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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雖然取諸五谷而借諸泉流，然而實際既不充饑又不解渴。與其說飲酒是肉體的需要，不如說更多的是滿足精神需求。 人戀酒，酒怡人。因以上的緣由，在飲酒過程中，就更為鮮明地表現出飲者的秉性修養，在文化品格上便有了高雅與庸俗之分。俗人之飲只是飲，而在古代雅士飲酒，卻是自覺不自覺地追求一種境界，以飲的方式、飲的情調，使人的內在本質自然顯現流露，在虛然浮起的酒香里，形成了令人可感而又言說不清的美的空間。 在我國儒道文化的熏陶中，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尤其注重人格的完美與純凈。這類文人倘若愛酒，就更明顯地在飲酒中求得美的情操。如在酒中有時尚不盡興，便生出慧心妙方，讓酒水更加豐富地包容精神意義而寓托深味。比如古代詩人們，春采蘭花，夏采薔薇，秋采菊桂，去其蒂，榨其汁而入酒中，或者和酒飲之咀之。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歸隱田園，愛酒愛菊，便自造菊花酒而飲，并有詩贊菊日：“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嚴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這便體現了飲者對一種孤標脫俗、清峻于世的人格的崇尚與贊美。那菊花之香，菊花之靈，隨著酒液緩緩入腹，蘊涵著一種高潔的精神而潛入靈魂。魏正始年間，有名士鄭愨在歷城（今濟南）避暑，將大張荷葉放在硯格上，貯酒三升。把蓮莖曲成象鼻形狀，以簪通開葉柄，與友人依次吸飲，稱之“碧筒飲”，妙想之中，自然包含著對蓮花出于淤泥而不染，一派超然磊落的君子風范的仰慕。這也成為士林佳話。 在酒中不求雅致公開露丑的，當數魏晉的“竹林七賢”，如阮籍“嗜酒荒放，露頂散發，裸袒箕踞”，并且影響了他的徒弟們。小哥兒們也像老師那樣“去巾幘，脫衣服，露丑惡，同禽獸。”頗像當今西方社會游走街頭的嬉皮士。還有劉伶，醉后嘗脫衣裸形而臥，毫無羞怯之心。以常人之眼視之，以規范之儀量之，自然是不成體統的丑陋。然在當時，社會離亂，道德淪喪，人的生命難保，只能茍活于世間。人失去了希望和信仰，存在就失去了根基與內容。在迷離的酒光里，又有人免不了對人生短暫韶光流逝的嗟嘆與焦慮，以及對現實無可奈何的憤懣，又唯靠酒在壯膽，靠酒來釋重，以酒來逃避隨時可至的災禍。生命本體如此形神分裂，便有了這些怪誕與癲狂，有了街人幾乎不齒的丑陋。在特定的歷史背景里，這又是以丑敵丑，以丑陋之行展示對大丑陋大罪惡的反叛。在變異的形態中，丑就有了美的意蘊。 我們的民族對于人生價值的體現尤其推崇品格，推崇精神的修養。即使在個人無力于現實的時候，雖充分體會到人的軟弱和渺小，但仍要堅持人品的操守與精神力量的升騰。可以結廬人境，但依然潔身自好，不流俗務；在審視人生和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總要小中見大，近處求遠，低處對高，失去當時便寄予未來，在有限的短暫里求取無限的永恒。辟如為文白妙境是有象外之旨，言外之意，韻外之致；奏琴的妙境是有弦外之音，余音不絕；丹青的妙境要虛實相生，以空白代萬有……在精神創造的系列里，總要以智慧拓展盡可擴大的時空，生命便在這美的創造和欣賞中縱身大化與天地同流而進入高遠、曠遠、邃遠而至無極。因此，古來的文人墨客在飲酒中還是注重精神，似乎最愛的還是斟酒林下，坐而論道，把酒作為擴展生命的神液。在浩繁的酒詩酒文里，文人們津津樂道向而往之的不是禮樂皆備的高堂華筵，而是走向自然山水的小酌或者放飲。他們在松下竹林飲，在江畔田間飲，在花前月下飲。人離塵囂之市，跡處山中，四周有水聲鳥語蟲音，唯覺寂靜清寧。或者好友相會，觥籌交錯，直到頹然山色里；或者對酒杯，心與自然作默默的交流，漸漸外在全然化作內在，萬象入懷而心生萬象，人與宇宙在全息中神秘地律動。其可謂酒杯為器，大道寓焉。 由是而言之，飲酒就無所謂多少了，甚至飲的什么酒，飲的是不是都無關宏旨了。正如東坡先生并不善飲，但偏又愛酒，便在酒的玩賞中自得其趣：“我雖不解飲，把盞意歡足。”據載他每有酒興，就獨在齋中，手撫杯盞，其味無窮而“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概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此時東坡，亦醒亦醉，又非醒非醉而醒醉不分也，若入這般化境，又何必非要飲酒者牛飲鯨吸呢？ 但愿今人飲酒，無論為官為民，都要講點酒德。 有關方面對其合理開發，更加科學有效地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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