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院中的傳統文化精神

中國古代書院肇創于唐，繁盛于宋元，歷明清而不衰，賡續千年之久。迄至近代，才逐漸為新式學校教育所取代。在上千年的發展進程中，書院文化內涵豐富、博大精深，形成了以人格修養為旨歸的尚德精神、以經世致用為特點的務實精神、以薪火相傳為特征的創新精神。

崇圣尚禮 人格養成

書院作為一種教學載體及教育制度，與官學最重要的區別，在于其辦學目的是“為教育的而非為科舉的”。書院教育從誕生之日起，就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教學模式和人才培養模式，確立起與一般官學教育不同的教學體制。

我國古代師授學承的教育模式幾乎都是封閉式、教條式的。官學教育自不必說，即使私學教育，也大都由各家學派的創始人通過招收門徒，以私授的形式傳遞知識，師生間形成較為牢固的師徒傳承關系。這種傳承關系往往導致師說的神圣化和權威化，抑制學術的創新與發展，導致學術知識的僵化。株守的學習方式極大地阻礙著新思想、新學說的產生，限制學術文化的正常發展。

書院擺脫了官學教條化的束縛，其教育模式大多因師因學而確立各自的辦學方針、課程設置、教學方式及授課形式，最主要的教學環節便是老師升堂講說、學生分齋授課。升堂講說又稱升堂講釋，類似現代學校的課堂討論，有主講，有提問，還有辯難。分齋授課則是指生徒的大量時間是在齋舍或書樓自學，同時有師生間、同學間的相互切磋、質疑問難。南宋建康的明道書院規定，每旬“三八講經，一六講史”，“每月三課，上旬經疑，中旬史疑，下旬舉業”，講經與講史即為書院山長的升堂講說，經疑與史疑實則為分齋授課。

教學活動并非局限于講堂與齋舍，祭祀、展禮、游覽等都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書院以多種方式發揮老師啟發輔導、學生讀書自學的優良學風，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各書院在課程設置上也多因時、因地而制宜，但一般都包含經學、史學、文學、詩學、小學、算學、制藝帖括等內容。宋代各書院主要設置“五經”課程，南宋朱熹集注“四書”后，“四書”課程的設置更為普遍，元代書院大多以《四書集注》為必讀教材。同時，書院也設置其他課程，例如，濮州歷山書院特設醫學，內鄉博山書院特設數學、書法等。除四書五經外，學生也選修前四史、文選、杜詩等課程，有的書院還辟有“射圃”以傳授武學。

大多數書院都重視作為傳統教學內容的“展禮”教育。祭拜先師、朔望祭祀等形象教育，成為書院不可或缺的常規課程，體現尊師重道、崇賢尚圣的精神。在“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的氛圍中，使學生養成對先賢的景仰與禮敬之情，由此形成書院崇圣尚禮、人格養成的尚德精神。

踐履踐行 經世致用

在“如何培養人”和“培養什么樣的人”等方面，書院與官學有所不同。官學立足科舉應試之道，著眼于選拔官僚人才。書院教育則強調弘揚“義理之學、修養之道”，以人格教育、繁榮學術、人才養成、傳授知識為培養模式。

歷代教育大師在大力倡辦書院教育的實踐中，都明確反對把書院辦成攫取功名利祿的名利場，反對把專攻科舉考試所需的文辭之學作為教學重點，而主張效法古代圣賢“教學為先”的辦學理念，弘揚“以教化為先務”的優良傳統，把造就“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的經世濟國之才作為培養目標。例如，南宋學者張栻明確反對把科舉利祿之學作為書院辦學育人的指導思想。朱熹也說：“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他為白鹿洞書院制定的學規，雖然要求書院必須為皇朝政治服務，把維護統治秩序的綱常倫理作為書院教育的方針，但同時更明確反對把“務記覽、為詞章、釣名聲、取利祿”作為人才培養的標準，提出了“修身、處事、接物之要”的育人準則。針對官學和科舉誘導士子“忘本逐末、懷利去義”的積弊，他強調書院教育應注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為人、道德自律、修身養性等。朱熹制定的學規不僅為當時書院普遍借鑒采用，而且為后代大多數書院因襲繼承，甚至影響到官學教育方針的制定。

書院教育重視道德教化，倡導真才實學的優良學風，強調以品德修養、學術文化為教育的基礎，教育生徒要致力于躬行實踐，不尚空談，形成了踐履踐行、經世致用的務實精神。

崇尚學術 兼容并蓄

書院教育強調為師者要忠信篤敬，毫發無偽，訓警懇摯，言語肺腑，為群士景仰而為楷模。南宋時期，號稱“東南三賢”的朱熹、張栻和呂祖謙，其學術思想的形成、學術地位的奠立，可以說與書院講學是分不開的。許多書院教育大師主講各書院時，多弘揚敬道崇德、知行合一、勤奮嚴謹、兼容并蓄的優良傳統。因此，書院成為學術傳播和學術流派的策源地。

宋代以后許多重要學術流派的形成，無不與書院緊密聯系在一起。北宋的濂、洛、關、閩之學，南宋的朱子學派、湖湘學派、陸王學派，明清的泰州學派、東林學派、蕺山學派、浙東學派、顏李學派、桐城學派、乾嘉學派等，幾乎都是在書院文化教育中產生并發展起來的。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一書中，就把不少學術流派直接以該書院名稱予以命名，如“麗澤諸儒”、“滄州諸儒”、“岳麓諸儒”、“槐堂諸儒”等，表明了書院教育與學術發展的相繼相隨。

獨具特色的會講與講會之制對書院體制產生了重要影響。書院會講，實為各書院舉行的學術性聚會或研討會，含有對時人所關心的重大政治學術問題的會同討論、講辯之意，由此形成一批“會講式書院”。例如，南宋乾道三年（1167）張栻主講岳麓書院時，即邀請朱熹到書院講學，史稱“岳麓之會”或“朱張會講”，開創書院自由講學風氣。這些會講開不同學派在書院講學之先河，對促進書院教學、活躍書院學術氣氛起了巨大推動作用，也為書院發展注入了活力，反映了書院在學術上兼容并蓄優良學風的形成。

講會之制則是諸教育大師憑借書院以傳播其學術思想的重要方式，同時也成為書院教學的重要組織形式。與會講之制作為學術交流活動的形式有別，講會之制實質上是一種學術團體組織。黃宗羲《宋元學案·東萊學案》載，南宋淳熙年間，在明州諸書院講學的學者楊簡、沈渙、呂祖儉、袁燮等人，組織舉辦了學術交流組織“四明講會”，不僅活躍了書院的教學活動，更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朱熹主持白鹿洞書院時，也設有講會。后來，環繞廬山進行學術活動的朱氏弟子李燔、胡詠等數十人，定期集會，講論師學。此外，具有講會性質的還有文會、詩會等。由此，出現了一批講會式書院，極大地活躍了書院的學術氣氛，促進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發展，為繁榮中華文化發揮了突出作用。同時，書院崇尚學術、兼容并蓄的文化創新精神得以形成，凸顯了書院的文化傳承功能。

中國書院發展史表明，凡書院昌盛之時，也是文化繁榮之期。書院因其濃厚的學術氣氛，引領時代風氣之先，在文化導向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突出了書院在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上所呈現的鮮明性格和獨特氣質。書院教育注重弘揚中華民族正心誠意、修身為本，講求經世致用、學術創新等優良品德和傳統精神，為中華文化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書院文化不僅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方面發揮了不可泯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