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國家圖書館藏的《秦漢印統(tǒng)》

一、《天祿琳瑯》的編輯人員對顧氏《集古印譜》、《印藪》、《秦漢印統(tǒng)》的具體編輯成書時間以及三者間的關系沒有了解清楚，似乎他們連顧氏《集古印譜》和《印藪》是否存在都不知道。并且在校勘考證的過程中，沒有廣泛的尋找其他版本進行互校。-

二、《秦漢印統(tǒng)》在編輯印刷時，將顧氏《集古印譜》中黃姬水的《集古印章序》、《印藪》中王稚登的《印藪序》進行挖補改動后，翻刻改成為《秦漢印統(tǒng)序》，全部移來作《秦漢印統(tǒng)》的序言。而這一舉動則是致使后人產(chǎn)生疑惑的主要原因。-

黃姬水《集古印章序》的改動對比表：
原      序        改    動   后
1、《集古印章序》
2、俾登諸冊，名曰《集古印章》        1、《秦漢印章序》
2、俾登諸冊，名曰《秦漢印章》
王稚登的《印藪序》的改動對比表：
原     序        改   動   后
1、《印藪序》
2、于是顧君汝修，海岱琛奇
3、爰撰斯編，嘉名《印藪》        1、《秦漢印統(tǒng)序》
2、于是吳、顧二君，海岱琛奇
3、爰撰斯編，嘉名《印統(tǒng)》
由于只對名稱等極少數(shù)的內(nèi)容進行改動，而序的內(nèi)容所反映的還是《集古印譜》、和《印藪》的情況，所以把《天祿琳瑯》的編纂人員看糊涂了，于是發(fā)出“但言顧吳二君同撰斯編”和“而羅王常之名二序俱不及之”的疑問。
他們還將“晉亨”誤解為顧定芳的別字等等，導致誤認為顧定芳參與了《秦漢印統(tǒng)》的編校，殊不知萬歷三十四年時不要說顧定芳，就連他的兒子汝由、汝修都也早死去多年了。
《天祿琳瑯》的這段記述，雖然其中有錯誤，但是不由得使我對考據(jù)先輩們產(chǎn)生了幾分敬仰，他們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使他們具有了十分敏銳的目光，從而能夠從細微的矛盾中發(fā)現(xiàn)常人不會注意的大問題，分析問題注重史料的搜索和邏輯的思維，為后世的研究打下基礎，有很多方面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和效仿的。

時間到了現(xiàn)代，著名版本學家王重民先生在其《中國善本書提要》 中也有記載：
【秦漢印統(tǒng)》八卷】
八冊（《四庫總目》卷一百十四）（北圖）
明萬歷間刻本[朱印行八行(20.3×13.4)]
卷一、三、五、七題：“鄣郡羅王常延年編，新都吳元維伯張校。”卷二、四、六、八題：“鄣郡羅王常延年編，武陵顧晉亨伯明校。”蓋是書就顧從德《集古印譜》重編，原題王常名，此本仍之；吳元維與顧晉亨，則此本校刻人也。……從德原刻本題《集古印譜》，王稚登改題《印藪》，《存目》所據(jù)以著錄者疑為后印本也。此本為吳元維所重刻，而又題顧晉亨名者，疑晉亨為從德子侄或諸孫，與元維善，元維重刻時，又出家藏新購得者增益之，故原本六卷，此本為八卷也。卷一末題：“萬歷歲丙午春王正月望日，新都吳氏樹滋堂繡梓。新安程利見元龍、潘最茂卿同校。吳郡張珮之書刻。”卷內(nèi)有：“明善堂珍藏書畫印記”等印記。
王稚登序 [萬歷三年（一五七五）]
黃姬水水 [隆慶五年（一五七一）]
舊序     [六首]
王重民先生看到了《印藪》，他在此條記述前也記述了他所見到的《印藪》：
【集古印譜四卷】
四冊（《四庫總目》卷一百十四）（國會）
明萬歷間刻本[朱印（20.8×13.5）]
原題：“太原王常延年編，武陵顧從德汝修校。”按顧從德序云：“譜刻成，友人王伯榖氏，復嘉其名曰《印藪》，而未遑更焉。”下書口刻“顧氏蕓閣”四字，然則此乃顧氏原刻本也。余先見北京圖書館藏新都吳氏翻刻本，改題為《秦漢印統(tǒng)》八卷。然《存目》著錄者題為《印藪》六卷，因疑原本僅四卷，后增二卷，始改題為《印藪》也。至是書原委，余已詳述于《印統(tǒng)》下。卷內(nèi)有……
王稚登序[萬歷三年（一五七五）]
顧從德序[萬歷三年（一五七五）]
舊序[七篇]
從他這段記述，我們可以看到他已經(jīng)把《印藪》和《秦漢印統(tǒng)》區(qū)分開來。而且他已經(jīng)從《印藪》顧從德自序和沈明臣《集古印譜序》里知道了，另外還有原拓本的顧氏《集古印譜》存世。但是他在《印藪》和《秦漢印統(tǒng)》之間的關系上還是沒有理清楚，他在記述《秦漢印統(tǒng)》時的觀點是錯誤的。他雖然知道顧從德和羅王常將幾部歷代印譜中的印章匯集起來刻為《印藪》的情況，但是他在《印藪》和《秦漢印統(tǒng)》兩書之間的關系上，又認為是新都吳氏翻刻《印藪》后將其改名為《秦漢印統(tǒng)》的。他的結論是：“從德原刻本題《集古印譜》，王稚登改題《印藪》，《存目》所據(jù)以著錄者，疑為后印本也。此本為吳元維所重刻，而又題顧晉亨名者，疑晉亨為從德子侄或諸孫，與元維善，元維重刻時，又出家藏新購得者增益之。” 

      
但是實際情況并不是象王重民先生所說，《秦漢印統(tǒng)》雖然在《印藪》基礎上沿用了它的編輯體例和部分印章和注釋，但是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翻刻”和“重刻”，應該是重新編輯排印的，這以點我只要把《印藪》和《秦漢印統(tǒng)》進行對比，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此書不能完全說成是翻刻《印藪》，在印的數(shù)量、順序、種類方面都存在差別，如增加了“上平私印”一卷和“下平私印”一卷：
        印     藪        秦  漢  印  統(tǒng)
第一冊        卷一：官印        卷一：官印
第二冊        卷二：上平私印        卷二：上平私印
第三冊        卷三：下平私印        卷三：上平私印
第四冊        卷四：上聲私印        卷四：下平私印
第五冊        卷五：去聲私印        卷五：下平私印
第六冊        卷六：入聲私印        卷六：上聲私印
第七冊                卷七：去聲私印
第八冊                卷八：入聲私印
還有在第一卷內(nèi)也增加了許多新的類別，如：王后印、子印、男印、大將軍印、偏將軍印、稗將軍印、官印等新的類別。特別是在一些印章的考證注釋文字方面差異較多，主要是刪改。如王印類中“荊王之璽，”印的注釋刪改
印    藪        秦  漢  印  統(tǒng)
荊王之璽玉印覆斗鈕，《漢書》劉賈，漢高祖從父弟。六年正月丙午立為荊王，六年十二月為英布所攻亡后。        荊王之璽玉印覆斗鈕，《漢書》漢高祖六年正月丙午立從父弟劉賈為荊王。
像這樣的刪改還有“樂安王章”印的注釋把大量的注釋文字刪改為：“樂安王章，銅印涂金龜鈕，漢和帝改千乘王寵國為樂安王” 。公印類的“京兆郡開國公章”的注釋刪改為：“京兆郡開國公章，銅印涂金龜鈕，兩漢無五等爵，曹操自封魏國公，而開國之號始見于晉令” 等等。總之相比之下，《秦漢印統(tǒng)》的注釋文字要比《印藪》簡約，這些典型刪改例證說明了“翻刻”和“重刻”說是錯誤的。
王重民先生觀點出現(xiàn)錯誤的主要原因是，他沒有真正理清這三本印譜間的關系，也就是說他還是沒有把顧氏《集古印譜》和《印藪》、《秦漢印統(tǒng)》真正分開。但是他的結論比《天祿琳瑯》的結論要更加接近事實了。

而在印學界經(jīng)過韓天衡先生等前輩的努力，基本上對這三部印譜已經(jīng)是非常明確的區(qū)別開來，并且理清了他們之間的聯(lián)系。         
羅王常在編成《秦漢印統(tǒng)》時顧從德已經(jīng)死去近二十年了，因此雖然羅王常是以《印藪》為基礎，但已經(jīng)和顧從德沒有什么關系了。但是顧家的后人參與了《秦漢印統(tǒng)》的校刊。讀沈明臣《豐對樓詩選》。卷十中有《聞顧汝修有喪子之戚，詩以訊之》：
與君同年同月生，只異兩時稱弟兄。結交即今四十祀，我無男女君三子。昔年北上挾三雛，贏博之間葬仲兒。忽聞今年喪其長，兩顆明珠墜君掌……
讀《豐對樓文集》中《祭鴻臚寺序班上海顧公汝修兄文》 曰：
公之后人，一女三子，三子皆亡……
顧從德死前他的三個兒子都已經(jīng)死去，所以參與《秦漢印統(tǒng)》編輯的不可能是他的兒子，由于從德去世時已經(jīng)七十歲，他的三個兒子大都死在其晚年，所以不排除他的孫輩參與的可能性。顧從禮死時他已經(jīng)有孫子顧時、顧晉、顧漸三人，這說明“晉亨”有可能就是顧晉，也有可能“晉亨”是兩個人的名字。也就是說在顧從德的“諸孫”輩中有可能還有一位名“顧亨”的。再加上從《秦漢印統(tǒng)》把顧氏《集古印譜》中黃姬水的序和《印藪》中王稚登的序移來，也說明了《秦漢印統(tǒng)》和前兩部印譜還有顧氏家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關于這部印譜的編輯出版時間，有的人簡單地根據(jù)臧懋循序的時間，定其為萬歷三十六年，這種錯誤犯的也太荒唐了，至少說這位學者在看史料時太不認真了，而且這部印譜的實際情況也不是那么簡單，需要我們用版本鑒定的知識來加以分析和認定。筆者幾年來，一直關注這部印譜的史料收集，目前為止一共發(fā)現(xiàn)了三部略有不同的本子，這三本之間正文部分為硃砂印，而序跋部分為墨印，而主要差異在所收序跋數(shù)量上有所不同。

第一種就是《天祿琳瑯》和王重民所記的“萬歷三十四年刻本”。這是《秦漢印統(tǒng)》有記載印刷時間最早的一部。此本現(xiàn)藏臺北，南圖有此部《秦漢印統(tǒng)》的膠片，但是已經(jīng)完全損壞無法閱讀了。
第二種為“萬歷三十六年重印本”。筆者曾經(jīng)在南京圖書館中讀到兩部《秦漢印統(tǒng)》，但是當時沒有詳細記錄。今再次閱讀后發(fā)現(xiàn)，此兩部標識為“萬歷三十六年刊本”，是因為卷首較“萬歷三十四年刻本”多出了臧懋循的萬歷三十六年的《印統(tǒng)序》，應該是初印后的原刻增補重印本。
第三種為“萬歷三十八年后重印本”。筆者于國家圖書館內(nèi)讀得一部比較特殊的《秦漢印統(tǒng)》，它除正文部分和其他版本一致外，但是在序跋上既和“萬歷三十四年本”不一樣，同時也和南圖藏的“萬歷三十六年本”不一樣，又多出了李維楨的序。仔細讀來發(fā)現(xiàn)，這部《秦漢印統(tǒng)》應該又是一種原刻增補重印本。

三本序跋對比表：
        萬歷三十四年本        萬歷三十六年重印本        萬歷三十八年后重印本
1                        李維楨序
2                臧懋循序        臧懋循序
3        黃姬水序        黃姬水序        黃姬水序
4        王穉登序        王穉登序        王穉登序
5        秦漢印統(tǒng)凡例        秦漢印統(tǒng)凡例        秦漢印統(tǒng)凡例
6        舊序        舊序        舊序
7        正文（硃砂印）        正文（硃砂印）        正文（硃砂印）

而這些不同本子的發(fā)現(xiàn)，為我們進一步理清這本印譜的編輯、時間、相關人員等問題提供了較為翔實的史料，同時也解釋了前人記載中的疑惑。
國圖的“萬歷三十八年后重印本”《秦漢印統(tǒng)》為殘缺本，在圖書館的記錄中是這樣描述的：
《秦漢印統(tǒng)》八卷，明羅王常輯。明萬歷三十四年新都吳元維樹滋堂刻朱印本  八冊，存四卷（一至四）。

的確在第一卷終處有：
萬歷歲丙午春王正月望日，新都吳氏樹滋堂繡梓
新安程利見元龍，新安潘最茂卿同校
吳郡張珮之書刻
這是人們定此書初刻印時間為萬歷三十四年（1606）的根據(jù)，而且經(jīng)過版本特征的比較，此本和我所見到的初印本基本相同，只是在書前多出李維楨的《秦漢印統(tǒng)序》和臧懋循《印統(tǒng)序》。其順序為：李維楨的《秦漢印統(tǒng)序》、臧懋循《印統(tǒng)序》、王穉登的《秦漢印統(tǒng)序》、黃姬水的《秦漢印章序》。而且筆者發(fā)現(xiàn)李、臧兩序的版框雖然和其他版框基本上相差不大，但在一些局部上存在較為明顯的不一致：
        李氏《秦漢印統(tǒng)序》        臧氏《印統(tǒng)序》        黃氏《秦漢印章序》
版 心        統(tǒng)，頁碼        印統(tǒng)序，頁碼        秦漢印統(tǒng)序，頁碼
象鼻        上、下無，且首葉下標“黃德新刊        上有、下無，且無標示        上、下有，下標“吳氏樹滋堂”
字 體        手寫行書體        手寫行書體        手寫行書體
版 框        失記        20.9cm×14.1cm        20.9cm×14.3cm
這些版本特征不一的跡象都說明李序和臧序都是在該譜再版印刷時增加的。根據(jù)南圖藏本只有臧懋循的“萬歷戊申夏五日前國子博士吳興臧懋循撰并書”的序來看，說明此版在萬歷三十六年（1608）再次印刷以后，又增加了李維楨的《秦漢印統(tǒng)序》并再次印刷發(fā)行。李序雖然沒有明確標出作序時間，但是根據(jù)此序的內(nèi)容：
羅延年父內(nèi)史，任俠饒知，略佐胡襄懋平島寇有功。而又好文博古，制墨與箋最工，傳至今墨一螺可萬錢。所藏古器甚夥，既坐事受法，家見籍，獨古印舊章累累者猶存。而是時云間顧氏取為《印藪》盛行于世，延年以未廣益，購求增益之，而其友吳伯張相與參校品第凡歷廿年，功緒甫竟，付之奇劂，而延年卒矣。伯張不欲沒其所長，標而行之，名曰《秦漢印統(tǒng)》

此序在李維楨的《大泌山房集》卷十四中也載錄，但是就這段文字和印譜中所載略有不同：
羅延年父內(nèi)史，任俠饒知，略佐胡襄懋平島寇有功。而又好文博古，制墨與箋最工，傳至今墨一螺可萬錢，所藏古器甚夥，既坐事受法，家見籍，獨印章授梓者猶存。而是時云間顧氏《印藪》盛行，延年以為未廣益，購求增益之，而其友吳伯張相與參校品第，凡歷三十年。功緒甫竟，而延年卒矣。伯張不欲沒其所長，為付之剞劂，而名之曰《秦漢印統(tǒng)》。
雖然李維楨在將此序收入自己文集時對一些文字有所改動，但基本意思還是相同的。這篇序是寫在羅王常死后，根據(jù)李維楨所言，羅王常在《秦漢印統(tǒng)》完成編撰剛付雕版時就死了。他在印譜序中還提到了“友人潘景升紀諸外傳不佞，故詳著之”，這里提到的“潘景升”就是歙縣人嘉靖間官中書舍人的潘之恒，這里所說的“紀諸外傳”指的是潘氏《亙史鈔·外記》游俠卷中的《羅龍文傳》：
……嚴氏敗后，忽有旨欄入京，同世蕃斬于西市，凡族戚友朋畏罹禍，莫有收殮者。海上顧氏父子俱游宦京師，與龍文交厚，固匿其子某，雜傭保中，人無知者。子某乃囊金賂儈人，得贖父尸，置荒寺。顧氏出京，挈其櫬還。子某更名王常，進之幸舍，潛心摹古，博雅絕倫。人以王生呼之，不測為何許人也。居海上四十年，而始冠其姓，名曰羅王常，字曰延年。余從海上陳大參宅見之，年七十矣。問其居，曰，客顧氏城南別業(yè)，明日邀吳伯張往訪之，則其居九品亭，延年所創(chuàng)也。視其業(yè)，方輯《秦漢印統(tǒng)》，先是顧氏之《印藪》亦出延年手輯，而此《統(tǒng)》更廣之。謂余曰，未盡也。乃出元人私印示之，累十余帙不減數(shù)千章，其朱文之遒勁者，妙不容言。《統(tǒng)》則伯張鐫行，而元印有待。余時賦一詩壽之。遽別去抵虎丘，訪友人蘇爾宣，則赴伯張招，乃知入棗梨，剞劂氏皆名手也，時丙午首春日。越二年而《統(tǒng)》成，已酉寄我黃山，問延年無恙乎？則《統(tǒng)》甫竣而謝世矣。伯張……庚戌春乃為述其事，走筆廣陵乞李太史本寧先生為之敘……
王常，初字幼安，冒太原王氏，號懶軒，晚更號耐軒。顧御醫(yī)公字世安，子光祿，字汝由；典客，字汝修；大理，字汝和。太學天錫則光祿子也。余從海上識之，伯張名元維，其高誼事未殫述。
潘之恒寫《羅龍文傳》應該在萬歷三十八年（1610），萬歷己酉（1609）他得知羅王常死以后為其作傳，并于萬歷三十八年春將此《傳》一并寄給李維楨，代吳伯張請李氏為《秦漢印統(tǒng)》作序，這就說明李維楨的《秦漢印統(tǒng)序》應該寫在1610年或者之后。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知道此本增補重印的時間至少要到1610年以后。

首先發(fā)現(xiàn)這段記載的是徽學大家汪世清先生，后由黃山翟屯建先生公布在其《徽派篆刻》一書中。當時翟先生根據(jù)此段文獻中“余從海上陳大參宅見之，年七十矣。……時丙午春日。越二年而《統(tǒng)》成，已酉寄黃山，問延年無恙乎？則《統(tǒng)》甫竣而謝世矣。”推斷出羅王常的生卒年為嘉靖十六年（1537）生，死于萬歷三十六年（1608），享年七十二歲。這就和李維楨所說的不一致了，相差了一年。根據(jù)李維楨文集中的序，將原“功緒甫竟，付之奇劂而延年卒”改為“功緒甫竟，而延年卒矣。伯張不欲沒其所長，為付之剞劂”，這就很明確地說明羅王常編輯完《秦漢印統(tǒng)》后沒有見到印好就死了。按李序所言并結合潘之恒的記載和《秦漢印統(tǒng)》卷一后的標識來看，羅王常應該死在萬歷三十四年（丙午1606）夏后，享年七十歲。

仔細分析兩條史料產(chǎn)生差異的原因主要是在對“《統(tǒng)》甫竣”的認識上，李維楨認為是“《秦漢印統(tǒng)》編撰完了”的意思。這似乎也說的通，因為，無論如何李維楨都是應吳元維之約請而做序的，因此他說法應該是經(jīng)過吳元維認可的，所以也有一定的可信程度。而翟屯建先生認為是在“越二年而《統(tǒng)》成”后，而根據(jù)臧懋循的《印統(tǒng)序》中：
自云間顧氏《印藪》行于世，一時摹印者，咸自侈其法古，而猶憾其書之易竟也。于是太原王常氏遍購諸博古家，積若干稔，增廣若干冊，以授新安吳元維氏合刻之，命曰《印統(tǒng)》，蓋窮繆篆之變，視《印藪》蓋工且詳矣。
此段文字說明了《秦漢印統(tǒng)》中所收印章的來源和與《印藪》的區(qū)別。同時也似乎讓我們感到在臧懋循1608年寫這篇序時羅王常并沒有死。所以李維楨所言也不足以完全推翻翟屯建的這個觀點。因此，筆者覺得關于羅王常的準確卒年尚不能確定，應該在1606—1608之間，但是不論他是死在那一年，翟屯建先生推算的生年為1537年，都應該是成立的。我們驚喜地在潘之恒的《羅龍文傳》中發(fā)現(xiàn)，羅王常不但只是收集秦漢印章，同時他也收集一大批元人私印，而且潘之恒見后高度贊美道：“其朱文之遒勁者，妙不容言。”這就說明元代的篆刻藝術水平也得到后人的認同和重視，在社會審美以秦漢印為時尚的時候，人們也并沒有忘記對元代人對印章藝術的發(fā)展所作出的貢獻。這也對我們?nèi)绾慰陀^地認清明清時期篆刻藝術的風格傳承，理清發(fā)展脈絡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關于《秦漢印統(tǒng)》以及顧氏原拓《集古印譜》所收印章來源的問題，在后來的史料中說法不一，有的人認為主要部分為羅王常父親羅龍文的藏品，而筆者認為這一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如見《民國歙縣志》中有《羅龍文傳》，在這篇傳中也記載了羅王常：
明羅龍文，字含章號小華，官中書舍人，家饒于財，俠游結賓客，故有德于海寇汪直、徐海，會胡宗憲開府浙江，令招降汪、徐，至則殺之。龍文因入嚴幕，后與世蕃同死西市。鄉(xiāng)人多諱言其事。子南斗，字伯  ，號吳野生、避禍改名王常，字延年，又號青羊生。父子皆工書畫，龍文精鑒別，蓄古器、法書、名畫甚富。又善制墨，堅如石，紋如犀、黑如漆，一螺直萬錢，至今人皆知羅小華墨，然真者稀覯。所遺古印章，南斗輯為云間《顧氏印譜》，海陽《吳氏印譜》說者，謂刻印一道自文彭，暨南斗始復古觀而何震崛起足稱鼎立云

這篇傳記豐富了我們對羅王常的了解，這里所說的“云間《顧氏印譜》和海陽《吳氏印譜》”就是指的顧從德的《集古印譜》和吳元維刻的《秦漢印統(tǒng)》。友人杜志強提供了一則從《歙事閑譚》中關于羅家的史料記載：
羅小華子孫善摹印
羅逸，字遠游，呈坎人。題其族人羅公權印冊云：家延年好文博古，以父內(nèi)史蓄古器法書名畫甚富，故得多見往代金石遺文，其共于印章有自矣。內(nèi)史任俠饒智，佐胡襄懋平島寇，至今人能道之。又嘗仿易水法制墨，堅如石，紋如漆，一螺直萬錢。后坐事見籍，獨古印章存。延年益校其精者梓而行之。今《云間顧氏印譜》、《海陽吳氏印譜》是也。由是群從中，如子昭伯倫，皆善此藝。惟從孫公權尤酷嗜之。此藝自文博士壽承，暨延年，始復古觀。而何山人主臣崛起，足稱鼎立，其徒汪曼容最得其妙。曼容授鄭彥平、王山子。公權則自山子得之云云。羅逸又有《書家延年集古印譜帙后》一文，與上略同。
這兩則史料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記載和史實不大一致，例如把顧氏《集古印譜》中的藏印說成都是羅龍文的舊藏，這當是與史實不合的。
我們不排除在其中可能會有羅家自己的收藏，但是很大一部分應該來自于顧氏自己的收藏，而且就是有羅家收藏，也只能是羅王常的收藏，應該和羅龍文沒有關系。關于顧氏收藏印章，在《四庫提要》中是這樣記載的：
《印藪》六卷（編修江如藻家藏本）
明顧從德撰。從德字汝修，上海人。是編搜羅古印摹刻成譜，首尚方諸璽、次官印、次私印，以四聲部分為次，檢閱頗便。凡所收錄自其家以及好事者所藏、曾經(jīng)寓目者，咸以朱摹其文，而詳載其釋文形制于下。至前人所集如王俅之《嘯堂集古錄》、趙孟頫之《印史》、吾衍之《學古編》、楊遵《集古印譜》等書并采，掇以備考訂。前有隆慶壬申沈明臣序，稱從德所藏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銅印一千六百有奇，可謂至富。序又云，集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今卷前亦題曰王常延年編，顧從德汝修氏校，蓋同時編次之人也。是書初名《集古印譜》，王稚登始易之，曰《印藪》，說見從德自序云。

這段記載和沈明臣、黃姬水說的是一致的，而羅王常直接參與了顧氏原拓《集古印譜》的編輯出版，沈、黃兩序的內(nèi)容他應該是認可的。而且在他編輯《秦漢印統(tǒng)》時還要把顧氏后人牽連進來，說明哪怕顧氏當年的主要參與者都已經(jīng)死去，但是羅王常也無法抹去顧家的痕跡。這些跡象都可以說明顧家應該是藏印的主要藏家。而且李維楨編文集時把序中“獨古印舊章累累者猶存。而是時云間顧氏取為《印藪》盛行于世”改為“獨印章授梓者猶存。而是時云間顧氏《印藪》盛行”，這說明李維楨也發(fā)現(xiàn)了羅家被抄家后所藏印章實物留存下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他就改口為留下的是“授梓者”的印刷品。另外，筆者在俞仲蔚的《仲蔚先生集》卷二十二中筆者發(fā)現(xiàn)了俞氏為歙縣吳考叔寫的《漢印說》，但是其中也涉及了顧氏《集古印譜》所收印章來源的珍貴史料：
今世士大夫名印謂之圖書，即漢之私印。王球《集古錄》亦采漢印，而鄭曄又集七十馀印文，名曰《漢印式》，亦皆無所據(jù)。吳郡吾丘子行，工古隸法，與子昂各集印文為譜，當時即以為盛。今傳印文殊少漢法，嘉靖間，余至丹陽，孫氏出所藏秦漢玉印三十馀鈕，皆私印，銅鑄官私印七十馀鈕。其鈕各異，有龜鈕、駝鈕、鼻鈕，又有陽陰文子母印。孫氏名楨，頗為博古，秦漢魏晉及六朝印文類能辨之。近上海顧氏已購得孫氏印及次第購得三千馀印，其陽文者約三四百鈕意皆六朝唐，印文復繆戾不可辨識。至此古法盡矣。漢印多方，頗用隸法最古，刻手亦精，今嗜古者雖極力摹之不能及也。歙人吳考叔好刻印，遂書以與之俾知者所自也。
這些史料都說明顧氏有自己收藏印章，羅王常參與共同編輯了。再則當年羅龍文家遭籍，羅王常被顧從禮所藏匿后改名換姓而躲過災難的，羅家有收藏印的歷史，但是這批藏印在抄籍后能被留下的可能性是極小的，因此羅王常用自家流傳下的藏印來編好《集古印譜》然說成是顧氏家藏的可能性也幾乎很小。因為這些記載的作者都是徽州人，因此有美化過譽羅王常之嫌。
《歙事閑譚》中所記羅逸《題羅公權印冊》的史料是非常珍貴的，主要是他讓我們知道了羅王常的侄子羅昭字伯倫也善于刻印。而且知道了羅公權是羅王常的從孫。關于羅公權的師承關系，筆者在《民國歙縣志》卷十人物志中見到：
汪曼容刻印師何震，晚年授鄭彥平、王山子，山子授羅公權，公權有印譜為時所稱。
而一些文章說羅王常晚年教授鄭彥平、王山子，這是不可能。因為沒有跡象表明羅王常晚年生活在徽州地區(qū)，潘之恒也說他是死在上海，而且在《歙縣志》中明確把此二人排在了何震學生汪曼容的門下。細查此錯的來源，極有可能是人們在讀《歙事閑譚》時沒有注意其標點斷句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