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所謂的“敬畏”，根本上說，既不是對人，也不是對事，而是針對規(guī)則，針對天道而言的。所以，孔子在《論語》中曾經(jīng)做過這樣的總結(jié)——
孔子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很顯然，君子和小人，在面對后面的“大人”——那些處于對社會負有管理責任的位置上的人，對“圣人之言”——對社會具有教化作用的言論的態(tài)度的不同，根本是源于在對“天命”的態(tài)度上不同——君子畏而小人不畏。
而對“天命”的態(tài)度的不同，則是源于二者在對“天命”認知能力上的不同——小人是因為“不知天命而不畏”。
什么是“天命”？就是個人而言，我們可以說，所謂的天命，就是個人的素質(zhì)，與客觀時勢條件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的對人的制約。但就其本質(zhì)來說，則不過是天道也就是客觀規(guī)律在現(xiàn)實中的體現(xiàn)。
所以，君子與小人之間，在畏與不畏這個問題上的根本區(qū)別，其實是源于對由“天命”所代表的天道——客觀規(guī)律的價值，具體的說就是它的不可違背性的認知上的差異的。
君子是因為知道“天命”的不可違，天道的不可悖，所以才對之由敬而畏，從而產(chǎn)生出所謂的敬畏之心。才會去尊重，并維護規(guī)則的存在。
所以，“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并不是去害怕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權(quán)威人士說的話，而是尊重由“大人”代表的法度，和由“圣人之言”傳承的知識，更進一步說，就是尊重由“大人”和“圣人之言”代表的規(guī)則。
因為，作為嚴密而龐大的一個系統(tǒng)，人類社會的正常運轉(zhuǎn)，在客觀上，強烈的依賴于每一個成員對規(guī)則的遵守。否則，就將由一點的擾動，而逐漸放大為整個系統(tǒng)的崩潰（雖然，在那個時候，作為始作俑者的那個個人，很可能已經(jīng)不在人間了）。
反之，小人則恰恰是因為，對這一復雜的演變過程，缺乏必要的理解能力——這其中既有對個人與時局判斷的無知，也有對系統(tǒng)一旦被破壞之后，可能產(chǎn)生的后果的無知。所以，小人們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為了得到“小道”所帶來的眼前利益，而不惜摧毀流傳千年的大道。
這種能力的確不是每個都能夠擁有的，其實遠遠不只是“小人”不會擁有，而且在很大程度，普通的君子，也很難完全擁有。所以，才會有《論語》中記錄的下面這段，子路與孔子的對話——
子路曰：衛(wèi)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
通過這段對話，我們至少可以到這樣的一個結(jié)論——那就是，天道的顯現(xiàn)，規(guī)律的發(fā)揮作用，的確是復雜的連續(xù)傳導演進過程，所以才讓像子路這樣的人，都難以把握。
這就是說，敬畏之心的有無，根本上是一個能力高低的問題。能力越高就越容易產(chǎn)生敬畏之心，能力越低就越不容易產(chǎn)生敬畏之心。
而所謂的能力，歸根到底，都可以歸結(jié)到生存能力上。在任何一個方面上能力的強大，最終都會轉(zhuǎn)化為生存能力的強大。
所以，君子與小人在對“天命”的認知能力上的差異，其實所反映出來的是，二者在生存能力上的差異。而這種差異，由于是直接源于每個人的基因特征的，所以，每個人都會在潛意識當中，對其有著深刻而清晰的了解。
所以，每個人才會在不經(jīng)意之間，去選擇一種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此，雖然從表面上看，“畏”的退卻，是放棄，而“不畏”才是一種勇敢。但是，一旦在“畏”字前面加上了一個“敬”字，問題就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因為，君子所秉持的這種，源于對天道的“敬”而表現(xiàn)出來的“畏”——“敬畏”，在本質(zhì)上，不是因為其在能力上的不足，而恰恰是因為他有能力去認知，并且踐行“天命”。換句話說，就是因為他在潛意識中，對自己的生存能力，有充分的信心，所以，才敢于去踐行“天命”，才敢于其遵守規(guī)則。
而小人則恰恰相反。小人因為在潛意識中，對自身的生存能力缺乏足夠的信心，所以，就不敢在現(xiàn)有的規(guī)則背景下，與人展開公平的競爭。因此，就會在不經(jīng)意之間，去尋找所謂的捷徑，去試圖通過對規(guī)則的打破，而獲得一瞬間的優(yōu)勢。
由于那種源于內(nèi)心的恐懼，是那樣的強烈，以至于只要讓他們看到一線所謂的希望，就會不顧一切的本將過去。
至于“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則不過是給自己壯壯膽，或者制造一種看似合理的輿論氛圍罷了。其道理，大致相當于妓女通常都會比良家婦女，更加崇尚性解放。
所以，不知敬畏，并不是什么勇敢，相反卻是真正的怯懦。而只有那種源于對“天命”，對規(guī)則的價值的認知的敬畏之心，才是真正的勇敢。二者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因為對自身生存能力的評估不同，而導致的對是非的判斷標準的不同。
君子因為對自己的生存能力，有充分的信心，因此以符合自然規(guī)律的天道，以符合公眾利益的規(guī)則為標準。小人，則只能以利己，甚至還要加一個“即時”的定語為標準。
所以——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
“縮”在這里是“直”的意思，“直”與“不直”是以合不合于天道為標準的，所以“縮”與“不縮”，簡單的理解就是合不合于天道的問題。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如果覺得自己沒有道理，那么即使是面對最低賤的人，也不能用權(quán)勢是恐嚇他們。——就是敢于與最低賤的人，保持人格上的平等。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如果覺得自己有道理，那么即使面對千萬人（的反對），我也要勇往直前。——就是敢于超越世俗，去踐行自己的天命，承擔自己的責任。
所以，在君子的敬畏之中，表面上看來，既有“敢”的一面，又有“不敢”的一面，但是這兩面其實都是建立在對天道的尊敬與遵守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敢”之上的。
這個“敢”就是曾子說的“大勇”，而這種“大勇”就奠定了所謂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基礎。
反之，小人在行為上固然，也有“敢”與“不敢”，“為”與“不為”的區(qū)別。只不過，由于小人的評判標準是建立在，由于對自身的生存能力不足的潛在恐懼上的。
所以，
雖然，他們在有所為的時候，往往表現(xiàn)出無不敢為的，然而其本質(zhì)卻是，因為不敢不為，而無不敢為。
雖然，他們也會有所不為，然而那卻是因為不敢為，而無不敢不為。
就像一些喪心病狂的貪贓枉法之徒的行為，因為不敢沒有某些為世俗所推崇的物件，而無不敢為，無所不為；反過來，卻會因為不敢于超越世俗，而沒有什么他們不敢不去做的，沒有什么職責，是他們不敢不履行的；沒有什么原則，是他們不敢不堅守。
遺憾的是，這些人雖然個個看著膽大包天，其實他們的行為，卻都來自于不敢。
而他們真正不敢的，不是別的，而就是不敢不按照別人的要求，來改變自己，塑造自己。
所以，只有滿懷敬畏的心，才是一顆真正勇敢的心。
而且，當我們尋根索源之后，還會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自己的敬畏之心，讓自己有一點敬畏之心，并僅僅是為了不把別的什么東西弄壞了，而恰恰是防止自己把自己給弄壞了
最后，我們來解釋一下，為什么隨時口宣“敬畏”，本身就是一種最缺乏敬畏之心的表現(xiàn)。
因為，我們從上面子路與孔子的對話中，還可以很清楚看到另外一個事實，那就是——對所謂的敬畏之心的踐行，最基本的一條就是“正名”，就是“于其言，無所茍”，合在一塊就是，要以一個嚴謹?shù)膽B(tài)度，要在對什么是什么——“名”這個問題，有了準確的了解之后，才能說這件事，用這個“名”。
反之，就是要敢于在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情況下，不去追逐潮流，敢于落于人后，甚至受人嘲諷，也不加入到對一個“名”——概念的混淆的行列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