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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1何駑研究員在陶寺觀象臺測量工作中錄像 本站記者：您從2002年開始擔任陶寺遺址的發掘領隊，在您和團隊的努力下，陶寺遺址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發現，無論是聚落布局還是陶寺遺址的興衰過程都有了明晰的認識，您能介紹下陶寺遺址近年來的發現和研究成果嗎？ 何努：從聚落研究來看，陶寺作為都城的聚落布局及功能區劃的研究在逐步深化，陶寺聚落作為城址可分為三大期，早期是以宮殿區的溝墻為防御體系，作為宮城的核心，在城南有一個下層貴族的居住區，單獨的一個南外城，與宮城總體構成一個早期城址。早期城址面積不大，宮城面積有13萬平方米，外城面積大概也就十來萬。但早期遺址的面積現在來看還是比較大，從城北發現的和祭地有關的禮制建筑，南邊到早期的王族墓地，這個面積有160萬平方米左右。顯然遺址比較大，但是城不大。當時的聚落形態已經初具規模，宮城內住的都是王、或元首，下層貴族居住區有單獨的一個外城，普通居民區基本分布在宮城的東西兩側，再外側東邊是王墓地，西邊是禮制建筑區。它的功能區劃大概是這樣一個布局，早期已經出現了獨立的倉儲區，也在宮城的東側。 陶寺遺址平面圖 中期時，宮城繼續在使用，同時擴建了一個大型的外郭城，使得陶寺中期的城址面積達到了280萬平方米，是城址面積最大的時期。宮城和外郭城呈“回”字形布局，形成了一個比較典型的雙城制模式，這種模式后來也影響到歷代封建王朝都城布局的基本模式，多數都城都采取了這種雙城制：回字形，宮城在里，郭城在外的布局。這是陶寺中期時城圈的一個完善過程。同時它作為都城的基本要素、功能區劃已經全部具備了。除了宮城之外，還有一個中期小城，城內有一個郊天祭日和觀象授時為一體的禮制建筑，也是祭天的禮制建筑區。此外，在中期大城外郭城的南部，也就是東南角，有一個工官管理手工業區，面積大概有20多萬平方米，經過鉆探和解剖、調查發現，大概可能分成6個手工業園區，其中有2個是與制陶相關，4個和石器加工有關。普通居民區位于中期外郭城的西南角。所以說到陶寺中期為止，它作為都城所有的功能區劃都已經完全具備了。 在陶寺中晚期之際，陶寺城址和它的都城地位以及政權曾一度被徹底摧毀過，也遭到了非常慘烈的政治報復。但是在陶寺晚期偏晚曾經有一個階段，似乎陶寺政權經歷過復辟，主要表現在宮城城墻有重建跡象，宮城內還有陶寺晚期的夯土建筑基址，面積不大，夯土質量很差；城外北部和祭地有關的禮制建筑也曾經重建過。當然最終陶寺遺址連同它的文化被徹底翦除了，陶寺遺址聚落的生命就結束了。這是這么多年來對陶寺遺址聚落形態考古研究的最主要的收獲。 陶寺都邑遺址的功能分區 陶寺遺址多學科的合作開展得也很多，在年代學、植物考古、冶金考古、動物考古、體質人類學等各個方面對我們的啟發都非常大。年代學方面我們使用系列測年樣品之后，陶寺遺址的年代跨度比以往把握得更精確一些。以前不是使用系列樣本，哪個地層重要就是在哪個地層或灰坑采一點，按照地層疊壓的打破關系來采樣，其誤差彈性比較大，如果采用系列樣本，經過整合后，誤差彈性壓縮很大，在正負80年左右。目前大致還是分為三期，早期保守的說約距今4300年-4100年，中期距今4100-4000年，晚期距今4000-3900年，目前來看這個框架有一定合理性，但也不排除將來會隨著我們對系列樣品進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可能還會有一些微調，但主體年代還是在這個范圍內。 植物考古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很多信息。通過浮選采樣和趙志軍先生的植物考古研究判定，陶寺遺址以旱作農業為主，農作物中小米和黍子占了重要地位，但與此同時，還有少量的水稻種植，這應該是史前時期中國水稻種植的最北線，達到北緯35.5度。同時還發現了早期大豆。這四種作物是陶寺的主要農作物。這些研究結果，同陶寺觀象臺所探索到的陶寺時期的二十個節令歷法的太陽歷當中所包含的農時是相匹配的。這對于我們探索陶寺觀象臺和陶寺歷法、農時等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王樹芝博士的樹種分析對我們探索宮室制度也非常有幫助，陶寺宮殿區主殿建筑中采集到的木炭樹種主要以柏樹和松樹為主，這兩種高等級的木材主要用于宮殿建筑，普通居址中發現的建筑材料或與建筑有關的相關木炭的樹種以櫟木為主，屬于雜木，表現出等級的不同。后來的二里頭、偃師商城、殷墟宮殿區的主要木材都是以松柏為主。這種樹種選擇也表現出早期宮室制度的制度要求，早至陶寺時期就出現了。 陶寺遺址出土的陶板，我曾經推測它是一種板瓦。我們邀請了科技考古學家李乃勝博士作了理化分析。通過燒成溫度、吸水率、抗折度、耐高溫、耐低溫等指標，發現它的性能和秦磚漢瓦沒有特別大的區別，有些吸水率可能還優于秦磚漢瓦，從而證明這種陶板作為板瓦使用是完全勝任的。 冶金考古上給我們展示了一幅比較喜人的畫卷。陶寺目前已經出土了5件銅器，劉煜博士檢測主要以紅銅鑄造為主。器物功能都屬禮樂器，從而構成了一套中國史前時期比較完整的紅銅鑄造的禮樂銅器組合。在冶金考古方面的深入分析能夠給我們展示出在二里頭文化之前的中原地區（黃河中游地區），陶寺紅銅禮器群體現出來的紅銅鑄造時代的特點。“鑄造”是中國青銅文化的一個最典型的特征，這個傳統目前可追溯至陶寺遺址的鑄造技術。 銅環 動物考古方面給我們的啟示也非常重要。袁靖、陳相龍、博凱齡等學者分析，陶寺除了豬和狗是黃河中游傳統的家畜之外，從陶寺早期開始，陸續進入陶寺文化的有黃牛和綿羊，給陶寺文化的生業帶來了新鮮的物種。黃牛的數量一直不太多，分析可能用于特殊用途，如宗教祭祀等。綿羊一開始數量不多，而到了晚期后數量突然變得相當大，而且綿羊的消費模式以年齡大的羊居多，也就是說它主要不是用于肉食，而比較符合羊毛工業和羊奶業的生業模式。這種羊毛工業和羊奶業的生業模式不是黃河中游地區傳統的生業模式，卻和西北地區農牧過渡帶或歐亞大草原的傳統生業模式比較接近，其背后所蘊含的更多的問題需要我們去探討，也可能和陶寺晚期社會的動蕩狀況，外來人口的大量涌入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系。更深層的問題是，陶寺晚期時，政權已經倒臺，但人口并沒有減少，遺址規模依然很大，羊毛工業也很發達，還有大量的石器制造業。這樣，在沒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政權狀態下，它如何產生這么巨大的生產功能？似乎從陶寺本身甚至晉南地區來看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而需要從歐亞草原的大的社會變革和文明崛起對中原文明的碰撞來考慮，可能才能看清陶寺晚期到底發生了什么。 體質人類學最大的收獲是，張君和王明輝博士分析陶寺早期和中期在體質人類學上的特征差別比較大，中期和晚期則比較接近。從王族墓地來看，陶寺遺址早中期兩個王族的墓主人之間經體質人類學檢測表明沒有血緣關系，也就是說早期和中期掌權的王之間沒有任何血緣關系，但是政權卻在這兩個沒有血緣關系的家族之間傳承，這讓我們想起歷史上所謂的“禪讓”，這個現象十分有意思。以前只是看墓地形制的不同，而體質人類學直接給出了血緣關系不大的結論，但是從遺址發展狀況看他們的政權在早期和中期之間是有一個比較順暢、和平的過渡的。 本站記者：關于陶寺發現的天文遺跡現在有不同的觀點，您能介紹下相關研究嗎？ 何努：陶寺關于天文的發現有兩個，一個是觀象祭祀臺，另外一個是圭表。 觀象祭祀臺除了祭天祭日的功能外，它還有一套觀測系統，是用建筑構件作為觀測儀器，由觀測點、觀測縫和遠處的塔兒山（崇山）構成三點一線的一個地平面的觀測系統，用于觀測日出。這個觀測技術系統實際應屬于歐洲的列石系統。但歐洲的列石系統沒有陶寺觀象臺這么縝密，而更多地是象征性的，它可以進行二分二至的觀測，但它做不到把一個太陽回歸年分成十幾個、二十幾個與農時完全對應的節令。相比較之下，陶寺觀象臺有明確的觀測點，這是和西方巨石陣有巨大區別的地方。觀測縫只有20厘米寬，從觀測點到觀測縫12米到13米遠，此處20厘米是一個天文度，即兩個太陽的寬度，目的是要把太陽的移動卡在一個很嚴密的范圍內。通過我們實地觀測，體會到從這個縫中觀察日出只能是一年中的某一天，整個日出過程是8分鐘左右。如果要有一個嚴格的標準時刻的話，也就是太陽的日半出或日下緣切于山脊線的那一刻，以這個為標準的時候它大概也就是8秒左右，也即是說要在一年當中的某一天的某一個早晨的某8分鐘的某8秒你才能縫中線看到它，可想而知當時觀測的精確度已經達到了多么高的水平！所以在天文學界已經得到普遍認可，首先是認為這是考古發現的世界最早的觀象臺，第二它所能得到的20個節令的太陽歷也是當時世界上最早最縝密的歷法，是四千前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他們也認為這套天文學知識完全可以和《堯典》所記載的高度發達的天文學知識相匹配，足以證明4000多年前中國的天文學走在世界的前列，是當之無愧的。 觀象臺空中照 圭表是在陶寺早期和中期墓葬里出土的，圭和表不是在同一個墓里出土的。表是上個世紀高天麟先生他們挖的，也是在陶寺早期的王族墓地里，規模不大的一個官僚（很可能是天文官）墓中出土的，是一根紅色的木桿，上面可能涂的朱砂，通體通紅，沒有刻度，應該是表。我們2002年發掘的陶寺中期的王墓，也可以說是元首墓（IIM22），也是一根木桿，但上面有刻度，是用黑漆和綠漆分段漆成，然后再用紅色的彩漆將關鍵的刻度標定出來，這應該就是圭尺。表和圭尺組成一套完整的圭表測影儀器，是中國傳統的天文觀測儀器，它們主要是通過測量立表日影長度來制定歷法。在陶寺的圭尺上還有一個特殊的刻度，這個刻度是1.6尺，即40里厘米，這個刻度在陶寺是沒有用的，因為陶寺真正的夏至影長是1.69尺（相當于42.25厘米）。標出這個1.6尺影夏至長影的目的可能是用于對外宣傳或宣稱陶寺是地中。這個地中的刻度被畫在圭尺上，被記錄在《周髀算經》里。《算經》中有一套數據就是夏至影長一尺六，冬至影長一丈三尺五，這兩個刻度在陶寺的圭尺都能找到。這套數據很多學者都很懷疑，根據地理緯度的測算，并不符合某個都城數據，所以曾經很多天文學家都很懷疑它的真實性，甚至認為很可能是漢人偽造的。但是這套數據卻被很頑固地留下來了。而另一套數據大家公認為真實數據的，是《周禮》中所記載的夏至影長1.5尺，被定為地中的標準，這是周公測影時對外宣稱的，他明確地說繼承的是夏制，通過天文學計算與洛陽夏至晷影長度也很符合。《隋書·天文志》中認為1.6尺夏至影長是洛陽地中，這是將兩個數據弄混了。但也能說明在中國古代，這兩個夏至影長都曾作為地中標準，只是后來河南的地中標準被廣為接受了，晉南地區地中就被遺忘了。通過天文計算， 1.6尺夏至影長準確來說應該是垣曲盆地的，我們就可以考慮廟底溝二期的大本營垣曲東關，而陶寺早期文化的主體極有可能是垣曲盆地的廟底溝文化的一支北上進入了臨汾盆地，然后與周邊地區的文化融合碰撞形成了它的文化，那么1.6尺夏至影長就是陶寺人將老祖宗那的地中繼承下來，對外宣稱1.6尺是地中，自我標榜自己的正統性與合法性。陶寺圭尺從圭表測影系統來說應是考古發現最早的實物，也表明在4000多年前，古人就完全懂得利用勾股定理來進行日影測量、判定節氣。但它把“地中”觀念提出來，也是為自己的政權服務。 陶寺觀象臺觀測到的太陽歷 從傳統來看，圭表可能應該是東部地區、華東地區比較傳統的測量方法，簡便易行，可稱之為東方系統；巨石陣是列石系統，可稱為西方系統。在陶寺時期，歐亞大陸有一個大的發展時期，陶寺文化于是海納百川，吸收周邊地區的技術、科技、文化，甚至是政治統治思想等等，所以在陶寺東西方兩種先進的觀測系統能夠并存，兼收并蓄，也與它們所能達到的高度是相輔相成的。但列石系統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它不能移動，不能進行天文大地測量，也不能確定“地中”，而這正是圭表所獨具的優勢，因此它逐漸被中國傳統的測量系統所拋棄。 根據考古遺跡假想復原的效果 本站記者：您認為山西陶寺可能為堯都，主要是從哪些方面來研究的？ 何努：堯都是一個歷史學范疇的話題，如果用考古資料來探討歷史學范疇的話題，就需要像刑偵學一樣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證據鏈，這個證據鏈一方面包括不會說話的考古資料，另一方面要通過歷史文獻、民族志材料、方言、歷史地理、地名志等這些方法來共同解讀。 陶寺作為堯都的推測首先是有文獻記載的線索。漢以后有一種比較強大的聲音認為堯都平陽一帶，雖然它不是確鑿無疑的文獻記載，平陽的具體位置也有很多爭議，但總體來說，堯都在平陽一帶（今臨汾盆地一帶）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我們已經通過考古資料判定陶寺是一個都城（詳見第一個問題），但到底是誰的都城？這一點文獻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記載，地名志、方言等都提供了這方面的信息，民俗學上的證據也有。如陶寺出土的龍盤和現在當地村民清明節上墳的饃饃都很像（供品花饃即是在饅頭上盤一條小蛇），當地的老百姓管太陽叫“堯王”，這些都給我們一些啟示。當然更多地還是要從陶寺出土的考古資料本身來建立一套直接的或關鍵的證據鏈。 首先是看文字的發現，在陶寺朱書扁壺上的兩個符號，主流觀點認為這兩個是最早的漢字，但具體解釋有不同的意見。我個人認為應釋為“堯”，其字形上面是“土”，下面是“人”。上面◇構形描寫的是土塊，即是夯土小板塊，是陶寺城址與夯土基址夯筑的主要技術。而陶寺用夯土版塊建筑的外郭城也是這個樣子。上邊的“城”與下邊的“人”之間畫了一個橫杠，這是一個指示，指這個城是在人的頭頂上，這是典型的黃土塬地貌，只有你站在溝里的時候城墻才能在你的頭頂上，也就是說“用夯土版塊在黃土塬上做的大城”就是這個字的含義，那么我們可以說這個就是 “堯”。也就是說這個堯，就是最本初造這個字就是比照陶寺城址來做的，陶寺城址很多考古信息都支持它的含義，這個字也與甲骨文的“堯”非常像。那么做這個城的元首，就應該是堯了，而且這種用夯土版塊在黃土塬上做的大城只有陶寺遺址一個，它就是特指陶寺城址。陶寺朱書扁壺的“文堯”，在文義上也講得通，如“文德治天下”等，都是他的文德思想，所以“文堯”在文義上也解釋得非常通暢，這些證據說明陶寺城址就應該是堯的都。所以這是一條關鍵證據鏈中一個關鍵點。 朱書扁壺上的文字 另外如“禪讓”的問題。禪讓最初就是發生在堯和舜之間。在陶寺遺址里就是早期和中期。如同前面所提到的，不同血緣的王族之間傳承王權，這種現象可能就是漢儒歌頌的那種“禪讓”，也是一個國家統治手段并不成熟時候的特征。 此外，就是《堯典》中關于天文學的記載，派四個官員（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率領的“科考隊”進行大地四表的測量。這四表的測量更多的可能是天下觀，而且國家的行政、財力等方面能夠達到要求，這種行為在當時至少是開創性的，所以《堯典》也有記載，說堯的文德是“披于四表”，而非“四至”或“四海”。漢儒的解釋，四表是以地中中表為基點，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海畔（海岸線）上的標志點的指稱。其中地中就是指都城，具體到陶寺時期則是指陶寺城址，漢朝時漢儒們的解釋地中就是當時的穎川（今登封告成），今天告成縣內還有觀星臺。四表的測量則很難有考古遺跡證據，但我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輔證，就是先秦時期有一套數據，記載“四海之內南北兩萬六千里，東西兩萬八千里”。我研究的結果，陶寺1尺是25厘米，徐鳳先博士在我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折算出來陶寺的26000里是今天的6500公里，陶寺的28000里就是今天的7000公里。那么我們以陶寺作為基點，來確定東西南北四個表點。南表是在廣東的陽西沙扒灣，北表是俄羅斯的拉普捷夫海的南岸，瀕臨北冰洋，按照今天的大地測量方式來計算，其間實際距離與6500公里的誤差率不超過6%。東邊從山東膠南市靈山灣朝陽山嘴嘰頭起，西邊到敘利亞地中海的東岸，可能古屬流沙，其與現代計算距離與7000公里誤差率在7.4%左右。如果將這個基點挪到河南告成，誤差率在14%左右。所以基點與數據相吻合的程度充分說明四表的測量與《堯典》的記載非常匹配，這個數據應當有一定以實際測量和認識為基礎。 圭表幾千公里的測量十分困難，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可能會分作業區來測，《堯典》里說是“宅嵎夷”、“ 宅南交”、 “宅西”、“宅朔方”，也就是說“科考”并不是一天完成的，而是要住一段時間，測完一站再測下一站，在測量的方法上可能是步測和圭表測量相輔相成，最后才得出一個大的數據。所以《堯典》的記載不是憑空捏造的。 另外，這些地名的記載，如南交，就是北回歸線一帶，和南表的所處點相符合；東表點處嵎夷，《禹貢》和《堯典》里都叫嵎夷，即青州，在今青島一帶，膠南市屬于這一帶。北邊到幽都，它的特點是太陽掉到里頭不出來了，永遠是冰冷的，那不是北極圈里的極夜嗎？所以它叫幽都、幽州。西邊有流沙的話，那西亞地帶敘利亞也有流沙，所以地望的記載也不是憑空想出來的，還是應該是有人真的去了后將其真實的感受記錄下來，濃縮成《堯典》。 《堯典》很多東西能在陶寺的考古發現中系統對應。除此四表外還有“寅賓出日”，就是觀測日出的授時行為，還有舉行迎日活動，陶寺觀象臺就有對應的“迎日門”。《堯典》中“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與觀象臺的功能能夠對應。陶寺觀象臺太陽歷365或366天的回歸年周期也與《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相合。這些文獻記載和陶寺出土的遺存能夠系統地對應。 《古本竹書紀年》傳說堯母慶都感于赤龍而生堯，堯曾夢龍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龍盤，畫面中赤龍攀天而上，這可以說是偶然的巧合嗎？我覺得如果是一個可以說是巧合，這些把線索湊在一起，我就覺得傳說、文獻記載都是有一個內在的邏輯。流傳下來的都是歷史的記憶，它雖然是片斷的、有偽造或變造，但依其內在的邏輯把它連起來，也是一個邏輯的描述。而我發現的考古證據也是一個邏輯的證據鏈，我把這兩個邏輯鏈條套合在一起，發現對應的比較多，或者比其他地方的證據要更多一些，那我現在就傾向于認為我們發掘的陶寺就應是堯都。 本站記者：對于最早的中國，學者們定義不一，您認為陶寺是最符合“中國”本初概念的政體，能闡述下您的研究嗎？ 何努：“中國”這個概念是在不斷變化的。過去我們普遍認為古代的“中國”就是指 “中原地區的國家”，依此概念，最早的中國是二里頭不成問題。但我又發現原來“中國”有一種說法是“冀州為中國”，因為冀州為中土；還有一種說法是“帝王所居之都為中國”，這兩種說法又和我們傳統地認為中原地區的國家叫“中國”有點不太一樣，那我就會琢磨它為什么會有這種說法，中間的橋梁就是“王者居中，要選地中”，所以帝王所居、地中之都不就是中國嗎？這樣就有了一個新的思路，即“中國”最早可能不是以中原地區來判定的，因為中原的概念出現，也得先有個地中才能叫中原，所以不論中原也罷、中國也罷，首先要有一個概念，就是地中的概念。 這個思路突破以后，就想到這個本質問題：我們為什么叫中國？實際就是兩個子概念，即“中”和“國”，地中之都，中土之國。地中之都就是帝王所居之都所以叫中國；中土之國，冀州為中土，所以它叫中國。故而一定是有一個地中的概念，有一個國家的概念，這兩個概念合一起就叫中國，有了中國以后，中國所在的大范圍、大地域就被大家認同一直叫中原。由于后來伊洛地區的地中一直被大家承認為地中，中原概念就定下來了，就不再變了，晉南就屬于邊緣了，晉南地區地中標準1.6尺夏至影長就被遺忘。 那么，中國這個本初的概念就是兩個概念，一個是“地中”，一個是“國家”， “地中”這個概念必須有物化的表現，得有標準，標準我們現在知道的只有兩個1.6尺，一個1.5尺。這1.6尺地中的標準在陶寺出現了，我們就認為陶寺“地中”概念有了，它都城所在被標榜為地中，所以是“地中之都”。另一方面陶寺文化所建立的社會組織形態已經進入到國家階段，所以“地中”的概念和國家的社會組織形態合在一起了，“地中”這個概念是為了國家政治服務的，它們兩個之間不是分裂的，它是相輔相成的，甚至說“地中”就是為“國家”服務的。所以我理解最本初的中國就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國”，這兩點首先是陶寺能夠確定下來的，所以我說陶寺是最初的中國。 本站記者：謝謝何老師接受中國考古網的采訪，對陶寺遺址進行全面、深入的介紹！ 2015.6.19 中國考古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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