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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中國文化的定型及繁榮強化期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多元文化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動亂時期。由于社會的動蕩不安，出現了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和大雜居，由此引起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和各民族之間的文化的相互滲透和交融，從而使民族文化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南北民族大遷移，使中原的文化、先進的科學技術帶到了江南，北方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也發展成為小國。周圍的各族文化進入中原，在給漢文化帶來沖擊的同時，也增添了新鮮血液，豐富了中原文化。由于中央集權的統一局面不復存在，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現是：儒學獨尊的文化地位被打破，出現各大學派既自成體系，又相互吸收和兼容的豐富的多元文化。 這一時期，玄學成為獨具特色的流派，道教得以形成，佛教廣泛傳人，形成了道、儒、佛、玄的相互抗爭與融合；五言詩更為成熟，史學開始繁榮；藝術領域也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書法、繪畫與雕刻出現了劃時代的發展變化。多元文化的大融合，對后來隋唐時期的文化繁榮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1．魏晉玄學 玄學是魏晉時期流行的一種哲學思潮，與清談是一種思想意識形態表現的兩個方面，在生活上為清談，提高到學術思想領域則為玄學。玄學是以老莊思想為宗旨，又糅合了儒家經學而產生的一種新的學說。主要研究深奧難測而又無法用語言明確表達的某種狀態、關系或道理。 玄學可以追溯到三國的魏國，當時有兩位學者何晏、王弼十分推崇老莊的思想。二人都主張“貴無”，“認為天地萬物以無為本”，強調回歸自然。魏晉時出現了“竹林七賢”，即山濤、嵇康、阮籍等，他們大力宣揚何、王二人的觀點，從而推動了玄學的發展。在“竹林七賢”的推動下，士大夫中形成了清談的風氣。他們崇尚清談，不拘禮教，行為放蕩，使“自然”與“名教”完全對立起來。士大夫清談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宇宙觀、歷史觀、政治、倫理等等，其根本觀點是張揚道家的自然主義思想，抨擊虛偽的儒家名教。由于漢代經學具有嚴格的師承關系和森嚴的家法師法，而清談則打破了這種沉悶的學術風氣，因此這種嶄新的學術交流方式對魏晉的思想解放、玄學的誕生與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玄學是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結合的產物，盡管士族為了自身生存，一直堅持承認儒家文化價值的存在意義，但占主導地位的卻是道家的個性自由。玄學思想者企圖通過宇宙萬物的現象，直接探求其本體和本性。玄學對本體和無限的思考促進了抽象思辨的發展。盡管在自然與名教的關系上，玄學者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們都崇尚人性自然；在“貴無”與反功利精神下，他們也由對帝王、能臣武將的崇敬，轉向了對自身的欣賞；在藝術上，他們徹底拋棄了對人性進行教化的政治功利主義藝術觀，認為藝術應當反映普遍的人性，重自然輕雕飾成為這一時期詩、畫、書法的主要特點。 2．各派融合 道教、佛教、玄學與儒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相互沖突與相互抗爭，在沖突中得以融合，在抗爭中形成豐富多彩、絢麗燦爛的多元文化。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醞釀于東漢，發展于魏晉。道教產生以后，發展速度很快。作為本土宗教，道教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格，在思想淵源與神仙世界的構造上同傳統的哲學流派、思想以及神話傳說息息相通。道家哲學是以道教的主要思想與宗教理論為主干，并同玄學結下不解之緣。道教和儒家哲學的有關思想也有相通之處，特別是道教積極將儒學中的倫理思想納入道教的教義之中。其中，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晉代的葛洪主張內儒外道，用“六經”治國安民，用道術養生修仙，建立了貴族的金丹道。 與道教不同的是從外傳入中國的佛教。佛教最早傳人中國是在兩漢時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王朝的不斷更迭，人們在信仰出現危機的同時，佛教中的遁世與脫離現實的思想適應了當時的社會心理需求，于是佛教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發展。這一時期，除了寺院、僧人和佛教的經文中譯本數量增多以外，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日益廣泛和深遠。佛教在傳播的過程中，開始與中國固有的文化進行融合，從而使佛教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首先，中國傳統的老莊哲學中有著與佛教相通的因素，因此佛教的“空”的思想與玄學的“貴無”思想相融合，從而使佛教適應了當時的文化環境。到了東晉，玄學幾乎完全融人佛教之中。其次，佛教也極力與儒學相協調，從形式到內容與儒學融會貫通。到了隋唐時期，佛學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儒學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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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優雅a > 《《中國傳統文化概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