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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書對中國文化史影響至深至著，尤其在獨立人格的塑造，士人氣節的培養上，恐無其他經典可與之相比。唐宋以來便有學者指出，“求觀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氏醇乎其醇也”。“孟子有功于道，為萬世師。”故作為中國人，都應該認真讀讀《孟子》。閱讀《孟子》，與其他經典一樣，都需要借助前人的注疏。關于《孟子》的注疏，可分為兩種：一是古人所做，代表性的有東漢趙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義》等；二是今人所做，如楊伯峻的《孟子譯注》、梁濤的《孟子解讀》等。對于初學者而言，最好從今人的注疏入手，這主要是因為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經典本來就是常讀常新的。另外，今人的注疏往往綜合、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寫作方式上，又照顧到今人的閱讀習慣，從其入手無疑是較為合適的。在今人的著作中，《孟子解讀》一書是我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經典解讀”系列教材撰寫的一本，我研究孟子十余年的心得，最后都匯集在該書中。我在港臺、歐美訪問，看到一些大學的哲學系、東亞系將其列為學生的教材、參考書，說明得到學界的一定認可，故不揣冒昧，“內舉不避親”，愿意將其推薦給讀者。 《孟子》一書為孟子晚年與弟子萬章等人編訂，主要記錄孟子游說諸侯及與時人、弟子的問答，體例上則有意模仿《論語》，往往根據某一主題對內容進行編排，但并不嚴格。故閱讀《孟子》，除了逐字逐句的細讀外，還有兩條線索值得關注，一是時間線索，二是思想線索。《孟子》一書主要記載孟子的思想，但孟子的思想不是書齋中的沉思、玄想，而是在游說諸侯的實踐中的宣教、主張，是對一個個具體現實問題的回應。孟子不是冥想的哲學家，而是充滿濟世情懷的行動者。故讀《孟子》，就不能脫離歷史，不能抽象地看待其思想，而應結合其生平活動，了解其言論、主張的具體情景，想見其精神氣質、音容笑貌，這樣才可以“知人論世”，真正讀懂、理解孟子。 據潭貞默《孟子編年略》：“孟子四十以前，講學設教；六十以后，歸老著書。其傳食諸侯當在四十以外。”大致反映了孟子的生平活動。孟子為鄒國人，其游說諸侯應當是從鄒穆公開始的。故學者認為，《梁惠王下》“鄒與魯鬨（hòng，爭斗）”章是孟子早期游說諸侯的記錄。據該章，鄒國與魯國發生爭斗，鄒國的長官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鄒國的百姓卻在一旁見死不救。這時孟子在鄒國已有了一定的聲望和影響，于是穆公便向孟子請教。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孟子實際是遇到了“人民為何不愛國”的問題。孟子認為不能以官吏甚至君主代表國家，國家的主體是民眾，而非君主、官吏，后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即是對此問題的進一步思考。百姓的冷漠，責任在官吏，鄒國的官吏平時缺乏仁愛之心，對百姓的死活不聞不問，現在算是得到報應。解決民眾的“愛國”問題要靠“行仁政”，執政者只有執政為民，造福于民，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和擁護。民本、仁政是貫穿孟子一生的核心思想，仔細考察則可以發現，這些思想都是孟子在應對現實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 孟子在鄒國附近活動一段后，于是前往齊國。齊國是當時東方最強大的國家，由于稷下學宮的設立，更是成為戰國時期文化的中心。稷下學宮興辦于桓公田午之時，后大約經歷了150年的歷史，中國古代的百家爭鳴主要是在齊國稷下學宮進行的。孟子一生曾兩次來到齊國，荀子也曾在學宮“三為祭酒”，稷下學宮對古代文化貢獻可謂大矣！孟子第一次到齊國正值齊威王執政，可能由于當時孟子的影響還不夠大，《孟子》書中未見其與齊威王的對話。不過，《告子》篇中所記載孟子與告子的論辯則發生在這一時期，孟子的言論多有不合邏輯之處，是其思想還未成熟的表現。孟子在齊國未得到重視，無法施展抱負，于是前往宋國。孟子到宋國后，發現宋偃王身邊多為奸佞小人，只有一位薛居州可稱為善士，對宋偃王的仁政產生深深的憂慮。按照孟子的想法，“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仁政的動力在于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而保證君主能夠行仁政，就要在其身邊安排大量的善士，對其勸誡、進諫，乃至影響、感化。故孟子一定程度上認識到規范權力的問題，但孟子一方面想規范、引導權力，另一方面可以憑借的力量又十分有限，在他那里，“仁政如何可能？”是一個沒有真正解決的問題。 孟子在宋國活動未果，不過卻遇到了當時還是太子的滕文公，孟子言必稱堯舜，給后來的滕文公留下深刻印象。不久滕定公去世，滕文公即位，于是派人將已回到鄒國的孟子接到滕國，協助其推行仁政，一時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反響，不少人聞風而至。不過，孟子雖然有機會得君行道，但滕只是一小國，要推行仁政于天下，僅靠其力量是不夠的。這時孟子通過滕國的仁政實踐已產生較大影響，于是率領弟子，“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浩浩蕩蕩來到戰國七雄之一的魏國，時年孟子約五十余歲。 孟子一到魏國，便受到梁惠王的接見，《孟子》開篇第一章即記錄了二人想見的情景：“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由于涉及到義利之辨，一開始便話不投機。除上面一章外，《梁惠王》還有四章記錄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都是勸導其推行仁政。幾年后，梁惠王去世，梁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于是離開魏國前往齊國。孟子第二次到齊國，時值齊宣王執政。《孟子》一書明確記載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達十余處之多。另外像著名的“知言養氣”章，記錄的也是這一時期的事。孟子初到齊國時，與宣王的關系尚可，二人的對話態度和緩、氣氛融洽，如孟子以宣王對牛的不忍人之心，啟發其推行仁政等。但這種局面沒有維持很久，公元前315年（齊宣王5年），燕國因燕王噲讓國而發生內亂，宣王詢問孟子：是否應出兵攻取燕國？孟子從民本立場出發，主張“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孟子這一看法實際是將人權置于主權之上，是中國古代的人權高于主權論。不過孟子并不認為任何國家都有討伐別國的權力，只有“天吏”也就是合法授權者才有資格征伐不道，救民于水火。但是齊國攻占燕國后，不僅不行仁政，反而“殺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完全違背了孟子的意愿，站在了燕國民眾的對立面。孟子對宣王大為失望，認識他不是一個仁義之君，言談中多有批駁、譏諷，常使“王顧左右而言他”。在這種情況下，孟子決心離開齊國，當弟子充虞問是否不愉快時，孟子回答：上天大概還不想平治天下，如果想平治天下，當今之世，除了我還會有誰呢？我為什么不愉快呢？孟子就是懷著這樣一種堅定的自信退出政治舞臺。孟子的自信并非某種精神自慰，而是來自這樣一種信念：得民心者得天下，歷史的發展必將是以民心、民意的實現為目的，故政治必須符合人性，只有符合人性、維護人的尊嚴的政治，才是最有前途的政治。這就決定了王道必定戰勝霸道，仁義必定戰勝強權。人類政治最終必定回到仁政、王道上來，我的時代尚未到來，若到來，必定是仁政、王道的時代。 概括一下，孟子游歷諸侯的經歷大致為：在鄒國游歷（四十左右）——第一次到齊國（齊威王執政）——到宋國（宋偃王欲行仁政）——在滕國行仁政（滕文公行仁政）——到魏國（梁惠王執政）——第二次到齊國（齊宣王執政）——告老還家，著《孟子》。 孟子的思想較為豐富，有所謂三辯之學，即人禽之辨、義利之辨、王霸之辯。當代學者也有概括為仁義論、性善論、養氣論、義利論、王霸論等。從思想史上看，孟子的貢獻是繼承了孔子的仁學，對其作進一步的發展。不過，由于《孟子》一書為記言體，其對某一主題的論述并不是完全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各章，形成“有實質體系，而無形式體系”的特點。這就要求我們閱讀《孟子》時，要特別注意思想線索，在細讀、通讀《孟子》的基礎上，根據某一思想主題將分散在各處的論述融會貫通、提煉概括。這方面學者的研究可供參考，故研讀《孟子》的同時，閱讀一些有代表性的學術論文，對理解孟子是十分有益的。限于篇幅，這里只對孟子的性善論做一概括闡述。 據孟子弟子公都子介紹，當時戰國時流行的人性論主要有三種，分別是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說，以及“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說與“有性善，有性不善”說。以上觀點雖有不同，但有一共同特點，都是將“性”看作為一客觀對象、事實，根據性的種種具體表現，對其作經驗性的描述、概括，類似一種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對于以上的言性方式，孟子雖然并不一概反對，但認為其只是對性的一種外在概括和描述，不足以突出人的道德主體性，無法確立人生的信念和目標，不能給人以精神的方向和指導，更不能安頓生命，滿足人的終極關懷。故孟子言性，不采取以上的進路，而是另辟蹊徑，提出他對人性的獨特理解。孟子說：“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說明孟子承認“口之于味”、“目之于色”等事實上也是一種性，但又認為君子并不將其看作是性。前一個“性也”，是一個事實判斷；后面的“不謂性也”，則是一個價值判斷。孟子又認為，仁義禮智的實現，雖然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命的限制，但“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里的“不謂命也”，同樣是一種價值判斷。因此，孟子性善論實際是以善為性論，因為“把善看作是性”與“性是善的”，二者是同義反復，實際是一致的，孟子性善論的核心并不在于性為什么是善的，而在于人是否有善性存在？以及為什么要把善看作是性？孟子正是順著這樣的思路，對其性善論做了論證和說明。但由于其論述分散在不同章節，這就要求我們以思想為線索，對孟子的相關論述融會貫通，進入孟子思想的深處，真正讀懂、理解孟子。以往學者將孟子性善論理解為“孟子認為人性是善的”，實際上《孟子》一書中只說“孟子道性善”、“言性善”，而后者是不能等同于“人性是善的”。如果一定要用命題表述的話，也應表述為：人皆有善性；人應當以此善性為性；人的價值、意義即在于其充分擴充、實現自己的性。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國學學刊》執行主編 梁濤） 文字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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