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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1923年—），新加坡華人，新加坡前總理（開國元首）、曾任國務資政以及內閣資政。祖籍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新加坡萊佛士學院畢業。 任何一個政權、任何一個宗教、任何一種思想都無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設想重塑世界。——李光耀 2013年6月19日，一場強度史無前例的霧霾襲擊了新加坡，讓島國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當晚10時，空氣污染指數達到320；次日中午，污染指數繼續飆升，一度達到371，官方稱這是新加坡有史以來最高的空氣污染水平，總理李顯龍要求民眾盡量呆在屋里，避免長時間的戶外活動。在此之前，新加坡的空氣污染指數最高紀錄為1997年的226。根據國際標準，空氣污染指數（PSI）達到200為“非常不利健康”，達到300則為“危險”。不過，霧災的罪魁并不在新加坡，而在鄰國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的農民和油棕園主趁著干旱季節燒芭蕉林開辟土地，煙塵一路飄到了新加坡。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那次嚴重的污染同樣源自印尼的林火，當時，東南亞多國共有20萬人因霧霾生病。這場災難推動東盟通過了一項遏制空氣污染的協議，但印尼至今未在該協議上簽字。 再度遭受“無妄之災”，讓新加坡政府和民眾憤怒不已。新加坡環境及水源部長在記者會上稱：“新加坡人已失去耐心，我們不得不生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公司有權污染空氣，讓新加坡人的健康和生活受損。”同日，新加坡環境局局長率代表團前往印尼，與印尼官員展開緊急會談，要求印尼盡快撲滅蘇門答臘林火。不過，面對新加坡的抱怨，印尼方面的反應卻極為冷淡甚至有些不耐煩。一位政府部長對媒體稱“印尼民眾也是受害者，也需要照顧”、“新加坡不該像個孩子一樣，大驚小怪”，他還對新加坡一直以來在環境問題上的不依不饒頗有微詞：“他們那里的人，空氣好的時候什么都不說，偶爾有個霧霾就開始抱怨個不停”。
新加坡和印尼在這個問題上的爭執，很容易被歸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環境“口水仗”的又一個實例。我們熟知的情節是，發達國家指責發展中國家為發展經濟不擇手段，肆意破壞環境，殃及他國；發展中國家一方面不愿意因為環境問題影響發展速度，另一方面指責發達國家將發展過程中欠下的“環境債”轉嫁出去，又在需要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以應對環境問題時表現得“沒有誠意”。霧災發生后，印尼政府曾反擊稱在蘇門答臘開設種植園的新加坡企業也應該承擔責任；而當新加坡表示愿意協助對抗林火時，印尼則不甚感冒：“如果只是50萬美元的話，我們還是用自己的預算吧”，那位政府部長的不屑回應充分表達了其對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在環境問題上“居高臨下”做派的不滿。 印尼的冷漠代表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種普遍心態，不過，新加坡似乎不應該承受通常加諸于發達國家身上的那類指責。姑且不論其跨入這一陣營只有幾十年時間，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在崛起過程中，并不曾以犧牲本國或周邊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發展成果，“花園城市”也不是“發達”了之后以重金裝飾起來的“門面”，而是與工業化、現代化并行不悖的創舉。實際上，在起步時期，新加坡的領導者們就意識到，以島國的規模和承載力，若不能維持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任何發展成果終將失去意義。李光耀在憶及防治污染的初衷時曾說：“我們就只是一個彈丸小島，如果我們處理不當，就會深受其害。”新加坡的脆弱性迫使政府從一開始就排除了“先發展再善后”的模式，同時也促使其在工業化初期就下定了打造清潔與綠化城市的決心。在其后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在沒有留下任何環境“欠債”的情況下，新加坡實現了從第三集團到第一集團的跨越。對優質環境的關注和珍視，就像對經濟成功的追求一樣，已經深入新加坡的制度、規范及普通民眾的理念之中。新加坡人如今在環境問題上的“嬌貴”及與區域內其他國家的格格不入，正緣于其擁有一個完全“潔凈”的發展歷程和發展方式。
環境保護問題從來都是說來容易，做來困難，在面對經濟利益的誘惑時更是如此。作為踐行環境與發展兼顧這一“平衡道路”的典范，新加坡起步時曾十分艱難。獨立初期，連片的棚戶區垃圾遍地、蚊蟲肆虐，缺乏像樣的衛生設備；市區則擁擠不堪，兩岸傾倒的垃圾生生將新加坡河變成了一條臭水河。更緊迫的是，破敗的城市和龐大的失業人口帶來的壓力，亟需通過發展工業加以緩解。在這種情況下，得益于領導者的長遠眼光，新加坡抵擋住了放任式發展所伴隨的經濟誘惑，堅守自己的環境標準。當時，李光耀親自監督環境課題，以確保部長和其他政府官員們都能認真對待這個重大挑戰。有了從上至下的強烈意愿，新加坡得以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過程中從容地規劃，以規避可能產生的環境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高昂善后成本；同時，政府還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預防和懲戒制度，確保在環境保護領域做到有錯必究，有究必果；此外，廣泛而持續的環保教育，則使保護環境內化為個人及組織行為中的固定維度。 在環境保護這個議題上，存在著這樣一種基本共識：環境質量關系所有人的切身利益，環境保護本質上是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問題。這個共識無疑道出了環境問題影響的廣泛性及環境保護的普遍重要性，因而能夠凝聚人心、團結力量。不過，環境問題微妙的另一面，卻可能被這個共識遮蓋。在特定的時空范圍內，我們固然呼吸著同樣的空氣，喝著同樣的水，吃著相似的食物，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每個人與環境都有著同樣的交集。設想一下，如果環境遭到了破壞，空氣、水、食物都受到了污染，那么必然會出現這樣一種結果：一部分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及占有的資源為自己創造一個相對舒適、無害的環境，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選擇逃離目前的環境；另一部分人無力改變現狀，只能選擇默默承受，最后成為環境惡化的第一批犧牲品。這個設想雖然殘酷，卻正在世界上的不同角落變成現實。問題的關鍵在于，環境作為一種最基礎的公共物品，如果被置于一種無人看管的狀態，任由權力、金錢等進行支配，最終必然會淪為兩極分化的又一個領域。并且，由于其基礎性，必然會在更大程度上加劇一個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給社會公平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這就是環境問題的另一面，即環境的“政治性”。 新加坡的領導者們很早就意識到了環境問題的微妙之處。從長遠意義上說，島國的彈丸之地若不善加保護，新加坡人就會失去賴以生存的家園，新加坡甚至會從地圖上消失。這種“同呼吸、共命運”的基調，對于喚起民眾的環保意識，集聚民眾的行動力量，作用巨大。不過，作為新加坡的管理者，早期的行動黨領袖們還看到了另一個更為緊迫的問題：如果不能迅速地改善環境，新生的國家就有走向分裂的危險。殖民地時期的新加坡，政府只讓城市的某些地區享有清潔和綠化的環境，而其他地區則棄之不顧。島上到處都是貧民窟、馬來村落，沒有溝渠、沒有下水道、沒有廁所，有的只是一些暴露在外的臭水溝。到了60年初，新加坡的基本面貌并沒有多大變化。對于承諾“平等”、“公平”并因做出這種承諾而取得執政地位的人民行動黨而言，改善環境已經刻不容緩。李光耀在回憶當初的情形時說：“當時我認為，其實到現在我還是這么認為，如果我們不能打造一個全島皆清潔的社會，那我們將會有兩個階級的人民：一個來自上層、中上層和中層階級，居住環境舒適高雅；另一個來自中下層和工人階級，生活條件極差。”新加坡的領導者們意識到，如果任由骯臟的環境繼續存在下去，底層民眾中必然會滋生不滿情緒，進而引發政治問題，造成社會分裂，新加坡的興盛、發展也就無從談起。于是，新加坡沒有采取發展中國家的典型發展路徑——“經濟為先，環境靠邊”，而是將建設清潔、宜人的“花園城市”作為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任務。政府一直試圖給民眾尤其是中下層民眾傳遞的信息是：在新加坡，不是有錢人才有條件享有干凈的街道、完善的下水道與清新的空氣，而是每一個人，不論貧富，都能享有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李光耀在闡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時曾說：“沒有一個家庭會愿意讓自己的兒子去為那些住在大洋房的人、或坐擁高樓的有錢人送死。因此，讓新加坡全島清潔、綠意盎然，以及人民居者有其屋是很重要的。”從結果來看，建設“花園城市”確實同“居者有其屋”等政策一樣，在促進社會團結、增強國家認同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時，每個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宜人的環境，沒有人感到自己享受優質環境的基本權利被忽視，也在客觀上增強了人民對社會公平的感知。而建設一個公平的社會，正是行動黨政府一以貫之的執政基礎，也是新加坡實現社會和諧的主要秘訣之一。 “除了財政和國防，建立平等社會一直是我治國時優先考量的事項之一。如果無法讓所有的新加坡人都享有干凈和綠化的環境，就無法貫徹這種平等的觀念。今天，不論你是住在一房、二房、三房、四房或五房式組屋、執行共管公寓或有地住宅，環境都是干凈的。你住的房屋并不平等，但你還是可以和每個人一樣，享有干凈的公共空間”，李光耀如此闡釋營造優質環境在其執政理念中的重要地位。對于那些正飽受環境問題困擾的國家而言，正視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及環境問題的政治性，或許可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全新的思路。
李光耀：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也許按照歐洲的標準，我是一個介于社會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之間的人。
李光耀：我不是政治家
新加坡的模式是無法輕易復制的，我認為這是我作出的最大貢獻，也是最有價值的事情。 我并不是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我必須做一些令人不悅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經審判就關起來。要蓋棺定論，到那時你們再評價我。在閉眼之前，我可能還會做些這樣的事情。 本文選自《星島崛起：新加坡的立國智慧》 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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