，經(jīng)三百余年變遷，有的已經(jīng)圮廢湮滅，所載情況或有缺失，但吳越時期杭州佛教的發(fā)展速度和繁榮程度仍可由此窺見一斑。

顯德二年(955)五月，周世宗下詔限佛，令諸道州府縣鎮(zhèn)村坊，寺院"無敕額者，并仰停廢"，"是歲，諸道供到帳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是時，"檢杭州寺院，存者凡四百八十。"杭州一城寺院之數(shù)，竟達全國寺院總數(shù)的17.82%，由此可見杭州佛教勢力和發(fā)展盛況在全國所占的比重與地位。

2.禪宗各派交替興盛，佛教諸宗均有發(fā)展，吳越時期，杭州佛教禪學最興。初期，溈仰宗、曹洞宗、臨濟宗均有僧人活躍于此。溈仰宗慧寂禪師弟子文喜，錢镠請住杭州龍泉廨署;靈佑禪師弟子洪諲法嗣令達，"于兩浙大行道化"。曹洞宗道膺禪師弟子自新，錢镠"造應瑞院居之";本空禪師，住杭州佛日寺。臨濟宗黃蘗山希運禪師弟子楚南，被錢镠延請下山供施。吳越國中期，雪峰禪師弟子在杭日漸活躍。

釋道怤，"崇論閎議，莫臻其極"，錢镠"欽慕，命居天龍寺"，錢元瓘"創(chuàng)龍冊寺，請怤居之，吳越禪學自此而興"釋靈照，高麗國人，"得心于雪峰"，錢弘佐造龍華寺，命其住持。悟真大師，"自得雪峰心印"，居杭州西興鎮(zhèn)化度院，法席大興，"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師號"。

吳越中期以后，法眼宗日漸興盛，呈一統(tǒng)吳越之勢。文益弟子道潛，錢弘俶"造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以居之"，頗加優(yōu)禮。文益弟子慧明，弘俶"造大報恩寺，請以住持"。延壽禪師，"錢氏最所在時"重創(chuàng)靈隱寺"，命主其事。

除禪宗外，律宗、天臺宗也有發(fā)展。希覺律師"盛揚南山律"，唐末關(guān)中喪亂，避地江表，"徙于杭大錢寺，文穆王(錢元瓘)造千佛伽藍，召為寺主"，"四方學者騁騖而臻"。贊寧"習四分律，通南山律"，"多毘尼著述，謂之律虎"，"又為兩浙僧統(tǒng)。"

會昌以后，天臺頹敗，在錢弘俶和德韶禪師的支持下，海外求典，得以復興。釋晤恩"聞天臺三觀六即之說，冥符意解"，造訪錢唐慈光院志因師，通達《法華》，講貫彌年，"使《法華》大旨全美流于代"。

3.佛教儀軌備受重視，佛學義理鮮有進展吳越時期杭州佛教發(fā)展注重儀軌，法會道場眾多，經(jīng)幢造像林立，佛教儀式隆重。釋可周，"受杭州龍興寺召開演，黑白眾恒有半千"，錢镠"命于天寶堂夜為冥司講經(jīng)，鬼神現(xiàn)形扈衛(wèi)，往往人覩焉。"釋彥偁也為錢镠知重，"每設(shè)冥齋，召行持明法"。

本時期杭州建立了大量經(jīng)幢，造像。經(jīng)幢著名者如錢镠時期所建的竹林寺經(jīng)幢、大錢寺寶幢、福慶庵石幢、水月寺幢、招賢寺幢、觀音尊勝幢，錢元瓘時期所建的天竺日觀庵經(jīng)幢、化度禪院經(jīng)幢、錢弘俶時期所建的梵天寺經(jīng)幢、奉先寺經(jīng)幢、西蓮瑞相院寶幢、虎跑寺經(jīng)幢、超化院塔幢等造像著名者則有石屋洞羅漢像，靈隱山千佛洞，天龍寺石窟佛像等。

除此之外，吳越國王還迎引舍利，興建佛塔，抄經(jīng)建藏。貞明二年(916)，錢镠命弟錢鏵"率官吏僧眾詣明州鄮縣阿育王寺，迎釋迦舍利塔歸于府城，仍建浮圖于城南以致之"。開運元年(944)，錢弘佐"遣僧慧龜往雙林開善慧大士塔"，迎舍利靈骨諸物，"至錢唐安光冊殿供養(yǎng)，建龍華寺，以其骨塑大士像"。乾德四年(967)，錢弘俶"迎阿育王舍利歸南塔寺奉之"。著名的功臣塔、寶石塔(保叔塔、保俶塔)、白塔、六和(合)塔、雷峰塔，南高峰塔、北高峰塔、崇化寺西塔等均建于此時。除此之外，杭州還建立了大量中小佛塔，以安放圓寂名僧舍利，很多后來發(fā)展為塔院，成為寺院創(chuàng)建的另一途徑。錢弘俶還"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中藏《寶篋印心咒經(jīng)》，布散部內(nèi)，凡十年而訖功"并"以五百遣使者頒日本"。錢弘俶還"建《大藏經(jīng)》五千四十八卷，碧紙銀書，每至佛號，則以金書。牙簽銀軸，制甚莊嚴"與佛教儀式備受推崇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佛教義理鮮有進展。杭州高僧中擅長佛教義理者以德韶及弟子延壽最為突出。德韶主張"佛法現(xiàn)成，一切具足"，"事無不通，理無不備"，作偈"通玄頂峰，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對其師文益的"一切現(xiàn)成"說略有發(fā)展。延壽的佛教思想主要集中于其《宗鏡錄》和《萬善同歸集》中，前者主張禪教一致，后者講述禪凈合一，豐富了禪宗的理論和實踐，對宋明禪學演變具有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