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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古稱平城，或稱云州、云中，建城歷史悠久，曾為北魏京師，遼金陪都，明清重鎮，在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古城位于大同市城區和南郊，自秦漢建立城邑至明清以來，城市的名稱屢有變化，城市布局和規模也因政治需要或軍事防御有所損益，但其位置卻未發生大的變動，這在我國城建史上是不多見的。 大同屬于古今重疊型的城市，早期城址遺跡大多被晚期城址和現代城市疊壓或打破，給考古工作帶來了很多困難。早在20世紀40年代日本學者水野清一就對北魏平城作過考察和研究[1]。文化大革命后，進一步的城市考古工作逐漸展開，歷史時期地方城址的調查就是從大同城開始的[2]。80年代以來，省、市文物部門和當地學者作了許多調查、考證和研究工作①。2004年8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與市博物館聯合組成平城考古隊②，全面啟動北魏平城遺址的調查和發掘，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考古調查發掘資料入手，結合相關歷史文獻，可以搞清大同古城從秦漢至明清時期分布范圍及其演變規律。 一、秦漢時期的縣邑 秦漢時期的平城是雁門郡所轄的縣城，屬并州刺史部。“漢高祖七年（前200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謀反太原……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3] 這是大同立邑最早的確切文獻記載。由于著名的“白登之戰”，平城聞名天下。西漢中后期，在此設置了雁門郡東部都尉治所，駐有邊兵，抗擊匈奴，平城成為北邊長城內的軍事重鎮。 漢代以來，平城的名稱屢變，但其附近白登山的位置是始終不變的。因此，平城的位置可依據與白登山之間的地理位置關系來判斷。白登山（今稱馬鋪山）位于大同城東北4公里處，主峰海拔 操場城位于明代大同府城北部，亦稱“北關”或“北小城”，東西城垣保存尚好。通過對舊城墻進行反復細致的踏勘，發現在操場城的東、西、北三面墻體中，存在著早、中、晚三期墻體相互傾斜疊壓的現象，較晚的墻體依次傾斜靠壓在較早墻體上，從早期到晚期為自內而外的方向排列。結合大同市城區地下原始地貌、漢代的文化層堆積、附近漢代墓葬分布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可以看出漢平城縣遺址分布范圍集中在大同明府城以北的操場城及其以南的明府城北墻間一帶[5]。2003年初，操場城一處基建工地發現一塊帶銘文的瓦當，當面以雙線界為四區，飾4朵卷云紋，內圈設弦紋一周，中央作陽文隸書“平城”，字體清晰秀麗[6]③。卷云紋是漢代瓦當中較為典型的裝飾紋樣，標設宮殿、衙署等文字的瓦當同樣是漢代的杰作。因此，判斷該瓦當系漢代遺物，從文字看，應是漢代平城縣衙署建筑上的遺物，它的發現為斷定操場城即漢平城縣遺址提供了確鑿無疑的實物依據。 2004年8月，平城考古全面啟動。更為全面的遺址調查顯示：操場城的東、西、北三面墻體中雖然存在著早、中、晚三期墻體相互傾斜疊壓的現象，但不是全部，在東、西墻體中北面的大部分存在相互疊壓現象，而操場城東西街以南約 綜合分析漢平城縣遺址，分布于大同北面的操場城已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不是操場城的全部，也不是向南延伸至明代府城北墻之間的區域，而是分布于操場城北面的大部分區域，即操場城東西街南約 漢平城縣是大同建城史上有確切史料記載的最早城邑，漢高祖六年（前201年）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的筑城活動④。平城由于地處邊關，是保衛中原的重要屏障，軍事位置十分重要，筑城活動勢在必行。若此，平城的始創年代應該更早。2004年秋，對操場城西北糧油儲運公司北城墻和西城墻豁口作了解剖，地表上為早、中、晚三期墻體相互傾斜疊壓的現象，與此對應，地下早期墻體內側仍傾斜疊壓有更早夯筑物，多數學者認為操場城早期墻體為漢代夯筑物，這更早的夯筑物自然是早于漢代的墻體。據《正義括地志》云：“新城一名小平城，在朔州善陽縣西南四十七里。”后來為秦將蒙驁所拔，由于當時北面已有平城，故相對而言將朔縣境內之城稱為“小平城”。說明平城在秦朝已經存在。按《史記·匈奴列傳》記載：“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云中、雁門、代郡。”平城建立城邑很可能是戰國趙武靈王置雁門郡之后，漢高祖六年的筑城活動，只是在原來基礎上進行的增筑，絕非創建。 二、北魏前期的都城 自東漢末年開始，由群雄割據后形成三國鼎立，中國歷史進入了長期動蕩混亂的階段。統治者無暇北顧，邊塞南移至雁門關一線，平城被迫遺棄塞外。西晉永嘉四年（310年）拓拔猗盧從劉琨“求句注北之地”，并“徙十萬家以充之”，“而地卒入于北魏。”建興元年（313年）“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以為南都”[7]序紀。天興元年（398年）拓拔珪稱帝，定國號魏。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7]太祖紀。拉開了平城建設的序幕。經歷道武帝初創，元明帝、太武帝改擴建，孝文帝臻于完善，歷時96年，發展成為當時中國北部政治、軍事和文化的中心。平城分為宮城、外城和郭城三部分：宮城是道武帝遷都的漢平城縣，分為東宮和西宮；外城是道武帝在天賜三年筑的方圓20里的城垣；郭城即明元帝所筑的周圍32里的外郭。 （一）宮城 北魏平城的宮城即漢平城縣城故址，道武帝自盛樂遷都平城，太武帝“截平城西為宮城”[8]魏虜傳，所指均為秦漢時期的平城。拓拔猗盧曾以故平城為南都，并對破損的城垣作了修繕，遷都時城垣現狀相對較好，北魏的宮城實際上是利用了漢平城原有的城垣。道武帝遷都伊始，便對宮城進行了大規模的營建，宮城建設是從西宮開始的，天興元年至六年（398—403年），先后建成天文殿、太廟、太社、天華殿、西武庫、中天殿、云母堂、金華室、西朝陽殿等。天賜元年（404年）冬十月筑西宮，應是在舊城垣基礎上對西宮城垣作了增筑，在宮城中部修筑了城垣作為西宮的東墻，城東預留了東宮建筑用地。道武帝在世時，就開始營建東宮，修筑了紫極殿、玄武樓、涼風觀。太武帝即位后，改建原來的東宮為萬壽宮，修建了永安殿、安樂殿、臨望觀、九華堂。延和元年（432年）七月筑東宮，也是對舊城垣進行修筑，按《南齊書·魏虜傳》載：“截平城西為宮城，四角起樓，女墻，門不施屋，城又無塹……偽太子宮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說明北魏宮城是在漢平城原有城垣的基礎上，建造了兩個各自獨立卻自成一體的建筑單元，即由西宮和東宮組成的宮城。 考古調查資料顯示：操場城的北墻和東、西墻的北部，存在著早、中、晚三期墻體相互傾斜疊壓的現象。早期的夯筑物為漢代平城縣城垣，北魏宮城是在漢平城舊城垣的外側進行了增筑，從而形成了中期的夯筑物。宮城的范圍也沒有擴展，僅限于秦漢平城縣城的規模。元明帝“廣西宮”[7]太宗紀，應該是對宮城中部修筑的城垣作了東移，擴大了西宮面積的同時，相應地縮減了東宮的活動空間，據《魏書·世祖紀》記載：“東宮成，備置屯衛，三分西官之一，”東宮配置的防衛僅相當于西宮的三分之一，其面積和規模也就可想而知了。 2003年3月，操場城內四中以北發現一處北魏大型建筑遺址，被命名為操場城北魏一號遺址（以下簡稱一號遺址）[9]。出土的“大代萬歲”和“皇□□歲”兩種文字瓦當，就文字內涵，不應是貴族豪宅、官署衙門所用之物，這些特殊瓦當與大型板瓦和筒瓦同在這樣大型的建筑遺址出現，顯示出原建筑品級很高，皇室氣息濃厚。從其建筑形制考慮，該建筑臺基面積如此之大，前有兩條踏道，后有一條踏道，東沿也殘存一條踏道痕跡，與其他地方發掘過的歷代遺址相比，初步推斷該遺址為一處北魏宮殿建筑遺址。 后來對一號遺址北面僅一墻之隔的總參招待所進行勘探，發現了大面積夯土遺跡，平面為長方形，面積與“一號遺址”相當，北距“一號遺址”約 歷年來對操場城進行的文物調查和勘探表明：東部的美好家園，西部的舒心園、糧油儲運公司⑤ 等大面積的地方，雖出土了一些漢—北魏的殘陶片、碎瓦片，但沒有發現當時因頻繁活動而形成的文化層堆積，也未發現當時的建筑遺跡。據當時江南使者記錄平城宮城的情況：“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織綾錦販賣，酤酒，養豬羊，牧牛馬，種菜逐利。”[8]魏虜傳宮城中“又有懸食瓦屋數十間，置尚方作鐵及木。”這些充分說明平城宮城除建造的宮殿外，仍有很大的空地來供應北魏皇宮帶有一定原始性質的宮廷經濟，宮殿占據的面積并不大，而且主要集中于宮城的中央。 上世紀40年代，在操場城以北1.5公里處的火車站供水塔附近，曾發現排列整齊的砂巖柱礎及北魏瓦片等，有學者認為這里是北魏宮城的宮殿基址[10]。近年來配合基本建設進行的調查，發現供水塔周圍較大范圍內，地下沒有漢—北魏文化遺跡堆積，其他文化層也很薄，時代最早為明清時期的遺物。因此，這里不可能是平城的宮殿區，推測為北魏一處獨立的建筑遺存。 （二）外城 平城的外城，又稱內城、中城，由于都城建設，前后有所變化。據史料載，天賜三年六月，“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涂洞達。”[7]太祖紀 此時僅對外城作了規劃并未建設，相對宮城而言，稱作外城。太延五年，“柔然敕連可汗聞魏主向姑藏，乘虛入寇……至善無七介山，平城大駭，民爭走中城。穆壽不知所為，欲塞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11] 這時雖修筑了郭城城垣，還沒有完成，相對于宮城和郭城，稱外城為中城。說明郭城環繞于內城的周圍，或者說郭城是中城外圍的一道防御屏障。“欲塞西郭門”可以肯定宮城在郭城的里面，塞筑西郭門可暫保宮城安全，如果宮城不在郭城內，那么塞筑西郭門對于宮城的安全無補，說明當時的平城防御設施沒有完全建好，城墻也沒有想象的堅固。太和十五年，“十有二月壬辰，遷社于內城之西。”[7]高祖紀下 通過大規模的改造和營建，平城的建設基本完備，對于宮城和郭城而言，外城便被稱為內城。 早在道武帝遷都平城的第二年便“增啟京師十二門”，確定了京師外城的基址。“天興三年（400年）春三月，穿城南渠通于城內，作東西魚池，”[7]太祖紀 六月，規劃好道路，確定了外城的范圍，并于宮城的南部安置許多官宦之家居住⑥。“城南渠”應為宮城迤南之渠，即如渾西水流經城內的一段，“東西魚池”就是將宮城與外城之間的低洼地因地勢作成東西魚池，遺址后被利用修浚了明府城北墻的護城河，今已不存。泰常八年（423年）十月“廣西宮，起外垣墻，周回二十里”，據黃惠賢先生推測，起外垣墻這項工程，因27天后元明帝崩，大約沒能施行[12]。后來的文獻，也沒有關于修筑平城外城的記載，但考古調查實踐證明，平城外城確實存在，即今天仍保存的明代大同府城。只是外城城垣的修筑沒有完全依據以前的規劃，而是根據實際情況作了一些修改，或許是平城外城的規模不足“周回二十里”的原因。 平城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其外城和外郭主要在宮城南面。2001年5月，大同南郊七里村發掘一批北魏墓葬[13]，其中楊眾慶墓出土有墓銘磚，銘文書刻“葬于平城南十里”，楊眾慶墓位置與大同明府城縱向中軸線處在同一方位，即正南正北方向。按陳夢家先生考證的與北魏接近的北周1里約合今 大同明代府城位于操場城南，平面略呈正方形，南北稍長，周長13里強，四周的夯土墻保存較好。據考古調查資料，東、南、西、北四面夯土墻體，除北墻中部外，均存在早、中、晚三期墻體相互傾斜擠靠疊壓的現象，較晚的墻體依次傾斜靠壓在較早的墻體上，從早到晚為自內而外的方向排列。早期墻體夯土與操場城中期墻體夯土有許多相同的夯筑特征，應為北魏時期的夯筑墻體。也就是說平城外城即大同明代府城，北距平城宮城約為 （三）郭城 北魏平城的郭城，《魏書·太宗紀》載：“泰常七年（422年）秋九月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北史》、《資治通鑒》也有相同的記載，說明明元帝泰常七年修筑平城外郭是可信的。 1995年5月，大同市東南3里柳航里一帶，發現一處建筑遺址[15]。文物鉆探表明，遺址為圓形，直徑達 關于平城郭城位置，學術界仍存在較大爭議，張暢耕先生《魏都平城考》認為是跨如渾水而建，張增光先生《平城遺址變》認為在如渾水以西。按《讀史方輿紀要·城邑考》載：“今城東五里無憂坡上有平城外郭，南北宛然，相傳后魏時故址，”多數學者認為平城遺址郭城跨如渾水而建，古城村西北黑灰色的土墻和沙陵汽校沿河岸的土墻沿線，被認為是平城郭城的東墻。2002年4月對沙陵汽校沿河岸的土墻進行的發掘，證明是一處明清時期遺存，排除了北魏東郭墻的可能性[16]。2004年8月，對古城村西北黑灰色的土墻作了解剖，并對土墻的延長線及可能拐彎的地點進行了鉆探，沒有找到南北宛然的證據，在附近進行的文物監控，也未發現可以相連的夯土遺跡。 今古城村西南，御河東岸的坡緣上，有一處孤立的龐大夯土臺基，村民稱之為“二猴疙瘩”，西瀕臨御河，顯得格外高聳。基址由厚8厘米左右的夯土筑成，前些年，這里多次發現了典型的北魏時期覆盆柱礎，飾水波紋、聯珠紋的陶片及佛像殘片。據《水經注·漯水》描述如渾水以東有兩處建筑，一處是道士寇謙之建造的大道壇廟，按《魏書·釋老志》的記載：“始光初……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師道場于京城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大道壇廟位于平城東南，且其屬道教建筑，不應出佛像殘片，這里不可能是大道壇廟。另一處是王遇所立的祗洹舍，從所處地理位置看，與《水經注·漯水》“東郭外”、“東皋”的記載相符。皋即水邊的高地，東郭外之水為何水，不可能是如渾西水。有人認為是鴻雁池，即今文瀛湖⑦，按《水經注》作者酈道元，生活于平城，為官于平城，親歷了平城的營建，對平城建筑及其水系可謂了如指掌，但在《水經注》中對位于平城東10里，面積南北7、東西3.5里的文贏湖卻只字未提，說明北魏時期文贏湖還沒有形成，后來的文獻也沒有提及，一直到明代地方志中才出現了小東海記述，那么，東郭外之水只能是如渾水。祗洹舍又為供僧俗居住的佛寺，與建筑基址出土遺物的性質相合，“二猴疙瘩”應為“祗洹舍”遺址，平城郭城的東墻應在御河以西。 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在大同迎賓東路北側市軸承廠，清理了兩處北魏居住址，附近排列有等距離的方形石礎，并相繼出土了雕刻精美的石硯，具有濃厚西亞風格的銀碗和鎏金高足銅杯，石刻交腳彌勒座像等[17]，說明這里是北魏平城的一處建筑遺址。按《南齊書·魏虜傳》記載：“其郭城繞宮城南，悉數為坊，坊開巷，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首先需要解決平城地區愈來愈多居民居住，這也是建造平城郭城的原因之一，現在御河河面寬約1公里，北魏時遠比現在河面寬，加上兩岸河間谷地，占去郭城大半，若跨河而建，顯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居民安置問題。其次，建設郭城是加強對宮城和外城的防御，若跨河而建，郭城的城墻無法完全封閉，勢必給宮城和外城的安全帶來的缺陷和隱患。第三，御河為季節性河流，而且北魏時期遠比現在的水量大，夏季盛水期極易暴雨成災，若將其包括在郭城內，居民直接面臨水患的威脅，所以跨河而建的可能性很小。漢代史料記載，漢平城位于白登山西南七里。《水經注》卻載：“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臺南對罡阜，即白登山也。”唐代顏師古也云：“臺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余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從漢到唐，白登山位置沒有發生變動，而漢平城與北魏平城之間的距離卻相差了近十里，可見北魏平城在漢平城的基礎上向西南擴展了相當大的面積，從而使整個都城重心向西南移動了近十里，說明平城郭城在外城和宮城的西南面。 三、隋唐時期的軍鎮 北魏太和十八年（496年），孝文帝強行遷都洛陽，結束了平城作為都城的歷史。六鎮之亂遭受戰火洗劫，平城淪為廢墟。北齊、北周稱之為恒安鎮。隋朝在此設云內縣。唐代設云州，后改為云中縣，咸通十年（869年）置大同軍節度使。表明這一帶主要是戍邊的軍鎮，并多次受到農民起義、地方割據勢力和游牧民族的襲擾和破壞。 唐開元盛世后，大同一帶逐漸得以恢復。“開元十八年，復置云州及云中縣。”[18]《舊唐書·地理志》云中縣條：“今治即后魏所都平城也。”《新唐書·地理志》：“云州云中郡，下都督府……開元十八年復置……戶三千一百六十九，口七千九百三十……有云中、樓煩二守捉。”天寶元年，史料中首次出現了“大同”的稱謂，有了筑城的記載。據《新唐書·王忠嗣傳》載：“拜左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尋為節度使。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干河，三遇 多年來，大同城周圍出土了許多晚唐時期的墓志[19]，志中以大同城為參照物標記了墓主葬地的方位和大致距離，可以說明唐代以來，大同城址未移。1986年夏，大同機車廠大門東側出土的唐咸通六年（865年），《唐大同軍故衙前兵馬使彭城郡劉府君墓志銘并序》云：墓主殯于州城之西南十里店之東隅。此地，今仍屬于十里店村，不僅大同的城址沒有變動，而且地名也依然保留如故。2000年3月大同市南關發現一批唐墓[20]，出土的曹氏墓志記載：“永貞元年（805年）一月□遷祔于軍□□三里。”據相關唐代墓志[21]⑧ 補缺為“城南”，“軍城”應為唐代大同軍，按墓志“軍城南三里”向北測算，地點恰好也在大同明府城南城墻一線，而且大同軍城與平城外城的城垣是相互重合的，進一步證明唐云州城是在北魏平城外城基礎上建造的。 考古調查材料顯示：今大同府城東、南、西、北四面夯土墻體，除北墻中部外，均存在早、中、晚三期墻體相互傾斜擠靠疊壓的現象，較晚的墻體依次傾斜靠壓在較早的墻體上，從早期到晚期為自內而外的方向排列。早期墻體夯土與操場城中期墻體夯土有許多相同的夯筑特征，應為北魏時期的夯筑墻體。中期的夯筑墻體比較獨特，靠壓于早期北魏墻體，應是唐代的夯筑物。也可以說今天大同府城就是北魏平城外城、唐云州城原城址的范圍和規模。不僅如此，城圈內部分仍保留著整齊劃一的正方形“棋盤”式布局，呈現為“層層十字”街劃分，以南半城最為明顯和完整。這種布局整齊的里坊劃分，與其說符合唐代城市街區特點，不如說北魏平城里坊布局的孑遺⑨。 四、遼金時期的西京 五代仍稱云中縣，為云州治，屬河東道。后唐復以云州為大同軍節度。石敬瑭以契丹有援助之功，將山前、代北地，即燕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至此，大同被契丹、女真和蒙古統治長達四百多年。遼代初年稱云州，仍沿用唐代的云州城，未加擴建。隨著西夏勢力的增強，大同的戰略地位變得十分突出，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為西京，相應地擴大了城市范圍，形成了規模廣袤二十里陪都。金滅遼，因其舊制，仍以大同為西京，未加增廣。元代為大同路，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稱大同是“一座宏偉而美麗的城市”。 據《遼史·地理志》載：“敵樓、棚櫓具。廣袤二十里。門，東曰迎春，南曰朝陽，西曰定西，北曰拱極。元魏宮垣占城之北面，雙闕尚在。遼既建都，用為重地，非親王不得主之。”遼早期的大同城范圍僅包括唐云州城，也就是北魏平城的外城。升為西京后，在舊城的基礎上進行了擴建，首先拆除了北墻中部的墻體，同時利用了北部北魏宮城北、東、西三面的城垣，將北墻拆除的豁口兩側墻體與北魏宮城的東、西城垣相連接，組成了呈凸字形的西京大同城。面積相當于明清府城與北小城之和，也就是將北魏外城與宮城連成一體，建成“廣袤二十里”的陪都。 雙闕遺跡是北魏宮城中最具標志性的建筑之一，上世紀60年代尚存，后被推倒填了護城河[22]。《遼史·地理志》記載：“元魏宮垣占城之北面，雙闕尚在。”從字面上推敲，“占”為占據和占有的意思，該書用“占”記載方位僅此一處，其他均用“在”方位副詞表示，說明元魏宮垣占據了遼西京城的北部，高大的雙闕遺址也包括在其中。可見，唐云州城只是在北魏平城外城的基礎上作了增筑，而遼西京城卻利用了平城的外城和宮城，并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但未涉及平城外郭，使用時更重視平城外城的功能，對于宮城僅利用了其城垣。正是基于以上情況，才有了明代《大同府志》謂“因舊土城南之半增筑”的記錄，所謂的增筑便是“南之半”的北魏平城京城舊址，增筑對舊城垣加高、加寬，外加了馬面，同時放棄了北面的平城宮城。明景泰年間，巡撫都御史年富，于城北別筑北小城，又稱操場城，便是利用了北魏平城宮城的舊城垣。到了清代考述古跡頗有功力的史志，均未言“南之半”的歷史情況。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大同縣條記：“今府城，洪武五年大將軍徐達因舊土城增筑”，“在府北門外，后魏故宮也……遷洛以后，日漸頹廢，今僅有二土臺，東西對峙，蓋故闕門也。”以上關于北魏雙闕的記載，與《遼史·地理志》雖然記錄的對象相同，但由于參照物城址范圍的損益，位置就發生了相應變化，由“占城之北面”發展為“在府城北門外”。反映了大同古城建設的歷史變遷，證明遼西京城是利用平城的外城和宮城修建的實際。 調查發掘材料也反映了相同的情況，大同府城東、南、西、北四面夯土墻體，均存在早、中、晚三期墻體相互傾斜擠靠疊壓的現象，較晚的墻體依次傾斜靠壓在較早的墻體上，從早期到晚期為自內而外的方向排列。但北墻中部與操場城南墻在同一位置和同一長度處，卻不見上述相互傾斜擠靠疊壓的現象，應為一次夯筑而成，夯土特征與明代的夯筑墻體比較接近，時代晚于唐或遼，初步斷定為明代的夯筑物。操場城東西夯土墻體的南段，不同于北段早、中、晚三期墻體靠壓夯筑，對附近墻體作了解剖，夯筑墻體距現地表深 五、明清時期的重鎮 明代稱大同府，由于蒙古勢力一直是北邊大患，便成軍事要地，為九邊重鎮之一。素有“大同士馬甲天下”之稱的大同，因駐軍戰馬眾多，后來又修筑北小城、東小城和南小城，構成了彼此相連的防御性城市布局。清沿用明城，即現在大同舊城區。20世紀50年代拆除城墻包磚，夯土墻體遭到嚴重的破壞。 明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攻克大同，改大同路為大同府，隸屬山西行中書省，治大同縣。據明正德《大同府志》：“洪武五年大將軍徐達，因舊土城南之半增筑。”明代府城在遼金時期凸字形城基礎上，去掉北面突出的部分，增補了北墻中間缺損的部分，并在舊夯土墻外側進行增筑，形成了周長13里多，略呈方形的府城城圈。墻體采用規整的石條為基礎，外包青磚，高四丈二尺。開四門：東曰和陽、南曰永泰、西曰清遠、北曰武定，上建城樓，四門之外筑甕城，甕城之上有箭樓。城墻四角各建角樓，西北角樓稱“乾樓”，高大瑰麗，為“大同八景”之一。城墻外側修浚壕塹，寬約 古城考古調查顯示：明代大同府城，東、南、西、北四面夯土墻體，均存在早、中、晚三期墻體相互傾斜擠靠疊壓的現象，較晚的墻體依次傾斜靠壓在較早的墻體上，從早期到晚期為自內而外的方向排列，最外邊的夯土應是明代增筑的墻體。北墻中部與操場城南墻在同一位置和同一長度處，卻不見上述相互傾斜擠靠疊壓的現象，應為一次夯筑而成，從墻體夯筑情況看，這段夯筑墻體與該城圈最外一層夯土特征比較接近，應為明代夯筑物。北面的操場城，東、西、北夯筑墻體，存在早、中、晚三期墻體相互傾斜擠靠疊壓的現象，較晚的墻體依次傾斜靠壓在較早的墻體上，從早期到晚期為自內而外的方向排列，最外邊的夯土應是明代增筑的墻體。但東西墻體的南段，為早、晚兩次夯筑，對附近物資局小區西面墻體內側作的解剖，夯筑墻體距現地表深 綜上所述，大致可以梳理出大同古代城址位置、范圍及變化規律：大同最早由趙武靈王開辟，約在公元前300年，就成為趙國的邊陲要地，大同建立城邑應由此開始，歷秦朝，西漢始置平城縣。漢高祖六年（前201年），在舊城墻體外側進行了增筑，位置相當于今操場城北部三分之二的城圈范圍內。天興元年（398年）道武帝遷都平城，在此城圈內大規模營造宮殿，并增筑了城垣；后于宮城南約 大同自秦漢建立城邑，確切記載的歷史距今已有2200多年，雖經北魏京都、唐代云州、遼金西京、明清大同的歷史變遷，但城市的中心位置、范圍及中軸線始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這在我國古代城市建設史上是不多見的。但要準確了解各個時期古代城址規模、范圍和平面布局，展露其不同時期的文化風貌，仍有待于將來考古發掘來實現。 收稿日期：2007－08－10 注釋： ① 《北朝研究》創刊于80年代末，相繼收錄了張暢耕的《水經注平城如渾水疏證》；張增光的《平城遺址辯》，《平城營造始末》；高平的《試探北魏平城》；殷憲的《如渾水考辯》等，有力地推動了平城遺址的研究。 ② 北魏平城遺址考古2004年8月正式啟動，平城考古隊出考古所和博物館的業務人員組成，劉俊喜擔任隊長。 ③ 據調查，瓦當發現于操場城東北第四中學校門東的樓基中。 ④ 《史記·高祖本紀》：“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城邑”。 ⑤ 近年來，配合城市基本建設進行的考古調查和鉆探。 ⑥ 《魏書·盧魯元傳》：“世祖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于往來，乃賜甲第于宮門南。”《魏書·張佑傳》：“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宅……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于宮城之南，觀者以為榮。高祖、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 ⑦ 清道光《大同縣志》載：“文鶯湖，俗名小東海，在東郭十里之間，波澄一鏡，濱簇千家。” ⑧ 通過大同地區近年出土的唐代墓志，解決了大同軍城設置及年代的混亂。 ⑨ 宿白《盛樂、平城一帶的拓拔鮮卑—北魏遺跡》：平城外城多駐衛軍，所以《南齊書·魏虜傳》說：“宮城三里內民戶籍不屬諸軍戍者，悉屬之。”又記“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筑為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悉筑為坊，說明郭城布局與外城相似。（載《文物》1977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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