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天花、白喉、瘧疾、霍亂、梅毒、流感……在人類7000年的文明史中，大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等待一種或是幾種瘟疫來終結自己的生命。瘟疫造成的混亂和死亡，摧毀了一個又一個帝國與文明。 “身強體健的人們突然被劇烈的高燒所襲擊，眼睛發紅仿佛噴射出火焰，喉嚨或舌頭開始充血并散發出不自然的惡臭，伴隨嘔吐和腹瀉而來的是可怕的干渴，這時患病者的身體疼痛發炎并轉成潰瘍，無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觸碰，有些病人裸著身體在街上游蕩，尋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 “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處都是的人尸的烏鴉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來的人不是沒了指頭、腳趾、眼睛，就是喪失了記憶。” 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記錄下了一場發生在公元前430到前427年的瘟疫，是人類歷史中詳細記載最早的一場鼠疫，這場大災殺死了雅典1/2的人民，雅典差點為之滅亡。而文字記載最早的瘟疫可能是發生在《圣經》里的埃及，那個距今已有4000年歷史。 放眼寰宇，古往今來，瘟疫造成的混亂和死亡，摧毀了一個個帝國與文明。鼠疫、天花、白喉、瘧疾、霍亂、梅毒、流感，一直到今天正從黑色大陸一路擴張勢力地盤的埃博拉病毒，每一種瘟疫的背后，你都能看到死神的陰森笑臉，而瘟疫是他最趁手的那把鐮刀。 毫不夸張地說，在人類長達7000年的文明史中，大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等待上述一種或是幾種瘟疫來終結自己的生命，其他的則交由死神的二號利器戰爭和三號利器饑荒來發揮強項。這么說可能有點兒悲觀，但只消看一看瘟疫史就會發現，“死神來了”這句話絕不是空穴來風。 明末大瘟毀了一個王朝 死相，對宋起鳳這樣生逢明清易代的人來說，可謂司空見慣：華北亢旱，赤地千里，人吃人的慘劇甚至在天子腳下上演；盜匪橫行，闖軍陷京，帝都的無主之民又飽嘗了一把舐刀求食的滋味；再之后清軍入關，歡欣鼓舞指望在新主子手下安享太平的升斗小民，又因腦頂頭發再遭無妄之災。能從這般接踵而至的天災人禍中保全首領，得以終年的人可謂三生有幸。 但當垂垂老矣的宋起鳳回憶自己的前半生時，最令他感到恐懼的，并非亡國戰亂的恨事，而是發生在眀亡前一年的那場令人不寒而栗的“疙瘩瘟”，這場“古今方書所無”的怪異瘟疫在這一年遍傳北京城內外，患者會忽然在身體肢節間突生一個“小瘰”，接著“飲食不進，目眩作熱”，還會嘔吐出“如西瓜敗肉”的東西。 一人感染，全家都會傳染，甚至有的“闔門皆歿”，全家死絕。親戚更是不敢上門慰問吊唁，因為只要一進病家門口，必會感染，等到他回去時，又把瘟疫帶回了自己家中，瘟疫死亡如此之巨，以至于帝都的九座城門“日出萬棺”。但這還不是這場瘟疫最恐怖之處。 死亡在一瞬間發生，甚至來不及診斷和治療，這才是這種瘟疫最可怕的地方。一個化名為“花村看行侍者”的明代遺民是這場1643年京師大瘟疫的親歷者，在他的回憶錄《花村談往》中，他一口氣舉出了四五個聳人聽聞的突然死亡的個案—— 一名官員前一刻還和同僚喝茶打恭時，后一刻就“不起而殞”了；兩個人一前一后騎馬聊天，后面的人剛敘話幾句問前面那個人，卻發現這人已經“殞于馬鞍，手猶揚鞭奮起”；最令人骨栗的恐怕是兩個小偷的詭異之死：一家富人在瘟疫中全家死絕，于是這兩名小偷打算發一筆橫財，這二人約定一個在屋檐上接應，一個下到房中將偷來的東西遞上來，結果下面的人遞著包就突然猝死，而上面的人在接的時候也染上瘟疫斃命，死的時候，這兩個小偷手里還攥著偷來的包袱。 “街坊間小兒為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已二十余萬。”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間，保守估計死亡人數已高達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當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進大明帝國的都城北京時，他面對的是一座“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我們現在知道這場明末爆發的“疙瘩瘟”，就是所謂的“鼠疫”，因為從發病到死亡既烈且急，所以有時也被稱為“電擊性鼠疫”。鼠疫分為“腺鼠疫”和“肺鼠疫”兩種，前者死亡率達50%-90%，而后者死亡率幾乎高達100%。 非常不幸的是，崇禎十六年的京師大瘟疫，很可能是這兩種鼠疫同時肆虐的結果，所以死亡率才如此之高。較之關內闖獻作亂，關外滿清南下，這場鼠疫大爆發才是名副其實從內部斷送帝國國祚的“大明劫”，就連電影里醫技神乎其神的吳又可，在現實中面臨這場瘟疫也是束手無策。 268年后，鼠疫再度降臨中國大地，這次卻恰恰趕上了取代明朝的滿清王朝自己的末日，就連鼠疫的爆發地都是在滿清王朝的發源地東北滿洲。所謂“現代化”，給清王朝帶來的沖擊不只是南方的“種族革命”，就連現代化的代表物鐵路火車也大幫倒忙，為東北鼠疫的南下提供交通工具。 當1911年的年關到來時，帝都北京又一次找回了1643年時瘟疫大恐慌的感覺，盡管這一次在現代醫學科技的鼎力支持下，帝國成功平息了東北的鼠疫，但自己卻在革命這場“帝制瘟疫”中斷送了性命。 瘟疫決定了今天地中海地區阿拉伯世界格局 “鄉村變為荒蕪之地，人類居所成為野獸出沒之境”，毫無疑問，排在死神名單首位的瘟疫，恐怕是終結了明清兩大帝國的鼠疫。 在西方，它以“黑死病”的恐怖綽號著稱于世，相關的恐怖記憶已經深深根植于西方人腦海里，以至于如果一部關于中古或近代早期的影視作品中，不給淋巴上有個紫黑色腫塊的鼠疫病人一兩個鏡頭的話，你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拍的是西方史詩大片。 很多圣經學者認為，《圣經·出埃及記》中上帝降給埃及人的十大災禍中，那個“人畜傷口化為膿皰”的瘟疫，就是鼠疫，還有那場出于上帝的憤怒一夜之間在亞述軍營中被殺死的18500人，也是死于鼠疫，當然，在預言末日降臨的《啟示錄》中提到的瘟疫，自然也應該是鼠疫。所以當1347年鼠疫在歐洲大爆發時，很多人都相信《啟示錄》中的世界末日來臨了。 得出這一結論并不奇怪，因為鼠疫可能是困擾人類最深的瘟疫，它在人類歷史上的三次大流行已經成為了人類文明史的界標。 鼠疫的第一次大流行是541年在拜占庭爆發的大瘟疫，此時的拜占庭正處于被后世尊為羅馬法奠基者的查士丁尼大帝統治時期，拜占庭帝國臻于極盛，當時的查士丁尼大帝一心想恢復羅馬帝國舊有的光輝。 但恰在此時，鼠疫不期而至。根據宮廷史家普羅柯匹的記述，每天死亡人數高達一萬人。就像一千年后在中國北京爆發的那場瘟疫一樣，拜占庭人常常在做生意數錢的時候就染病倒地身亡。 就連查士丁尼本人也沒能從這場瘟疫當中幸免于難，他也感染了瘟疫，在經過漫長的垂死掙扎后才挺了過來，但他的帝國卻沒有——僅在君士坦丁堡，就有40%的城市居民死亡，而它在整個地中海世界和歐洲的蔓延，被認為導致1億人口的損失。 這場瘟疫終止了查士丁尼的雄心，但瘟疫本身就是帝國對外擴張的產物——它發源于中非地區，在進入北非小憩時，恰恰與查士丁尼遠征北非的軍隊不期而遇，于是，它就隨著帝國軍隊南征北戰一路開疆拓土，最終反過來攻陷整個拜占庭帝國。 正當拜占庭帝國遭受瘟疫重創，一蹶不振之時，恰恰是新興的伊斯蘭帝國早期擴張時期，這場瘟疫使得兩大帝國文明力量逆轉，在之后的三百年中，拜占庭帝國被伊斯蘭帝國一路蠶食鯨吞，最終導致今天東地中海及北非地區成為阿拉伯世界的格局。 蒙古人再度帶來了瘟疫，這一次消滅了5000萬人 在鼠疫毀滅了拜占庭帝國的野心后，居然莫名其妙地失蹤了，767年是歐洲文獻最后一次提到鼠疫之后，它在西方隱匿了近600年。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這段時間歐洲就免于瘟疫困擾，因為瘟疫有多種類型，大規模的殺戮，演化成小股的侵擾。當然，瘟疫沒有殺滅的部分，人類之間爆發的戰爭會補上這個缺口。 歐洲的人口在這段時間內一直循序漸進地增長，公元1000年時達到3800萬，1100年達到4800萬，差不多以每一個世紀1000萬的數字增長，到1340年已經達到7500萬人口，但就在7年后，鼠疫第二次浪潮澎湃襲來。 關于這次浪潮，現在學者認為應該是西征的蒙古人帶來的，鼠疫在毀滅歐洲方面也和蒙古人達成一致。僅僅經過5年時間，這場瘟疫就使歐洲人口下降到5000萬，足足倒退了兩個半世紀。而歐洲人的平均預期壽命也從30歲下降到20歲。 現代的文明史家很愿意將這場瘟疫，作為東西文明交流中的典型個案，從瘟疫蔓延的路線可以看出人類文明交流的過程。但問題是，這一條文明之路處處都是死亡，而蒙古人承擔了死亡使者的角色，他們征服云南時把鼠疫一并捎上，然后帶往亞歐大草原，又隨著征戰將其帶往歐洲。 而且也正是在這場瘟疫中，蒙古人和歐洲人都幾乎同時發現了鼠疫作為生化武器的妙用——攻城投石器不用再投石，那只會砸死幾個行動遲緩的小角色，而把感染鼠疫死亡的尸體投進城去，卻可免去屠城的麻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瘟疫既是天意，也在人為。 之后，鼠疫一直在歐洲徘徊蔓延，在15、16、17世紀連續三百年間不斷侵擾歐洲大陸。在15世紀末佛羅倫薩的大瘟疫中，3個月就死亡10萬人；1656年那不勒斯大瘟疫，5個月死亡30萬人；1665年倫敦大瘟疫，多虧《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丹尼爾·笛福的妙筆，使它成為了人類史上最著名的大瘟疫之一，這場瘟疫僅在倫敦就造成68596人死亡，只有靠次年那場著名的倫敦大火，才將病菌付之一炬。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前一年造成7萬人死亡的大瘟疫，這場燒毀了80%倫敦城區的大火，只死了5個人。 人類征服瘟疫，還是瘟疫征服人類？ 人類確實有自殺的傾向，或者說是欲望。斯賓格勒在一次世界大戰中寫就的巨著《西方的沒落》中發出如此慨嘆。也許根本用不著瘟疫從中干預，人類就能自己毀滅自己。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是瘟疫最后一次以如此迅猛的方式干預人類文明，而這場瘟疫的大爆發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場人禍——最初發現疫情的美國軍營，因為正處戰中，為了不讓疫情影響士氣，采取種種手段隱瞞疫情，官方公開辟謠，甚至逮捕傳播疫情消息的人。這一切都使這場瘟疫掙脫束縛，擴散到全世界，導致4000萬人死亡。 在此之后，再也沒有哪場瘟疫給人類文明帶來如此重大的影響。曾經滅絕歐洲大量人口的鼠疫，已經在人類的窮追猛打之下躲進深山老林，只有在最偏僻的地方才會聽到它的名字。 而天花則在1979年被宣布徹底絕跡，只留下樣本保存在美、俄兩國的實驗室內，受到嚴密看守。在過去的一百年里，人類面對瘟疫打了一場又一場大勝仗，包括正在破敗的，10年前SARS的重癥監護病房，它們已成了誰也不愿憑吊的遺跡。 但新世紀也有它的困擾，比如被列為生物安全等級4級的埃博拉病毒，突然從一種非洲剛果的稀有病毒成了談之色變的恐怖瘟疫，大有重振昔日鼠疫雄風的態勢。 不過這還不是瘟疫的真正盛世——它的全面輝煌是在電影院里，那是“保護傘公司”榮譽出品的產物，沒有人能逃脫它的魔掌。也許那句話真是對的，雖然有些殘酷： “人類在和瘟疫跑一場跑不贏的比賽，只不過是在徹底輸光之前多跑一會兒罷了。” 【飄影23號】制作：圖文來自網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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