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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對于中國人而言究竟算大病還是小??？恐怕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一方面，中國人常常把感冒看作小毛小病，發現自己或家人患了感冒，要么置之不理，忍者等自己好轉，要么弄些諸如生吃大蒜頭、生梨冰糖水之類偏方對付對付，倘不是流感，醫生一般也不會輕易開假條，如果以“本人感冒”為由向單位請假，弄不好還會被當作躲懶泡病號的。 另一方面，真的要治，中國人又往往會擺出“大陣仗”，拿出“尖端武器”，動輒就用抗生素對付感冒病毒，而且從口服到注射，又從注射到掛水逐步升級。 而歐美大多數國家對待感冒的態度則似截然相反。 一方面，他們從來不會把感冒當作無關緊要的小毛病，而是如臨大敵的當作一種大病，不管是流感或普通感冒，只要稍有癥狀就需要“隔離與自我隔離相結合”，以免害人害己，這一點在歐美、尤其北美是普遍常識，公共場合十分注意這一點，疑似感冒者自己也十分自覺。 比如在加拿大，當地人倘自感得了感冒，并出現流鼻涕、咳嗽不止、發熱等明顯癥狀，一定如臨大敵，馬上約時間看家庭醫生，且只要有明顯癥狀，多半會立即請假等待就診，以免傳染給同事，這種因感冒而請的假，是幾乎100%照批的。而到了醫生處只要量體溫“超標”，三天病假條是絕跑不了的。 北美最讓人頭疼的就是孩子感冒，因為學校是人群密集區，孩子感冒如果照常上學，老師會很生氣，并立即打電話讓家長接回，直到癥狀完全消失才許重新回校上課，而在美、加大多數地方，12歲以下的孩子是不允許單獨放在家里的，這樣一來家長上班就會大受影響。許多北美華人家庭都是雙職工家庭，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父母中一人就得請假在家照料，“兒子感冒好了媽媽接著感冒”的事是時有發生的。 在公共場合出現感冒癥狀是很嚴重的事，如果明知自己有感冒癥狀而仍然到處亂跑，或者咳嗽時不用衣袖掩住口鼻，是會被認為很失禮的行為而引人側目的。去年底，陶短房的大兒子參加鋼琴匯報演出，演出前一天出現感冒癥狀，不斷咳嗽、清水鼻涕橫流，他老師（烏克蘭裔）就對家長說“如果明天還這樣就不要上臺了，以免影響他人”，幸虧一覺醒來不知為何癥狀完全消失才沒耽誤這次很重要的演出。當時孩子媽媽很生氣，覺得“鋼琴演奏臺上就一個人，鋼琴又不會感冒，何必這樣大驚小怪”，但老師的考慮完全符合當地社會政策邏輯——演出是封閉性公共場合，很容易交叉感染，且匯報演出有多名師生參加，大家輪流使用鋼琴，一人感冒難免多人遭殃。 另一方面，如此鄭重對待的“感冒大病”，開起藥來卻“小氣得很”。 青溪剛移民加拿大時女兒還小，經常得感冒，隔三差五就會去家庭醫生處看病，醫生總是叮囑“多喝水”，而不是像在中國那樣馬上給開抗生素，更不用說打針、掛水了。有一次孩子實在難受得厲害，醫生仍然照此辦理，青溪覺得不忍心，沒好意思求醫生給掛水，只希望給打針消炎針，結果也被拒絕。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歐美國家對抗生素管理十分嚴格，并不主張輕易給孩子開抗生素，感冒等病毒所引發的上呼吸道疾病，在他們看來完全可以自愈，輕易使用抗生素并無大的幫助，反倒會讓人產生依賴性，并使得感冒病毒產生抗藥性，有害無益，因此不到萬不得已不能使用。相對而言，北美對用抗生素對付感冒比西歐國家“更不感冒”，而加拿大又更甚（號稱“世界上最不喜歡給感冒患者掛水的國家”），這除了前述病理方面認識外，也有醫療體制差異的關系：公費醫療體系下常見的一種思考，是為了不浪費寶貴的公共醫療資源，盡量不要“過度醫療”，既然多喝水就能自愈，又何必多此一舉？ 當然，如果是流感季節，或醫生覺得癥狀有些摸不準，發達國家的醫療體系是會很仔細的。比如在加拿大，家庭醫生檢查體溫等癥狀后如果覺得可能有更嚴重問題，會開單子讓患者去化驗所血檢，如果血檢結果不嚴重，家庭醫生不會再和患者聯系，反之就會約見患者，安排看專科醫生。如果專科醫生覺得有必要，則會安排住院。倘情況確實嚴重，處方藥該開還是會開，注射、輸液之類該做也還是會做的。 因為人種對病毒的抗性差異很大，黃種人一般比較“扛得住”感冒，而西人則“扛不住”，這或許是中國人習慣當感冒是小毛病，而西人則如臨大敵的緣由。不過由于中國國內習慣性濫用抗生素，許多在中國出生、移民歐美的華人（尤其孩子），在海外一旦感冒，靠當地習慣的“喝水大法”就不太靈光，青溪的女兒后來去一位香港來、會說簡單國語的醫生處就診，對方察覺問題所在后，就還是給開了抗生素處方藥。 在加拿大等許多國家，處方藥必須在其頒布的“藥典”名錄中選擇，如果藥典名錄里沒有，非但醫生處方不會開，如果是未成年人患病，學校、幼兒園等也不會允許其在自己負責照料的范圍內服用，青溪曾經拜托幼兒園老師給女兒喂服自己私下保存的“銀翹感冒片”，結果被拒絕，原因就在于此。 北美治療感冒的處方藥品種和中國大體相同，如泰諾、特敏福等都比較常見，但歐美國家藥費通常較貴，且除非住院，藥費是需要自理的，加拿大等福利國家里，中低收入家庭會有些補貼，而一般家庭則沒有這樣的待遇，這也是當地人不輕易吃藥的考量之一。 當然，治感冒不光有處方藥，在許多發達國家藥房里都有非處方的感冒藥賣，比如在美國超市附設的藥房里可以看見品種繁多的“泰倫諾”，這些可以隨便買的“泰倫諾”就是非處方藥；此外，歐美（尤其美國和加拿大）家庭醫生喜歡勸患者服用維生素丸，有人開玩笑說，在加拿大感冒看家庭醫生，如果醫生只說一句話一定是“多喝水”，若多說一句那準是“吃點維生素片”。 當然，還有些類似中國“偏方”的怪招，如有些家庭醫生會讓孩子吃冷飲降體溫，即便大冬天的也不例外，本文的兩位作者帶孩子看感冒時都曾碰上過這樣的實例。 不過倘若是流感，情況就不同了。 1918年源自美國、席卷幾乎整個發達世界的“西班牙流感”曾奪走2000-4000萬生命，比同期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還多幾倍，這讓歐美各國對流感從不敢掉以輕心。 比如在加拿大，一旦確認流感疫情，相關各省衛生當局就會發布疫情通報；如果情況嚴重且跨省，聯邦衛生部會發布發布全國性疫情通報；如果疫情是從國外傳入，聯邦國土安全部還會對疫情所在地發布旅行警告，媒體、網絡上也會有三級政府發的疫情公報，盡可能讓每個人都看見。 在美國，大規模流感爆發時，州級政府會宣布全州進入衛生緊急狀態，如果疫情升級，全美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會宣布更高級別的衛生緊急狀態。 發達國家的流感防治思路是以防為主，所謂“以防為主”，一是控制公共場合交叉傳染，二是增強個體抵抗力。 控制公共場合交叉感染的方法，除了前述一般情況下的公共衛生常識普及外，在疫情高峰期一旦進入衛生緊急狀態，人流密集區會增設消毒液等設備，機場等窗口部門可能開始測體溫，如果認為必要，衛生當局也會提醒人們外出戴口罩，不過這種情形非常少見，卑詩省自97年至今“公共場合口罩提示”只出現過一次，相鄰的華盛頓州也只出現過一次。 不過對于隔離等公共防護措施，一些歐美國家有不同見解。 如2009年席卷全球的H1N1流感疫情期間，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疫情嚴重，但州政府都拒絕為此封閉學校，甚至有人質疑聯邦政府在機場設置熱像儀測體溫的做法也表示批評，以至于聯邦衛生部長尼古拉.羅克松在不得不公開表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澳大利亞所采取的這一系列防疫監控措施是多此一舉，或行之無效的”；同期在美國，同樣有一些名人反對因流感而采取諸如旅行警告或限制公共集會等非常措施，如醫學倫理學家史蒂芬.莫爾斯認為，關閉學校和封鎖疫區等防疫措施“是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的”，因為“一般而言，等人們開始采取這些措施時，該傳播的早已傳播”，除了勤洗手和保持良好個人衛生習慣，“對于控制病毒疫情傳播我們幾乎沒什么可以去做”，時任紐約市長的布隆伯格更聲稱一切公共隔離措施都是“徒勞無益”的，因為“這些病毒與生俱來，我們只能與之共存”。 不過對這些論調，主流看法并不認同，一如當時ABC廣播電臺所評論的，盡管流感病毒無孔不入，完全隔絕并不現實，但通過有效措施進行必要隔離、防御，從而延緩疫情傳播速度，為防治爭取時間，是可以做到的，放任不管并不妥當。 增強個體抵抗力的主要方法是接種疫苗。 不論美國這樣的非福利國家，還是加拿大這樣的福利國家，非疫情時注射流感疫苗通常需要自費（有些地方、場合部分照顧對象可能免費），但流感多發期或疫情時期則情況不同，加拿大許多省份常常在冬春季節宣布限期內接種疫苗免費，許多家庭會趁此時機全家接種（比較有趣的是這里許多家庭要么全家都接種，要么都不接種）。而在美國，一旦宣布進入州衛生緊急狀態，州當局有義務確保所有愿意接種的本州居民獲得免費接種。 不過歐美有些地方對接種疫苗有特殊規定，比如美國紐約州，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不論是否自愿，醫生都不能給接種疫苗，2013年初大流感爆發，州政府不得不緊急通過特別豁免，允許給未成年人接種“但下不為例”。 由于對流感十分重視，歐美各國都注意貯存較多流感疫苗和防流感藥物，但即便如此，一旦疫情大爆發也往往緩不應急。 比如美國2009年東部大流感，疫苗驟然短缺，結果盡管州政府強制所有醫院員工接種，許多人卻接種不上，又比如加拿大2009年4月流感大疫情，聯邦衛生部的疫苗3周不到就告罄，只好向史克公司臨時訂貨。由于庫存不足，疫情最嚴重的阿爾伯特省埃德蒙頓市緊急向中國江陰加訂口罩，結果當地廠商因北美訂貨過于密集分身乏術，24小時加班加點也只能勉強接下一半訂單。 耐人尋味的是，盡管疫情高峰期接種疫苗有許多“免單”，不領情的人仍大有人在。 以美國為例，2013年初流感大疫情時CDC公布數據稱，疫區醫護工作者流感疫苗接種率竟只有63%，其中其中藥劑師（88%）、醫生（84%）和護士（82%）的接種率較高，但護士助理、護工等接種率尚不足50%，美國聯邦政府提出的“2020年前醫護工作者接種率不低于90%”的目標被認為不切實際，羅德島、緬因州和阿肯色州立法允許解雇拒絕接種的醫護人員，結果不少醫護人員竟因此主動辭職，這三個州以外的美國各州沒有強制醫護人員接種的法律，問題自然更嚴重。 對此醫學倫理學家史蒂芬.莫爾斯指出，醫護工作者有特殊的道德義務，應將確?；颊呓】怠踩糜诖_保個人權利之上，紐約大學傳染醫學中心主任卡普蘭則認為，讓患者感到安全是醫護工作者的職責所在，如果不想這樣做，就不該從事這行工作。話雖這樣說，許多人仍然我行我素。 拒絕的理由五花八門，有人質疑接種對控制疫情的作用或覺得有副作用，有些人認為接種應是個人選擇的自由，而不應是一種強加的義務，否則“不公平”，還有少數人因宗教信仰等復雜原因拒絕接種，有時工會也會橫插一杠，如2009年美國紐約州試圖立法強制醫護人員接種流感疫苗，就遭到工會挑戰——部分激進抵制者甚至“株連”到口罩，在他們看來，“流感季節接觸患者應戴口罩”也屬于“不尊重個人自由”范疇，應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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