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之戰——回眸太平軍與清軍安慶攻防戰 一、前言 一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王朝興衰的歷史，更是一部戰爭流血的編年史，這是因為，每一次王朝的更替，每一個國家的國運沉浮，幾乎都伴隨著血腥的征戰與殘酷的殺戮，無論是按照“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還是按照中國傳統習慣中的“成王敗寇”的宿命選擇觀念，都決定了暴力決斗中的強者將實際掌握解釋篡改歷史的話語權，最終往往會被后世史家以勝利者和“圣君”的光輝形象載入史冊，而一筆抹殺那些他所犯下的違背當時社會倫理道德的暴行與罪惡。（或者說敵對的雙方按照自己的宣傳的需要編寫符合自身要求的“歷史”） 在這種背景前提下，歷史記載中的戰爭過程往往也就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被修史者們有意的按照統治者意愿去修簒，而不再去注重考證歷史本身的真實性和客觀性，這就使得流傳下來的史書記載與歷史上的真實或多或少的存在差異，在這方面，在傳統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一直被評論為奠定三國鼎立的基礎，堪稱中國古代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的赤壁之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部分學者專家們已經將它稱之為“彌天大謊”！ 面對錯綜復雜的歪曲刪改，就給那些真正關注歷史本身的人們出了一個很大的難題，那就是怎樣去偽存真，撥云見日，把人為處理過歷史還原成令人認可的信史？ 應該說，這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涉及到了對待歷史的本身的嚴肅性和修史者自身認真負責態度的兩重因素，作為能力有限的筆者，也許無力將發生在150年前，決定太平天國生死存亡的安慶之戰這幅殘酷而又慘烈的歷史畫面全面客觀的展現給諸位看官，但將本著求真務實的準則，努力的去探索勾勒描繪這一戰的原始面貌。  二、戰前形勢 公元1860年，也就是清王朝歷史紀年歷的咸豐十年的時候，太平天國與清王朝的殊死相搏已經進入了第十個年頭，對清王朝來說，其實形勢一點也不容樂觀，從戰略上看，雖然清軍在北方挫敗了太平軍北伐軍直搗京師的圖謀，消滅了由林鳳祥、李開芳所統率的太平軍北伐軍和曾立昌等人所統率的北伐援軍，基本解除了太平軍對清王朝國都北京的威脅；南方的湘軍在胡林翼的統一指揮下，利用太平天國內訌的大好時機，趁勢收復了武漢三鎮，在江西方向拿下湖口與梅家洲，使得被太平軍分割二年多的內湖與外江水師重新會合后，緊接著于公元1858年5月19日攻克九江，拔除了太平軍在天京上游的一個重要屏障要塞，得以順江東下繼續逼近天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安慶。 表面看來，清軍似乎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形勢一片大好，但此時清王朝的仍然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形勢，北方的捻軍、南方的天地會、出走的石達開部太平軍以及西南少數民族的大規模的民變造反浪潮，同樣嚴重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秩序；國際上英、法等列強，為了在中國謀求更大的特權，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傾銷其廉價工業品，榨取中國的財富，悍然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不僅在廣東大打出手，還于1860年春組織遠征軍北上京津，經過交戰擊敗了清軍勝保、僧格林沁所部，于10月進入北京，咸豐皇帝留恭親王奕在京督辦和局，自己率部分大臣與妃嬪倉皇出逃熱河避難！ 這種局面造成的后果，就是清軍大量的兵力被牽制，難以集中精力一心對付太平軍，在安慶之戰中，圍攻安慶的湘軍和綠營軍在兵力上始終處于劣勢，太平軍以及配合作戰的捻軍前后動員的兵力達數十萬之眾，而湘軍與綠營總計投入兵力不過數萬，排兵布陣上的捉襟見肘，直接導致了湖北巡撫胡林翼在省城武昌面對太平軍威脅時無兵可調，兩江總督曾國藩的祁門大營遭受圍攻的驚險情況發生！ 就太平天國方面來說，經過天京內訌和翼王石達開領軍出走等一系列的變故，太平天國元氣大傷，原有的六王集體領導體制瓦解，失去像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有著出色軍政才能的高級領導人和大批從兩廣殺出的且富有斗爭經驗和組織能力的老骨干，極大的削弱的太平軍的戰斗力，使得太平軍所面臨的局面驟然變的很困難！ 雖然從戰火中走來的洪秀全比較及時的調整重組了太平天國的領導層，大膽提拔了像陳玉成、李秀成這樣驍勇善戰的青年將領主持局面，取得了擊潰湘軍悍將李續賓部的三河大捷以及再破江南、江北大營的輝煌勝利，一度遏制了清軍猛烈的勢頭，但此時的太平軍的領導層由于缺少了類似東王楊秀清這樣能夠統攬全局、駕馭高級將領的總參謀長式的權威人物，使得太平軍在作戰中往往缺乏配合與協調，將領經常看重一己之私而不顧全大局，因個人矛盾而忽視整體的安危（這種情況在陳玉成、李秀成兩人之間體現的很明顯），這就為安慶之戰的最終失敗種下了禍根。 而另一個太平天國領導人沒有注意到的情況是，隨著江南江北大營的徹底瓦解，清廷終于失去了對綠營軍的最后一絲希望，轉而重用在實戰中表現強硬的湘軍，于公元1860年8月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統一指揮長江下游兩岸清軍水陸各軍。這樣，曾國藩可以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調配相對富庶的江浙一帶的賦稅、厘金以充湘軍軍餉，解決了湘軍后勤上的后顧之憂和與綠營軍及地方練勇協調作戰的問題，以往長江中下游湘軍和綠營軍各自為戰的局面不復存在，可以毫無顧忌的組織圍攻安慶了，也可以充分實施他的要保江南，必須先控上游的總體戰略了！ 另外，此時太平軍的水師已經基本瓦解，長江水面已經完全是湘軍水師的天下；而湘軍水師在統領彭玉麟、楊載福二人的精心調教下已經成為一支勁旅，安慶之戰中湘軍最終獲勝，與此也有很大關系。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清軍和太平軍都各有自己的困難，但相對而言，清軍方面的困難更大，因為清軍不得不在全國范圍內應付其他地方的造反運動和外敵入侵，實際處于軍事歷史研究者習慣所說的“兩線作戰”的困境之中，造成戰線過長，機動兵力與預備隊匱乏，如果太平軍能夠利用再次摧毀江南、江北大營后，清軍對天京的直接威脅得以消除的有利形勢，聯合捻軍向上游的湘軍發動大規模的戰略進攻，以攻為守，充分利用兵力上的優勢進行機動作戰來消耗對手，伺機收復在江西、湖北的失地的話，則胡林翼、曾國藩很容易由于兵力不足而收縮戰線轉入守勢，太平軍將重奪戰爭的主動權（這一點已經被太平天國前期的西征行動所證明），那麼其后的太平天國與清廷之爭或許將是另一番模樣，中國近代史或許也將是另一番模樣…… 但實戰中，太平軍卻未這樣去做，雖然的確也制定了一個先攻下游江浙后取湖北的計劃，但并未認真加以貫徹執行，而是將很多的兵力與精力投入進擊相對富庶的江浙一帶，坐視湘軍步步緊逼合圍安慶，其后的解圍行動中，又在有利形勢下將主動權拱手相讓，自陷被動之中，最終導致安慶陷落。  三、清軍緊逼合圍安慶 清軍緊逼圍困安慶的行動，早在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就在湖北巡撫胡林翼的主持下開始了，三河之戰以后，太平軍收復了安慶附近的舒城、桐城、潛山、太湖四縣以及石牌鎮，但太平軍前軍主將陳玉成并未趁勢入鄂進擊清軍，使戰線遠離安慶，以確保安慶的安全，而僅是派軍駐守潛山、太湖兩縣及石牌一鎮，作為安慶的屏障，隨即領兵東去，與李秀成會攻兩浦，不再親自主持安慶的防務，胡林翼趁機進駐黃州，積極布置反攻。 胡林翼對安慶志在必得，而陳玉成則對安慶的安危疏于關注，使得戰事一開始就向著不利于太平天國的方向發展。 公元1859年9月福州副都統多隆阿率軍夜襲石牌鎮，守軍未加防備，待到對手越壕爬城才察覺并開始反擊，結果石牌鎮為清軍輕易攻克，守軍數千人戰死，守將被俘。 拿下石牌鎮之后，胡林翼以福州副都統多隆阿率總兵鮑超等部一萬余人進攻太湖縣。 陳玉成得知石牌鎮陷落，太湖縣被圍，遂親率大軍援救太湖，公元1860年1月，陳玉成會同捻軍龔得樹所部在太湖縣附近與多隆阿展開激戰，前后一月有余，一度形成相持局面，但駐軍宿松的曾國藩不斷調兵增援太湖前線，胡林翼又密令一部官軍繞到太平軍側背，與多隆阿部前后夾擊，太平軍腹背受敵，最后不支敗退。 多隆阿乘陳玉成銳氣受挫，立即組織反攻，公元1860年2月16日，多隆阿分兵三路，直撲太平軍營壘，太平軍接戰失利，敗退而去，在太湖的太平軍守將見大勢已去，于2月17日夜棄太湖縣而走潛山縣。 多隆阿很快尾隨而至，再次于太平軍交戰于潛山城下，太平軍再遭失利，潛山又告失陷。 兩縣一鎮既失，安慶門戶洞開，公元1860年5月，駐軍宿松的曾國藩派遣其弟曾國荃領軍萬余人合圍安慶，深溝固壘，開挖長壕，以圍為攻。 胡林翼則命令多隆阿領軍萬人，一面進攻桐城一面阻太平軍救援安慶，又派李續宜部萬人為多部援軍。 在曾國荃部包圍安慶的同時，湘軍水師在彭玉麟、楊載福率領下，于6月20日拿下安慶與外界唯一聯系的陸路補給通道樅陽鎮，這樣在安慶的太平軍守軍葉蕓來部與外界的聯系中斷，湘軍對安慶的合圍完成。 縱觀這一階段的戰事，太平軍先是準備不足，其后不得不倉促應戰，戰斗中既沒有阻止宿松的清軍增援，也沒有出奇兵避實擊虛以扭轉戰局，反而被胡林翼鉆了空子，結果導致全盤失利。  四、太平軍直接援救安慶失敗 自太湖、潛山失守之后，陳玉成本來應該立即組織反攻，奪回太湖、潛山，但他卻被洪秀全調去天京與李秀成會攻江南大營，解天京之圍困，這一去就是將近十個月，這就使得湘軍得以從容合圍安慶，進而布置嚴密的防御體系，等到十一月份陳玉成回到安慶城下，以圖解圍時，自然就變得難上加難了。 公元1860年11月下旬，陳玉成聯合捻軍龔得樹、孫葵心所部約十余萬人，進至桐城西南的掛車河一線，伺機救援安慶，但12月10日，進攻桐城的多隆阿會同李續宜部湘軍近萬人夾擊陳部，并派一支偏師抄襲陳軍的后路，陳部在付出傷亡數千人，捻軍首領孫葵心陣亡的代價之后，不得已敗退廬江休整。 掛車河的失利，使得陳玉成不得不另做打算，他在休整一段時間之后，于次年一月初又遣軍一部進攻樅陽，試圖打通通向安慶的陸路補給通道，但被湘軍水師總兵李成謀率軍擊退，至此太平軍首次直接救援安慶的努力宣告失敗。  五、陳玉成、李秀成合取湖北落空 公元1860年5月，正當曾國荃部湘軍的合圍安慶的同時，太平軍諸將在天京召開會議，確定了先取蘇常，后攻天京上游的主張。將解圍安慶之事暫時放在了一邊。 到9月下旬，隨著安慶局面的日漸困難，太平軍領導層決定再次采用擊破江南大營的圍魏救趙之法，通過進軍湖北調動皖南湘軍主力回援，以期安慶自然解圍，為此，太平軍決定分兵五路，陳玉成從長江北岸西進湖北；李秀成率軍從長江南岸西進湖北；楊輔清、黃文金自長江南岸進軍贛北，李世賢率軍經徽州入贛東，劉官芳率軍攻擊曾國藩祁門大營，約定陳玉成、李秀成兩路于次年春天會師武昌，迫使安慶湘軍回師，另外三路則牽制皖南、江西湘軍，并尋機破敵。五路人馬，每路少則數萬，多則十余萬！ 看得出來，太平軍這個計劃應該說是比較符合當時的實際的，因為它恰好抓住了清軍兵力不足，后方空虛這一軟肋（屯駐安慶城下，如果各路太平軍能夠密切配合，搞好協作，堅決按照計劃實施，則解圍安慶甚至重現二破江南大營的輝煌，還是很有可能的！ 公元1861年3月初，陳玉成率軍數萬西進入鄂，于3月18日攻克黃州府，逼近漢陽、漢口，當時，武昌城內兵勇不足三千，附近無一兵一卒，時胡林翼駐守太湖，重病纏身，連當時的湖廣總督官文也嚇得逃出城外。 作為湖北巡撫的胡林翼當然不會坐視省城淪陷，急忙調水師彭玉麟自安慶附近逆水上行救援，同時派李續宜部由桐城回師上救。 此時，對陳玉成來說，奪取北岸的漢陽、漢口已經易如反掌，南岸的武昌由于湘軍水師的存在，則存在一定的困難，但不管怎么說，調動安慶清軍回援的目的已經部分達到了。 就在陳玉成逼近武漢之際，英國參贊巴夏禮于3月22日抵達黃州，會見的陳玉成，巴夏禮借口維護英國商業利益，危言聳聽的“勸告” 陳玉成不要進攻武漢，陳玉成果然上當，決定終止攻打武漢，轉而在鄂東南攻取州縣，先后拿下了一些州縣，到1861年4月下旬，陳玉成見李秀成不能如期入鄂，而安慶又被湘軍圍困日緊，遂放棄了合取湖北的計劃，回師安慶，以圖再次直接救援。 與此同時，南岸的李秀成從1860年10月下旬自天京出發后，卻并不積極迅速向武漢進發，而是轉戰于皖南、贛北、浙西一帶，攻城籌糧，甚至還從容在浙江常山過年，直到次年六月才進入湖北。 但這時陳玉成已經回師安慶，正為解圍安慶與湘軍展開激戰，如果李秀成利用招納湖北境內的會黨武裝，（大約有三十萬會黨武裝和民眾加入李部），實力膨脹的機會，積極在湖北境內展開攻勢，圖謀威脅武漢的話（在湖北境內與李部接觸的清軍陸師僅有一萬余人），清軍必然積極回援，同時陳玉成集中兵力解圍安慶，則清軍很容易因為兵力不足陷入首尾不能相顧的窘境（在安慶城下的曾國荃部陸師也僅一萬余人），即使不能立即解圍安慶，也會使得戰局轉而向著有利于太平軍的方向發展。 但李秀成卻沒有這樣做，而是在聽到陳玉成早已回師救援安慶的消息之后，于7月上旬率軍東返贛北，又一次放棄的奪取武漢的好機會，就這樣，太平軍精心策劃的“圍魏救趙”、合取湖北之計最后落空了。  六、太平軍策應西征的牽制性作戰 根據太平軍先前的計劃，在李、陳二人西征武漢的同時，留在安慶附近長江兩岸的太平軍李世賢部、楊輔清和黃文金部、劉官芳部須在皖南與贛北同時展開牽制性進攻，并伺機搗破曾國藩的祁門大營。 公元1860年9月下旬，楊輔清在與李世賢攜手率軍攻克寧國府后，又于12月上旬與黃文金聯手拿下曾國藩祁門大營與江北之間的交通要道建德，祁門大營與江北湘軍主力的聯系受阻。 曾國藩急忙調軍反攻建德，楊輔清為湘軍所敗，退回寧國。 在此之前，黃文金會同另一太平軍將領李遠繼率軍進入贛北，很快攻克饒州府。 公元1861年1月5日，黃文金、李遠繼以二萬之眾自饒州府分數路攻打景德鎮，意圖切斷祁門大營的補給線，但為在景德鎮的湘軍左宗棠部所擊退，2月18日，趕來增援的湘軍鮑超所部與左軍聯手，在景德鎮西北的洋塘謝家灘與黃文金、李遠繼展開激戰，結果太平軍失利，退往建德，駐扎于城外的黃麥鋪。 3月7日，鮑超率本部與左軍一部復又攻擊黃麥鋪，太平軍再次落敗，不得已放棄建德，退往蕪湖休整，這樣，黃文金、李遠繼意圖阻斷祁門大營糧道的作戰宣告失敗。 而李世賢在與楊輔清共同拿下寧國府之后，隨即南下進攻徽州，擊敗湘軍李元度部及來自祁門的援軍共六千人后占領該城。 接著李世賢于10月中旬轉向浙江一帶活動，到12月上旬，與劉官芳部聯絡，開始進攻祁門大營。 12月底，李世賢自休寧、劉官芳出羊棧嶺共同進逼祁門，但劉官芳很快為湘軍鮑超部所擊退，公元1861年1月4日，李世賢也被湘軍張運蘭部所擊敗，被迫后撤至蘭田。 公元1861年2月18日，劉官芳探知鮑超出援景德鎮，便分兵兩路，再次進攻祁門，一度到達僅距祁門十八里處，但由于遭受伏擊，被迫無功而返。 李世賢自祁門失利之后，決定繞道江西，先切斷皖南湘軍糧道，爾后伺機回攻祁門。 4月9日，南下的李世賢在擊敗左宗棠軍一部之后攻占景德鎮，威脅到皖南湘軍的補給線！ 正當李世賢準備回攻祁門之際，在途中卻聞聽退守樂平的左宗棠軍開始反攻景德鎮，便改變計劃回師進攻樂平。 4月22日，太平軍與左軍大戰于樂平城下，至23日，湘軍發動反擊，擊潰李世賢部，李部損兵萬余，被迫放棄景德鎮東返浙江，至此，太平軍為策應西征而在皖南與贛北展開的牽制性作戰告一段落，但卻未能達到對曾國藩的祁門大營造成實質性威脅，進而吸引安慶湘軍回援的目的。 另外，李秀成在西征途中，也曾經于12月初一度突破羊棧嶺，到達黟縣逼近祁門，但李秀成的真實目的在于借道前往湖北，并不打算真正進攻祁門，因此在遭遇到鮑超部抵抗，稍有失利后，就退出羊棧嶺西去。 本來，1860年底到1861年初，曾國藩的祁門大營四面都受到太平軍的威脅：李世賢部在東南方的休寧，西南景德鎮一帶是黃文金、李遠繼部，劉官芳部在東北方向，李秀成部自南面進抵婺源；從客觀上對祁門大營形成了四面合圍之勢，且皖南太平軍兵力一度十倍于湘軍，使得在祁門的曾國藩深感危機四伏，甚至寫下遺書布置后事；但太平軍方面卻非但沒有一個合力進攻祁門的總體計劃，在實戰中也未做到統一協調指揮，而是各自為戰，想打就打，想走就走；雖然李世賢、劉官芳一度有所配合，進攻祁門，但很快李世賢就轉而南下贛北，只剩下了劉官芳一部唱獨角戲，這就使得太平軍為策應西征而進行的牽制作戰行動顯得徒有聲勢浩大，而實際效果不佳，最終讓曾國藩的祁門大營只是經歷了一場有驚無險而已。 七、太平軍二次直接救援安慶失敗及安慶陷落 陳玉成自放棄攻武漢以解安慶之圍的既定計劃，自湖北率軍三萬回師之后，即著手謀劃再次直接援救安慶，1861年4月29日，陳玉成與安慶守將葉蕓來分別率部扎營于城東北的菱湖南北兩岸，連夜筑壘十八座（北岸十三、南岸五），并以小船溝通兩岸聯系，同時在集賢關外赤岡嶺筑壘四座，以加強安慶防御。 與此同時，天京當局鑒于“合取湖北”以救安慶的計劃未能實現，決定由干王洪仁旰、章王林紹章領軍出天京，會合桐城一帶的太平軍吳如孝部，謀與陳玉成共救安慶；以黃文金出蕪湖西援安慶，同時聯絡皖北的捻軍南下，以增強援軍實力。 1861年5月1日，洪仁旰等人進至安慶以北的新安渡，連營三十余里，與進攻桐城的多隆阿部形成對峙。 清軍方面，曾國藩為就近指揮安慶湘軍，自祁門移營至長江邊上的東流，并將湘軍悍將鮑超部六千人自江西景德鎮北調，馳援安慶，駐太湖的胡林翼也以總兵成大吉統兵五千赴安慶增援。 這樣，太平軍與清軍在安慶城下和桐城兩個方向，同時展開了逐鹿。 5月1日，陳玉成和葉蕓來率部與進攻菱湖十八壘的湘軍發生激戰，勝負未分。 5月2日，在桐城的多隆阿率軍向駐扎新安渡的太平軍發動進攻，太平軍迎戰失利，營壘被毀壞甚多，被迫退守桐城。 5月3日，太平軍黃文金部及皖北捻軍約三萬人趕到，扎于桐城東南面的天林莊，與桐城形成犄角之勢。 5月6日，黃文金部與洪仁旰部聯手，兵分兩路，主力進擊新安渡的多隆阿部，另一偏師則進攻桐城掛車河多隆阿大營，但兩路太平軍皆無功而返。 5月11日，多隆阿自新安渡、掛車河進攻天林莊，黃文金不敵，退至桐城東面的孔城鎮。 陳玉成見洪仁旰援軍受阻，而湘軍鮑超、成大吉兩部又將趕到，決定親赴桐城與洪仁旰商量下一步行動計劃。 5月20日，陳玉成到達桐城，與洪仁旰、林紹章會商，決定先解決多隆阿，爾后回救安慶，進攻日期定在23日。 5月24日清晨，太平軍及捻軍約二萬人兵分三路，再次進攻掛車河多隆阿大營，但因事先走漏風聲，為多隆阿所知，多隆阿遂派出多支馬隊，分路設伏，當太平軍進攻時，伏兵自后方突發，沖亂了太平軍陣腳，使太平軍腹背受敵，被迫退回桐城。 這一階段的戰斗，太平軍疲態盡顯，卻未取得任何進展；而桐城方向的太平軍屢屢失利，也證明洪仁旰、林紹章絕非多隆阿的對手；太平軍要想扭轉頹勢，非得長江南岸的李秀成兄弟統率的強大援軍加入不可，已是明顯的事實。 就在陳玉成趕到桐城的5月20日，湘軍鮑超、成大吉部也趕到了集賢關外，并立即向赤崗嶺四壘的太平軍發動攻擊。 初戰，湘軍為太平軍劉玱林部擊退，隨后，湘軍改變戰法，在赤崗嶺附近修筑炮臺數十座，自6月2日開始，不斷轟擊赤崗嶺四壘，到6月8日，太平軍三壘被毀壞，守將朱孔安等人知無生理，被誘乞降，但湘軍入壘后仍然斬殺2800余人。 劉玱林率部在第一壘繼續抵抗，堅持到6月10日凌晨，率殘部向北突圍而走，因溪水上漲，不能渡，被鮑超部追及，全軍覆沒，劉玱林本人為湘軍水師俘獲，押解至統領楊載福營壘處死。 赤崗嶺四壘失陷，對太平軍打擊很大，守衛赤崗嶺四壘的四千人均系太平軍精銳，此次全部被殲滅，使得陳部戰斗力大受影響！ 7月1日，太平軍吳定彩部自菱湖北岸攻擊湘軍，但為湘軍所擊敗。 7月8日，曾國荃督軍對菱湖十八壘發動總攻，太平軍因連受挫敗，士氣低落，以致數千人出降（結果均被處死），吳定彩率殘部退入安慶城內。 赤崗嶺四壘和菱湖十八壘的陷落，使得安慶對外聯系完全中斷，完全成為一座孤城。 在此情況下，陳玉成聯系駐扎安徽無為的太平軍楊輔清部，約其出兵援助。 8月上旬，楊輔清部抵達馬鞍山。 8月7日，駐桐城的太平軍林紹章、吳如孝、黃文金等部再次與多隆阿交戰，仍無勝績，只得返回桐城。 8月18日，安慶城外北門三壘為湘軍攻克。 事已至此，陳玉成不得不改變先前先取多隆阿的計劃，以一部在桐城監視多隆阿，大部趨安慶，力圖以拼死一擊突破湘軍封鎖，進而與安慶城內守軍會合。 8月21日，陳玉成、楊輔清率軍約四、五萬人，在關口、毛嶺、十里鋪一帶扎營，準備向湘軍營壘突擊。 8月25日，太平軍大舉進攻湘軍外圍壕溝，拉開了安慶之戰雙方最后決戰的序幕！ 在戰斗中，湘軍以鳥槍與鐵炮構筑火網，阻止太平軍接近外壕溝， 8月27日，太平軍再攻西北壕溝，每人背一捆束草，擲草填壕，然后越壕沖擊，前仆后繼，毫不氣餒！ 在湘軍猛烈的火網面前，太平軍尸如山積，以致連路都阻斷了，但后續太平軍完全不顧生死，他們將同伴尸體搬開一層，又復冒死沖突！ 至8月28日寅刻，太平軍連續猛攻12次，苦戰一日一夜，而不能破湘軍后濠，付出的代價是一萬余人的傷亡！ 湘軍方面，僅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藥17萬斤，鉛子50萬斤，雙方戰斗之慘烈，可見一斑！ 其后自8月28日至9月3日，太平軍一面以大隊攻壕，一面用小劃送米接濟城內，但為湘軍水師截奪，未能入城。 9月4日，湘軍地道挖成，于夜間引爆地雷炸塌城墻，隨后大隊蜂擁而入，守城太平軍饑極僵仆，不能抵抗，最終守將葉蕓來、吳定彩以下萬人戰死，安慶遂陷。 時為公元1861年9月5日。 八、結語 歷時一年之久的安慶會戰，最終以太平軍的失敗而落幕，其對太平天國造成的巨大影響，正如洪仁玕所言：“我軍最重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此城實為天京之鎖鑰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為攻我之基礎。安慶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繼陷落不可復受矣。安慶一日無恙，則天京一日無險。”（《洪仁旰自述》） 洪仁玕話是他在一百多年前臨刑前痛苦反思后的歸納，可以說準確的總結了安慶之戰對決定清王朝和太平天國最終命運沉浮的紀念碑式的劃分意義！ 作為生活在一百多年后的后人，筆者既無法親身體會那場慘烈而又漫長的殊死搏殺的艱苦，也無法親眼目睹勝利者的喜悅與失敗者悲傷，因此，筆者可以坦率地率講，這篇參考少許資料后草草撰寫的小小文字恐怕連安慶之戰全部內容的百分之一都沒有展現出來！ 但從總結經驗教訓角度來說，筆者通過翻閱史料，卻又收獲了很多！ 在筆者的收獲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事后諸葛亮”式的看法，那就是其實就安慶之戰本身來說，作為安慶之戰的雙方其實都沒有表現出高超的戰略與戰役層面的謀劃！ 就清軍方面來說，曾國藩先要保江南，必須先控上游的總體戰略思路當然是沒有錯的，但在安慶之戰中，曾國藩與胡林翼卻罔顧清軍戰線過長，機動兵力不足這一根本缺陷，像而二戰中的希特勒進攻斯大林格勒一樣，以重兵屯駐堅城安慶之下長達一年之久，而湘軍本身又無能力迅速攻克安慶，只能將戰事向持久方向轉化，以不變應萬變。 這樣計較一城一地得失的后果，就是湘軍將廣闊的地域讓給了太平軍，任其自由馳騁縱橫！ 所以當陳玉成、李秀成重兵逼近武昌的時候，當李侍賢、劉官芳圍攻祁門、景德鎮的時候，曾國藩、胡林翼面對太平軍以多打少的巨大的危機，除了抽調部分兵力回援之外（這正是太平軍所希望的），除了寫下遺囑布置后事之外，就再也做不了甚麼。（作為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安慶之戰中他所管轄各省沒有派出一支駐防綠營軍和地方練勇前往祁門大營救援） 歷史上的曾國藩知人善任，注重幕府建設，手下人才濟濟，可是就在安慶之戰中，他的這些幕僚卻竟然也毫無建樹，這里面就包括后來成了曾國藩事業繼承人的李鴻章。 當時還是幕僚的李鴻章，在整個安慶之戰中一直在曾國藩身邊效力，親身經歷了此戰的全過程，但他卻沒有在這個最應該表現他的聰明才智的時刻為他的恩師兼幕主分憂解難，這就不能不讓人感覺到他在軍事謀劃方面的缺陷！ 這樣想來，就不難理解后來未及人臣的李鴻章雖然成了晚清洋務運動的扛鼎旗手，在外交領域更是一柱擎天，成就非凡，但卻在四十多年后的中日甲午戰爭中，面對按照西式方法武裝訓練起來的日本新式陸海軍，卻連自己的家底---北洋水師都保不住的尷尬情況出現！ 就太平天國方面來說，他們其實可有兩種選擇，第一是利用兵力上的巨大優勢，聯合捻軍從長江兩岸南北夾擊圍困安慶的湘軍，利用絕對優勢的兵力實施反包圍，就像三河鎮殲滅湘軍李續賓部那樣。 第二種選擇，是利用湘軍后方兵力不足的空虛，沿用二破江南大營的老套路，實施圍魏救趙。 實戰中太平軍選擇了第二種，但首先此招為曾國藩和胡林翼所識破（曾國藩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認為太平軍會“抄寫前文無疑”），其次在實際執行中走了樣，完全沒有統一協調可言，各部太平軍首領實際是選擇了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不顧最高統帥部的計劃安排，使得圍魏救趙的計劃最終無疾而終！ 太平軍所表現出的這種組織紀律性的觀念的淡漠，不僅使得太平軍兵力較多這個優勢變得毫無用處，也使得戰事一步步得向著不利于太平軍的方向發展，最終導致太平軍在關鍵的安慶決戰中失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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