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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所有學經濟學的人，都必須讀《國富論》。即使是那些已經功成名就，甚至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都常常自稱，他們仍會不時地拿起這本書，重溫那些有趣而重要的觀點，以免迷失在浩繁的數學公式和技術細節中。 了解經濟學，必須先了解《國富論》。 要告訴諸位的是，《國富論》雖然是偉大的，但是，并非呆板之作，它首先是一部18世紀下半期英國社會的風情畫卷，十分有趣。 《國富論》這部百科全書式的經濟學著作，共分為五篇。 第一篇是“論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并論勞動生產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 注意整個這部書的標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所謂財富的性質，就是說財富究竟是什么東西；所謂原因，是指它的來源，財富是怎么來的。 在斯密看來，國民財富就是生產出來的商品總量，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 財富的來源，途徑有兩條，其中一條是提高勞動生產力。 提高勞動生產力，也就是提高勞動者的熟練程度、技巧和判斷力。要提高勞動生產力，首先要進行分工。分工，就是每個人只干一部分工作，即自己最拿手的，而不是樣樣都來。“干部”這個詞也是從日本傳進來的，本意就是“干一部分工作”。 分工的目的，是節約時間，節約時間就是延長生命，對于生命短暫的人類來說，還有什么比延長生命更重要呢？ 分工如何節約時間呢？有經濟學家寫道，刑警節約了人們打架的時間，交通警察節約了堵車的時間，教師節約了人們重復體驗的時間，牧師節約了人們研讀《圣經》的時間，家庭節約了人們養育下一代的時間，等等。 《國富論》的前三章都在談分工。斯密舉了很多例子，說明分工是如何提高生產力的，最生動的當屬“制作扣針”。 一個勞動者... ...縱使竭力工作，也許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針，要做二十枚，當然是絕不可能了。但按照現在經營的方法... ...一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個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人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要做圓頭，就需要有兩三種不同的操作... ...這樣，扣針的制造分為十八種操作... ...像這樣一個小工廠的工人，雖很窮困，他們的必要機械設備，雖很簡陋，但他們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針十二磅。以每磅中等針有四千枚計，這十個工人每日就可成針四萬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針四千八百枚。 斯密認為，每個人的能力有差異，所以人類都有交換的傾向，即給我我所要的吧，你也會得到你所要的。他說，哪怕乞丐，都主要靠交換而非施舍活著，因為乞丐所得到的不見得就是他所要的，他必須再通過交換，才能得到自己最想要的東西。這種傾向，必然導致分工的形成。 我們以滑冰為例說明分工之妙。開始滑的時候，為什么會摔倒？因為你太緊張，所謂緊張，就是腦細胞沒有分工，都想指揮你的雙腿、雙腳，后來，你能滑得很好，體會到滑冰之樂趣，而且還能同時聽聽音樂什么的。這是因為，你的腦細胞做了分工，只有一部分指揮你滑冰，其他的照舊各司其職。 斯密還談到了貨幣的作用，認為貨幣的作用有：流通手段，也就是交換的中介，這是主要的，此外，還有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儲藏功能。注意，斯密說的貨幣和馬克思說的貨幣，都是鑄幣，而非紙幣，它們自身是有價值、可以儲藏的。現在我們對貨幣的認識，也不過如此吧。 《國富論》的第二篇是“論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 斯密認為，國民財富增加的第二條途徑，是增加總人口中從事生產的勞動者人數。斯密重視勞動的作用，但是也沒有忽視資本，他認為分工的前提是有資本，因為分工需要使用許多特殊的設備與機械，分工越細，需要的工具越多。勞動力只有與機器相結合，才能形成更大的生產能力。 《國富論》的第三篇是“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這一篇實際上是講歐洲各國的經濟史。如果您對經濟史不感興趣，盡可略去不讀。 用經濟學解釋經濟的歷史，是很有意思的課題。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就是憑“新經濟史”得獎的。他用自己的經濟學方法，重新解釋了歐洲各國的興起，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有效的私人財產制度，是一國興起的根本所在，所以政府的職責之一就是保護產權。 《國富論》第四篇是“論政治經濟學體系”，其核心是批判當時流行的兩種學說：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 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始于15世紀，盛行于封建主義解體之后的16～17世紀，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一種經濟理論，這個詞是亞當·斯密創造的。重商主義，顧名思義就是重視商業。人們發現，生產不一定賺錢，但“賤買貴賣”一定能賺錢，所以，財富不是生產創造的，而是交換出來的，這種觀點成為當時的一種時尚。 重商主義學派經歷了早期的重金主義和晚期的貿易差額論兩個階段。 重金主義者把金銀和財富等同，認為金銀就是財富，財富即金銀。現在看起來有些可笑，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還算正常。 貿易差額論者認為，財富的真正源泉是對外貿易，因為如果只是在一個國家內部開展貿易，并不會增加一國的金銀，不過是一國內部人們的此多彼少罷了。一個國家要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就必須獲得順差，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鼓勵出口，限制進口。 重商主義的理論存在內在的邏輯矛盾，大家都想出口，不允許進口，出口的東西到哪里去呢？所以，重商主義實際上鼓吹的是用戰爭的辦法掠奪別國財富。馬克思曾經說：“重商主義只有一點是對的，即它正確地說出了資產階級的使命是賺錢。” 如果您有心，是不是覺得，中國當前也存在某種“重商主義”的情結呢？ 正是在批判重商主義的時候，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就在第四篇的第二章“論限制從外國輸入國內能生產的貨物”。 重農主義（physiocracy，也稱重農學派），是18世紀后期流行于法國的經濟理論，其領袖是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他是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宮廷醫師，醫學博士，曾經讓人起死回生。晚年（60多歲）的時候，魁奈才開始研究經濟問題，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和國王的情婦龐帕多爾夫人的友誼。 魁奈得到國王的尊重，周圍聚集了一大批信徒，他們之中有的做了省長，實際推行他的主張，所以，重農主義思想對法國當世以及后世都有重大影響。 重農主義認為，唯有農業是創造財富的產業，其他產業，如制造業，不過是已有東西的排列組合，并不創造任何新東西。比如，一把椅子，不過是把林中的樹木分解組合的結果，沒有任何新的因子。而農業則迥然不同，農業生產可以創造出大量的新東西，是真正增加社會財富的產業，農民的勞動是唯一有價值的勞動。 從表面來看，這并不荒謬。我們小時候讀過一首詩：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一粒種子下地，可以收獲萬顆子，農業產生了剩余，只有剩余，才能增加社會財富，這不是很神奇嗎？ 以此推之，社會的其他階級，如手工業者、藝術家、醫生，都是靠農業養活的。 魁奈最主要的著作是《經濟表》，以資本主義化了的農業為背景，分析了整個法國社會總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也就是完整的生產循環過程。這對后來馬克思寫作《資本論》，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總資本流通和再生產有直接的影響，對大經濟學家凱恩斯創立宏觀經濟學，也有很大的啟示。 魁奈對中國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推崇孔子和孔子的學說，這也是當時法國思想界的時髦，魁奈本人就寫過《孔子簡史》。 斯密不同意重商主義僅僅把交換看做財富源泉的偏見，也反對重農主義只有農業才創造價值的謬論，斯密在《國富論》開篇的第一句便是：“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 《國富論》的最后一篇，即第五篇，是“論君主或國王的收入”。這一篇說的是財政問題，在說完了市場作用之后，最后對政府行為進行探索。 斯密認為，君主或者政府有三個義務。 第一個義務是，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為此，要建立國防。 第二個義務是，“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壓迫”，換言之，就是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機構。 第三個義務是，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構和公共工程，包括教育在內。 今天大家都知道，政府的主要任務是，通過財政，提供公共品，維護社會正義，而《國富論》最早探討了政府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 政府做事，得有收入，接著，斯密提出了著名的賦稅四原則。 第一，平等。“一國國民，都須在可能范圍內，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國家保護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繳納國賦，維持政府。”不管貴賤，都要納稅，免稅特權應該廢除，原因在于過去的貴族階級是不納稅的。 第二，確定。“各國民應當完納的賦稅，必須是確定的，不得隨意變更。完納的日期、完納的方法、完納的數額，都應當讓一切納稅者及其他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 第三，便利。“各種賦稅完納的日期及完納的方法，須予納稅者以最大便利。”納稅的環節、方式，要考慮到納稅人的方便，不要搗亂。 第四，節省。“一切賦稅的征收，須設法使人民所付出的，盡可能等于國家所收入的。” 這四項原則，直到今天，仍是指導各國稅收的圭臬。 總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論述了他的勞動價值論、分配論，論證了一國經濟增長的源泉，提出并論述了自由貿易理論，匡正了過往理論的謬誤，提出了政府行動的范圍和賦稅的基本原則。這一切，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 斯密在書中還三次提到了中國，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 中國長期以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也就是說中國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土地耕作得最好、人民最勤勞、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然而，中國似乎長期停滯不發展了。500多年前訪問過中國的馬可·波羅曾對它的耕作、制造業以及眾多的人口做過詳盡的描述，然而它們與今天到過中國的旅游者的描述還幾乎相同。 中國下層人民的窮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窮國家的貧困程度。據說，在廣州的鄰近地區，數以百計、千計的家庭在陸地上沒有住所，長年累月生活在河港的小漁船上。他們能找到的食物極端貧乏，以至于任何一條歐洲輪船上扔下的最骯臟的殘余食物都成為他們渴望打撈的對象。 然而，中國雖然可能是停滯了，不過似乎還并未后退。那里沒有被居民遺棄的城鎮，也沒有曾經開墾過的土地荒蕪。 本書里有些警句，現在看來仍不過時。比如，“大多數人對自己的才能總是過于自負。”“對自己幸運妄加猜測，比對自己才能過于自負，恐怕還要更普遍些。” “每一個人，對得利的機會，都或多或少地做出了過高的評價，而大多數人，對損失的機會，都做了過低評價。”當我們炒股票沒有見好就收，以致虧損的時候，讀到這句話，肯定會有所感悟。 當然，任何書都有缺點，《國富論》最明顯的缺陷也許是啰唆，有人就說過，如果你隔幾十頁讀，意思還是連貫的。也難怪，斯密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書能夠成為經典的著作，開創經濟學，他不過是隨性寫作而已。初創的偉大作品，都有粗糙的毛病。 我喜歡《國富論》這樣的書，有生活味道，有現場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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