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節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的根源與背景 任何文化的產生都有一定的背景。民族文化的差異性，是民族所處的地理境、所從事的物質生存方式、所建立的社會組織形態的多樣性造成的。地理環境對人類早期文化的形成有很大影響，不同的自然條件的影響會形成不同類型的文化；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的組織制度狀況制約著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直接造成一個民族在宗教、道德、法律、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差異。 就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的背景看，地理環境是一個極有回旋余地的半封閉的暖溫帶大陸型國家；經濟基礎是以農業為主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組織是血緣宗法制。這三者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根基，決定了中國文化的類型，使中國文化獨具特色。 一、中國文化形成的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能給人類文化的創造提供物質材料，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文化的發展趨向和類型。 中國地處亞洲東部，是一塊半封閉的大陸。亞洲大陸以帕米爾高原為界，東部為我國的新疆和河西走廊地區，盡管漢代已經形成絲綢之路溝通西域，但中國和西亞的聯系仍受到沙漠戈壁和山路的制約；西部是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中國與東南亞地區之間的交往受到橫斷山脈的大江大河與熱帶叢林的阻礙；北部地區從黑龍江沿海到東南沿海的海岸線長達兩萬余公里。中國盡管從唐宋以后形成了比較發達的海上交通，但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并沒有因此使中華民族向海洋縱深發展。總之，中國這種三面環陸、一面臨海的地理環境，造成了中華民族與外部世界的相對隔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首先，半封閉的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的形成和延續很重要。人類文明的發源地是北半球的溫帶地區，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也是從這里開始的，因此，中國很早就產生了農業文明，并形成了一整套相對完善的人文哲學思想。由于相對封閉，再加上這塊土地的富饒，使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中國人很少為了生存而走上海外殖民掠奪的道路，因而形成了中華民族相對溫和的性格和缺少競爭的性格。正如梁啟超所說：“以地理不便，故無交通，無交通故無競爭，無競爭故無進步。亞洲所以弱于歐洲，其大原在是。”① 梁啟超的看法盡管有失之偏頗的地方，但也說明了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上，多次出現過人類文明因異族入侵而中斷的情況。但綜觀中國的文明歷史，由于這種半封閉的地理環境，中國文化幾乎沒有中斷過。相反，周邊的少數民族在入主中原后，常常被中原文明所融化。這也是中國文化歷經數千年、持續至今的原因之一。 其次，半封閉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中國文化的自發性和獨立性。半封閉的狀態，使中國文化不會因為異族的入侵而中斷，從而使整個民族在堅持、保留自己的文化方面要堅決得多；也正是因為活動范圍有限以及在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方面的局限，鑄造了中國人獨具風格的世界觀念和文化心理，形成了中國古代特有的哲學、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相比較而言，正由于這樣的地理環境，使中國人更加注重自己的傳統文化。 最后，半封閉的地理環境和內陸性的特點，使得中國人對外部的世界知之較少，從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人認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我們可以從中國所繪的地圖中得到很好的驗證。不可否認，中國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政治、經濟、文化都比周圍的地區先進，這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華夏中心主義的觀念，使人誤認為天下只有華夏民族及其周圍的蠻夷部落，把“天下”作為中國的代名詞。“中國”一詞，正是中國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富于尊嚴感的“自我意識”。 二、中國文化形成的經濟基礎 文化總是與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歷史原因也正在于中國幾千年來始終是以農業為主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 從人類文明的歷史看，“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①早期農業水平越高，文明程度也越高。這是因為，只有當社會生產出多余的食物，才有可能從人群中分化出一部分從事非生產性活動的文化人，去進行科學和文學藝術的創造。因此，“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②|． 中國早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了農業文明的痕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發源于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華東沿海的河姆渡文化、江漢流域的新時期文化等等，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小米文化”和“水稻文化”。正是由于黃河流域比較高水平的農業，從而使黃河流域形成了中國上古時代的政治、經濟和人文中心。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這一文明逐漸向長江流域擴展。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占據統治地位。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是農業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經濟，其生產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自給自足，但也有很少量的交換。實際上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在農業、家庭手工業、官府手工業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獨立自由”的手工業者與商人。秦代大一統帝國形成后，由于度量衡、貨幣、文字等的統一，更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比較繁華的都市。唐宋兩代的商業城市更加繁華，并在北宋時期首次出現了工商業的行會組織。明清兩代，隨著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加速了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出現了相當規模的手工業作坊和工場。在江南的有些城市，出現了資本主義的早期萌芽。然而，在漫長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商品經濟始終沒有能夠占據統治地位，一直作為自然經濟的附屬存在。其主要原因是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都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 中國文化是從農業經濟的土壤中生長并發育起來的，以農業經濟為主于的中國封建社會對中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首先，農業經濟培養了中國人因循守舊、樂天知命的性格和吃苦耐勞、勤儉持家的美德。農業經濟最顯著的特點是對自然條件有很強的依賴性。中國社會很早就形成的“天人合一”、“天人協調”的哲學觀念，就是中國人依賴自然、被動地適應自然的一種表現。從事農業生產，既要靠人的努力，也要靠天的配合，風調雨順則五谷豐登，發生災情則生活無著。所以，對自然條件的依賴養成了中國人樂天知命的特性。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中，在農業勞動力與土地相結合的生產方式下，農民生活在一種區域性的小社會，與外部世界幾乎處于隔絕狀態。因此，農民從生到死都在這片土地上，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往復循環。這樣的生產生活方式，既’培養了中國人吃苦耐勞、勤儉持家的美德；又養成了農民因循守舊、不圖進取、安于現狀、知足常樂的心理和性格。 其次，農業經濟培養了中國人的務實精神。農民在農業勞動過程中領悟到一條樸實的道理：說空話無濟于事，踏實做事必有所獲。正如章太炎所說：“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工商耕稼，志盡于有生，語絕于驗。”①因此他們很少去關心人世之外的事情，更關心現實生活，這也是中國沒有出現如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宗教狂熱的原因之一。在歐洲中世紀十分黑暗的時期，正是中國人的這種務實精神創造了世界上最輝煌、最燦爛的封建文化；也正是因為過于注重實用知識，又使中國人缺少對科學理論的熱情。 再次，農業經濟造成了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農民固守在土地上，這既是農民自身的要求，也是統治階級統治農民的需要。因此，農民對人際關系的要求是：相安無事，互幫互助，人際和諧，各人平安。在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上，他們所希望的也是與外族的和平共處。中國古代一直擁有強大的軍隊，縱使這些軍隊強大得足以征服世界，中國的封建統治者也主要是用這些軍隊進行防御，長城就是這一政策的生動體現。這與中亞、西亞多次崛起的游牧民族以軍事征服、戰爭為榮耀的心理形成鮮明的對比。從中國歷史上看，以漢族為主的中原農業民族對西北草原地區游牧民族的侵擾基本上都采取了防御政策；為求得與西北草原地區游牧民族的和平共處，還采用過“懷柔”政策，主要形式有和親、會盟等。顯然，這與西方民族主張戰爭、征服世界也有著很大的不同。正如陳獨秀所說：“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自古宗教之戰、政治之戰、商業之戰、歐羅巴之全部文明史無一字非鮮血所書。英吉利人以鮮血取得世界之霸權，德意志人以鮮血造成今日之榮譽……” 最后，農業經濟造成了政治觀念的獨特。一方面，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確立與農業經濟有很大的關系。中國封建社會的村落和城鎮既雷同又分散，并且缺少商品交換。彼此聯系的松散，使農民對高高在上的集權體制自然會產生崇拜。中國封建社會的集權政體和統治思想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產生的，這也成為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延續兩千多年而沒有中斷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農業經濟造就了中國社會的“重農耕”思想和“重民”思想。中國封建社會始終以農業立國，農業始終被放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首位，農業的興旺與衰落一直是衡量中國歷代王朝統治是否穩定的重要標志。正是由于把農業放在社會生活的首位，因此封建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就是農民的安居樂業。農民安居樂業，農業生產才能穩定有序，封建統治者才能穩定統治；如果農民無法維持生計，甚至民怨沸騰，封建社會的大廈就會傾斜。因此，“重民”思想便自然產生，而且成為區別于西方政治觀念的重要方面。我們之所以能看到中國古代許多知識分子以“憂國憂民”為己任，以規勸封建統治者處理好君民關系為目標，其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等民本思想成為中國農業社會的傳統政治思想觀念。這種民本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深刻影響著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 總之，農業經濟賦予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特征。我們今天所從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不能不帶有這種農業文明的痕跡。 三、中國文化形成的社會背景和政治結構 任何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長土壤，都與一定的社會結構相聯系。我們在分析了中國文化產生的經濟結構的基礎上，再來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的社會背景和政治結構。 1．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的社會背景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不論是朝代演變、政權更迭，或者是內亂紛爭、外族入侵，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始終是歷史的主流。中華民族的統一性和整體性，是中國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大背景，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一部分，同時也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國自秦漢以來的歷史，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由發端到確立的歷史。秦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初步形成統一的多民族的開端，它所實行的鞏固統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的措施，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漢代沿用秦制，全面繼承秦朝的國家基本制度和思想文化，使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發展。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進入了動蕩不安的分裂時期，同時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時期。隋唐是我國歷史上的繁榮和鼎盛時期，是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文化的繁榮時期。五代十國、遼、宋、夏、金、元時期，中國歷史再度出現分裂，民族融合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元朝的統一，促進了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明清時期，最終確立了我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大背景下產生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現著統一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2．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的政治結構 文化是一種人類現象，而人類只有組成一定的社會結構，方能創造并發展文化。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結構的特點是血緣宗法制度，在血緣宗法制度的演變發展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無不帶有這一制度的痕跡。 所謂血緣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緣關系的遠近親疏來區別高低貴賤的法規準則。宗法制源于氏族社會父系家長制公社成員間的血緣聯系。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這種自然形成的血緣關系，不斷地被強化延伸，以至于上升演變為一種制度——血緣宗法制度。 作為一種龐大、復雜卻又井然有序的血緣政治社會構造體系，血緣宗法制是在古代社會宗族普遍存在的基礎上形成的。宗法制的實質在于族長對整個宗族或成員實行家長式的統治。這一制度綿延數千年不變，從而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大基本特征。這種權力機構的特殊性在于上與國家權力相結合，下與每個宗族成員相聯系。 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規定，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長子，奉天承運，治理天下土地臣民。從政治關系而論，天子是天下共主；從宗法關系而論，天子是天下大宗。“天子”由嫡長子繼承，世代保持大宗地位。嫡系非長子和庶子則被封為諸侯，他們相對天子為小宗，但在各自封侯的地區又為大宗，其位由嫡長子繼承，其余的兒子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關系依據上例。由此可以看出宗法制的基本內容為：長子繼承制、分封制、嚴格的宗廟祭祀制度等。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建立了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國家，廢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實行了空前統一的社會政治結構。這種社會政治結構，對血緣宗法制度產生了重大沖擊，但宗法制的某些基本特征，如皇位的嫡長子世襲制、貴族名位世襲制、父權家長制，以及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等緊密聯系和相互滲透等等，仍繼續影響著中國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深遠。 其一，中國人的血緣觀念及家族觀念十分濃厚。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每個社會成員都不可能脫離這種血緣宗法實體而獨立。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首先必須維護家族的穩定。就統治者方面來說，只有妥善地處理好家族成員之間的關系，才能使權利和財產的繼承有章可循；就被統治者來說，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生產是在家長的帶領下進行，也只有使家屬成員和睦相處，尊長愛幼，才能保持生產活動和日常生活的正常運行。因此，歷朝歷代上至皇族宗室，下至平民百姓都是以這種血緣宗法關系作為鞏固統治和維系家族穩定的支柱和根本。這一點，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血緣觀念。血親關系是中國人際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親族圈”是中國人交往的重要網絡。因此，在宗法制度下，也就有了以宗法為經的人倫道德，家族在傳統道德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家族宗法倫理是我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基礎和核心。 其二，在宗法制度的約束下，中國文化表現為崇拜祖先、注重族系延續的特點。中國文化中有天、地、君、親、師五尊，其中以“親”最為現實，其他四尊都可以從尊“親”一條得到理解。在中國文化中，先祖、雙親最受尊敬；祭祖、“孝親”文化在中國文化整體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宗法制度造成的對祖先的崇拜，使中國人崇拜救世主。家族供奉的是天、地、君、親、師五尊，而不是上帝或佛祖。不但如此，宗法制度還促使傳人中國的佛教仿照世俗宗法的繼承關系，建立一整套法嗣制度和寺院財產繼承法規。各個宗派的師徒關系，猶如中國世俗的父子關系，代代相傳，形成世襲的傳法系統。 在政治權利和經濟產權的繼承上，宗法制度普遍遵循父系單系世襲原則，完全排斥女性成員的繼承地位，因此，中國人注重家族的延續，常以家族興旺、子孫眾多為榮耀，以無后、斷子絕孫為大不孝。由于注重宗族的延續和繁衍，所以才產生頗具中國特色的父母之命的婚姻，以及多子多福的思想觀念和休妻、納妾等一系列文化現象。 其三，族權與政權結合，形成“家國同構”、“君父一體”。族權在宣揚綱常名教、執行禮法、維護宗法專制秩序方面，與國家政權的目標一致；國家政權也以家族精神統馭臣民。因此，在宗法制度下，個人被納入宗法集體中，個體的人必須服從宗法團體；個人的自由，不論是經濟活動的自由還是生活方式的自由，都要嚴格地受宗法集體限制。這樣便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帶有群體意識的特征。這樣的宗法制度．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緊密關系，維護了尊老愛幼、夫妻相敬、兄弟相親的家庭美德，從而對中國社會的穩定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壓抑了個性和創新精神。 從表面上看，這種占據傳統倫理道德核心地位的宗法倫理體現的是人際關系的平等原則，但實際上卻是嚴格的等級尊卑制。傳統家庭按照宗法原則規定了人的等級差別，從而使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社會等級秩序僵化為不可改變的模式，人與人從根本上而言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 其四，宗法制度培養了中國人很重傳統的觀念。宗法觀念強調敬祖宗、孝父母，其中自然包括對祖宗、父母所創造的事業、所立家訓的尊重。做不到則被看作是祖先的不肖子孫；能遵守祖訓則被譽為孝子賢孫。久而久之，傳統成了真理的化身。這種對傳統的極為敬重，從積極的角度看，有利于中華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延續；從消極方面來看，造成了中國人相對保守，厚古薄今，’不利于人的進取和創新精神的發揚。 總之，血緣宗法關系或宗法思想意識，存在于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諸多領域，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復雜而深遠的影響。 |
|
|
來自： 優雅a > 《《中國傳統文化概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