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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勇俱備 敢于擔當 《左傳·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陀、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陀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茍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茍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后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前面我們曾論及，靈公是一個敢擔當的人，也是一個講究方法和策略的人。發生在鄟澤之盟前后的一系列事件，更能證明我們論斷的正確。會盟之前，趙簡子問“群臣誰敢盟衛君”，從趙簡子的問話中可以看出，晉國大臣中肯定有人對靈公有懼意，能讓大國臣子畏懼，憑借的應該是國君的威望和國家的實力。趙簡子委派涉陀、成何兩個莽撞不知進退的人去和靈公會盟，是因衛國漸漸地傾向齊國，引起晉國不滿，趙簡子有意讓這兩個人在會盟時摧辱靈公。按盟禮，次盟者準備器具，執牛耳，而尊者涖（涖，視也）牛耳，以主導次盟者。按一般禮制，諸侯國的臣子見異國國君，自稱外臣。外臣也是臣子。衛人請晉大臣執牛耳，成何不肯，而且狂妄地說：“衛國就像晉國小縣溫、原一樣，怎么能和一般的諸侯國一樣看待！”涉陀更是粗暴，竟然抓著靈公的手，強迫靈公拿盛血的容器，致使靈公手腕都沾上了牛血。王孫賈嚴辭斥責晉國大臣，會盟當然也不歡而散。 鄟之盟之后，衛國對外政策的調整迫在眉睫，也就是徹底斷絕與晉國的同盟關系。即使在這樣的情勢下，靈公也沒有倉促行動，在公孫賈的輔佐下，采取了嚴密的應對措施。首先是“次于郊”，即在都城郊外臨時駐扎。回國而不回宮，當然會在大夫之中引起震動。接著將會盟時受到晉國侮辱的實情相告，引起衛國大夫同仇敵愾之心。接下來又引咎自責，說因自己使國家受辱，情愿讓出君位讓大臣另選國君，自己樂意服從，以博得大臣同情。當大臣們得知晉國要求靈公的兒子到晉國作人質的時候，紛紛表示愿意讓自己的兒子前去服侍，實際上大臣們已經團結到了靈公周圍。最后，靈公偽作定下了行期，將要出發，才讓國人朝見。此時，國人心中充滿了對晉國的仇恨，表示即使晉國五次攻打衛國，衛國仍然有能力與晉國對抗。靈公一步步走來，既團結了國人，也增強了與晉國對抗的決心與信心，徹底結束與晉國的盟約就水到渠成了。整個事件的進程說明了靈公既有膽略，又重謀劃，在衛國中后期是一位有作為的國君。 《左傳·定公九年》：“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從，追擊）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 《左傳·定公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后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惟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介，同甲，鎧甲，此處指披上鎧甲）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晉國出動千輛戰車到中牟，是為了救夷儀。齊侯是因為衛國的緣故才攻打晉國的夷儀的。因齊侯屯兵五氏，靈公將去助戰，大軍行動過程中，中牟是繞不過的地方。從雙方軍力對比上看，晉軍兵力是衛國的一倍，出動兵車上千輛。魯僖公二十八年的晉楚城濮之戰，晉國出動戰車才不過七百輛，可見此次作戰晉軍兵力的雄厚。靈公一開始并不是沒有一點兒顧慮，所以想占卜一下吉兇，結果龜甲竟然被烤焦，雖然不能斷定就是兇兆，但至少是判斷不出吉兇的。占卜的不成功并沒有影響靈公的決心。靈公是有膽略、講信義的。齊景公是為了幫助衛國才攻打晉國夷儀，深入到晉國五氏的，如果自己不及時前去會兵，還有什么信義可言？因此，靈公表現出了一往無前的勇氣，“可矣，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是多么豪壯！康伯懋、衛武公之后，靈公可稱得上又一位善統兵的國君。靈公這樣做，不是無端的狂妄，而是出于對自己和衛國軍隊的自信。褚師圃是衛國的叛臣，是和靈公較量過的。他勸中牟人不要輕易招惹靈公，認為靈公是不可戰勝的。褚師圃參與的衛國四大夫之亂，發生在魯昭公二十年（前522年），靈公弭平叛亂，褚師圃狼狽地逃出衛國，事情已經過去了二十二年，他對靈公仍然如此懼怕，是很能說明問題的。敵手懼怕的絕對不是一個人的虛名，而是他的實力。靈公率領衛軍順利通過中牟，就充分地證明了他的膽略和衛軍的實力。據《左傳·哀公十五年》：“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家。”晉杜預注：“在定九年。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按《左傳·定公九年》記載，齊衛聯軍在夷儀之戰中是戰勝方。在退兵時，由于靈公親自統帥衛軍，晉軍不敢追擊。齊軍“克城而驕”，被晉軍追擊，齊軍被擊敗。戰爭結束之后，齊國為感念靈公馳援之德，竟然主動將西部邊界上的禚、媚、杏三城割讓給衛國，表示對衛國的感謝，而且通過正式文書予以確認。按杜預注，書社五百，共有一萬二千五百戶，無論土地面積還是人口，都是相當可觀的，這在衛國八百余年的歷史上是不多見的。當魯定公十三年齊侯、衛侯聯兵攻打晉國河內時，齊侯堅持要和靈公共乘一輛戰車，并且代替御者親自駕車，表示了對靈公極大的尊重。當時齊國的國君是齊景公。齊景公前547年—前490年在位，在位58年，是齊國在位時間最長的國君。齊景公在位時，有賢相晏嬰、春秋時期著名的大軍事家司馬穰苴、賢大夫梁丘據輔佐，使齊國在齊桓公后又一次達到鼎盛時期，史稱“景公小霸”。衛靈公前534年—前493年在位，在位42年，兩位國君有充足的時間交往、了解。兩人也確實守望相顧。當年衛國發生四大夫之亂，靈公逃到死鳥，派公孫青出使并指示公孫青把靈公當做衛國國君看待的就是齊景公。從齊景公對靈公的尊重看，靈公也是一位值得尊重、大有作為的國君。 《左傳·定公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陀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陀、成何。’于是執涉陀而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陀，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陀亦遄矣哉！” 在大國爭霸的局勢下，中原地區的衛、曹、陳、蔡、鄭、宋等諸侯國在處理與晉、楚的關系時，都面臨兩難的選擇。魯僖公三十年（前630年），衛成公復位，就有了調整與大國關系的打算。因衛國遠楚而近晉，晉國對衛國安全的威脅遠遠大于楚國，因此成公打算與晉國結盟。但晉國的大國心態一直對此事起著不良影響。直到魯文公八年（前619年），晉成公與晉靈公在扈邑會盟，雙方才形成了較穩定的盟國關系。雖然晉國作為盟主，免不了用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衛國，特別是衛獻公在位時，晉國公然接納衛國叛臣孫林父，并侵奪衛國土地，但晉衛同盟關系并沒有破裂，衛國周邊局勢的穩定也維持了一百余年。衛國的忍讓，使晉國君臣的野心一步步膨脹。魯定公八年（前502年）鄟之盟，衛靈公君臣對晉國涉陀、成何的挑釁進行了強硬的回擊，中止會盟。回國后，君臣國人取得共識，決定叛晉，并且拒絕了晉國要求重新訂立盟約的請求，衛國、晉國進入了全面對立時期。此次趙鞅圍衛，盡管晉國將領邯鄲午、涉陀都很狂妄，但晉國并沒有討到大的便宜。晉國執政者認識到了晉、衛對立對晉國并沒有什么好處，檢討引起衛國叛晉的原因，把責任推給涉陀、成何，企圖以此來緩和已經破裂的晉、衛同盟關系，因此涉陀被殺，成何出逃。但靈公不是那么容易被欺騙的，他知道問題的根子不在二人，而在晉國的執政者，堅決拒絕晉國媾和的請求。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靈公會齊侯起兵伐晉，晉執政趙孟殺掉了另一個引發兩國聯盟破裂的人—邯鄲午，但靈公對此仍然不買賬。此后，一直到靈公辭世，晉、衛關系都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從靈公在位的中后期與晉國激烈的對抗看，他也是一位個性鮮明、敢作敢為的人。 白璧有缺 齊家有虧 《左傳·定公十四年》：“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而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說，同脫，推脫罪過），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 魯定公十四年，是衛靈公在位之第三十九年，這時衛國外部環境尚可，但內部出現混亂的苗頭。其中最尖銳的是靈公夫人和太子蒯聵之間的矛盾。蒯聵聽信流言，又受到左右的蠱惑，竟然釀出了唆使戲陽速弒母的無道之舉。事情敗露后，蒯聵倉皇出逃。他先流亡到宋國，后又流亡到晉國依附趙簡子。他既無膽略，又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不顧親情，因此于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從其子出公輒手中奪得君位后，勉強維持了二年，于魯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就失掉了君位，又一次被迫流亡晉國。 《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游于郊，子南仆（子南，即公子郢，靈公子；仆，駕車）。公曰：‘余無子（因太子蒯聵出奔在晉），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衹辱。（君夫人在堂上，卿、大夫、士在堂下，這樣私下安排不合禮，我只能有辱君命）。夏（指魯哀公二年夏四月），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我手（由自己一直侍奉到臨終），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亡人，指逃亡的人，即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乃立輒。” 公子郢是衛國歷史上又一位守禮而又謙退的賢公子。立儲君是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大計，自應謀于廟堂之上，因此當公子郢為靈公駕車出行時聽到靈公要立自己為儲君時，以禮拒絕。靈公辭世后，靈公夫人以君命為由，再一次提出立公子郢為國君，他用“郢異于他子”（和別的公子用意不同，即無意于君位）來明確拒絕，并力主立廢太子蒯聵之子公子輒為國君。這樣一個守禮、謙抑、知道進退的賢公子，對后代影響深遠。漢武帝時為“尊二王，備三恪”，尋得周后嘉，封其地三十里，號周子南君，封的就是公子郢的后代。經過數百年繁衍，他的后代在江西、山東等地形成了康姓巨大的宗支，至今子孫繁盛，人才輩出。事實說明，靈公諸子之中并不是沒有人可以做儲君，進而繼承大位，只是靈公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對付外部環境上，忽視了王位繼承問題，致使他一旦辭世，國家馬上陷入混亂之中。 《左傳·哀公二年》：“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丘，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孔子家語·賢君》第十三孔子回答魯哀公“當今之君，孰為最賢”的詢問時，以衛靈公對。魯哀公以靈公沒有嚴謹治家為由提出質疑，孔子回答說：“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從中可以看出，孔子在贊揚靈公用人治國的同時，對靈公沒有很好地齊家，也是承認的。沒有很好齊家，表現在對夫人南子的縱容和對蒯聵的疏于管教上。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使蒯聵形成了率性而為的性格，缺乏是非判斷標準，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擇手段。魯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與鄭人戰于鐵丘，此時蒯聵流亡在晉國，做了趙簡子的車右。當他看到鄭軍聲勢浩大時，竟然害怕得掉在車下，子良罵他像個女人。但他并不是不可教。趙簡子用畢萬的事跡鼓勵士氣后，他能考慮到不讓先祖蒙羞，奮勇作戰。他救下了受重傷的趙簡子，逆轉了戰場形勢，受到趙簡子的贊揚。可見，為善為惡，往往在一念之間。古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做為國君，四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廢。靈公的缺陷，正像孔子含蓄批評的那樣，沒有很好地齊家，特別是沒有很好地教育太子，不但使蒯聵釀出弒母逐子的人倫慘變，也使衛國的王位得不到合適的繼承人，靈公一旦辭世，國家陷入頻繁更換國君的混亂之中。在立儲大事上，不得不說這是巨大的失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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