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子曾經的講學地福州濂江書院舉行祭祀儀式，現場數十位身著素雅漢服的萌娃按照傳統禮儀規范敬拜朱子，誦讀《朱子家訓》。   陳 璧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重視家庭、重視親情，注重家教、家風的養成和傳承。 家風，是一個家庭或家族長期以來形成的能影響家庭成員精神、品德及行為的傳統風尚，世代相傳，綿延不絕，是一個家庭或家族靈魂的延續。 家風隨家族產生逐漸形成 家風，是農耕文化的產物，源于古代鄉土親緣社會。從那時起，家族成為構成社會的細胞，家風不僅是一些具體的條文規定，更成為家族的精神“圖騰”。 家風家訓的雛形起源于原始社會的氏族大家庭。氏族的族長負責氏族家庭成員的生產和生活知識與技能的傳授，并通過對家庭成員進行傳統習俗的訓練來鞏固家長的統治。宗族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著氏族的遺風，在這一時期，個體家庭開始出現，但它們沒有從宗族系統中游離出來，而是依附和隸屬于宗族。宗族作為血緣共同體，不但有共同的宗廟、宗邑、墓地，而且有共同的財產。 《禮記·祭統》中說：“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尊祖祭祀活動能夠強化同宗族成員之間的血緣倫理關系，以便形成同姓同德、同德同心、同心同志的社會群體心理和觀念，維護宗族制，共同保衛宗族的整體利益。這一時期盡管存在個體家庭，但這些個體家庭的家長對家庭成員的教育，是與整個宗族家長實施的教育一致的，一個宗族的家風家訓是統一的。 這一時期和家風培育有關的名人當屬伊尹。《墨子·尚賢》說：“伊尹為有莘氏女師仆。”伊尹是我國古代第一個見之于甲骨文記載的教師，他當了商湯的老師，同時兼任湯王子弟的師保，也就是王家的家庭教師。伊尹認為人的性格、品質是在日常生活行為習慣中培養形成的，所以他十分強調“慎終于始”，也就是說教育要及早進行，并且要有始終如一的持續性，一刻也不能放松。他把王家子弟的家教故事看作是關系國家興衰存亡的大事：“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也就是說，只有自己克敬、克明、克誠，才能取得臣民的忠順和親近。 百姓家庭孝道之教最重要 國人家風是傳統文化的具體化和細化體現，尤其集中呈現了中華文化的儒道思想，每一種家風都從不同角度對中華文化作出了詮釋，如很多家風中都包含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等內容，也有不少家風遵從道家親近自然的思想，講求從容不迫、不慕名利等。 “孝”在中國傳統家風中認知度很高，遠在周朝時即十分重視社會教化，周公倡導庶民之家進行“彝教”。所謂“彝教”，就是對平民進行道德規范教育。周公認為平民的家庭教育主要是“明人倫”，其中孝道之教最重要。這對后世的平民家庭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加之儒教的傳播，“孝”漸漸成為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美德。 儒家學說對中華文化的影響十分深遠，其中儒教提出“嚴父慈母”的家風原則。孔子認為，政治的基礎是倫理道德秩序的建立，倫理是建立在父母子女之間的血緣關系之上的，因此家庭的倫理道德教育是對國家政治的保障。他說：“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家庭的孝悌教育不僅關系到個體家庭的和睦和鞏固，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社會和國家的安定。父義當慈，子義當孝，兄之義友，弟之義恭，夫婦乃至與家族一脈相關的人，隨其親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應盡之義。所以，孔子強調孝悌之教，重在倫理情感的培養。如兒子當父母在時，不應遠游，又如子輩贍養年老的父母，應當把情感的篤真放在首位，不單是讓父母衣食有著落，更重要的是使父母感到兒子贍養他們是盡了孝心。所以孔子說孝敬父母在于“色難”，和顏悅色，禮貌恭敬，表里如一，才是真正的孝順之道。 《論語》記載了孔子關于教導學生凡疑難不決之事要請教父母的言論。孔子認為，父母的經驗足以指導子輩的行為，父母應當替子女的行為結果負責。父母應當以身作則，當好子女的表率。如果其身不正，就必然把孩子帶壞。孔子說：“里仁為美。”認為子女的成長與周圍的文化道德環境有關系，父母應當注意“居必擇鄰”，同時對孩子交友也應予以指導。 孔子強調“孝悌”的目的在于通過家庭教育手段鞏固家庭及家庭成員的倫理關系，完善家庭等級，從而將家庭倫理關系外延到社會人際關系，繼而轉化至政治道德領域，使國在家的基礎上建立統治秩序。 書香家庭鼓勵子弟多讀書 長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有“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傳統精神，家訓也多鼓勵子弟讀書，然后“學而優則仕”。 《顏氏家訓》是公元6世紀后期我國誕生的一部有關士大夫家庭的家教經典。《顏氏家訓》告誡子弟，動亂年代更要學藝讀書。“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 《顏氏家訓·教子》提出早期教育的主張，認為兒童的早期教育應在嬰幼兒時及早開始，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如果等孩子的性格已經形成，再施教就困難多了。要求仕宦之家不要溺愛孩子，也不要用粗暴的手段來管制他們，這樣的結果是父母喪失威信，也無教育效果。父母應當“威嚴而有慈”，這樣子女畏而生孝。長輩要做子女的示范，一切臟穢之詞和粗暴無禮之言禁絕不講。 歷代名臣，幾乎沒有不注重家風家訓的。范仲淹的家教可以說是很有代表性。范仲淹字希文，唐代名臣范履冰的后裔。由于他心懷壯志，發奮攻讀六經，精通儒經并兼善辭章，以優異的成績取得了進士出身。范仲淹自登上仕途以后，不僅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操為宋王朝盡心盡職，而且以此作為家教銘訓，教育子孫。范仲淹長子純祐，10歲時即讀諸子百家書，文章也寫得十分漂亮。為了幫助教育家胡瑗在蘇州辦地方官學，范仲淹把純祐送到州學，讓他來作州學生尊師勤學表率，使蘇州貴族子弟盡改不尊師教的惡習。 當時，范仲淹在蘇州為官，家庭教育的條件自然優越，之所以讓兒子入就州學，一方面是以實際行動支持胡瑗革新州學教育，另一方面希望以自己的家教來表正屬官。范仲淹的兒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都因受到良好家教而德才兼備，為眾官僚所稱道和效仿。尤其是次子純仁，范仲淹不僅自己著意栽培，而且他還請門下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等人精心輔導。純仁常學至夜分，夏天在帳子內燃燈讀書，帳頂被熏成黑色。后來純仁考取進士，官至丞相，終生繼承父親“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品德，為世人稱譽。 范仲淹以廉潔勤儉、大公無私的品德造就仕宦家風，其影響是深遠的，后來司馬光等人就曾以《家范》訓誡子弟，很多內容是效仿范仲淹家教的。 南宋理學家朱熹世代書香，祖輩多出朝廷命官，不過朱熹出生時家勢已漸沒落，父親失官居家，以教書為業。朱熹在父親的教導下接受嚴格而系統的文化和道德教育。相傳他5歲開始讀《孝經》，7歲時對八卦的推演很有興趣，9歲時開始學習圣賢之學，讀《孟子》，慨然有奮發立志成為圣賢的抱負。10歲時粗通了《大學》、《論語》等儒家經典。朱熹父親朱松是北宋著名理學家程顥、程頤再傳弟子羅從彥的學生，他不僅用儒家經典教導朱熹，而且常對朱熹講授古今成敗興亡的歷史，教育和培養他關心民族社稷興亡的思想。朱熹14歲時，父親病逝，臨終前囑他去拜胡原仲、劉致中、劉彥沖為師。這三人都對二程的理學有相當深的造詣，朱熹在他們三人的精心指導下，學業長進很快，19歲即考取進士，登上仕途。 家書抵萬金  杜甫有詩云：“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用家書來教誡子弟，自漢代以來就成為我國古代仕宦之家傳承家風的一大傳統。 漢代名臣給子女寫家書、手諭教誨的不乏其人，如劉向曾給少年得志的兒子劉歆寫《戒子歆書》，信中就言詞真切地教導兒子在為人處世時，要做到“恐懼敬事”，不要“輕侮諸侯”，牢記前人的教訓：“吊者在門，賀者在閭。” 東漢名將馬援，遠在交趾(今越南北部)任職，知兄子馬嚴、馬敦好譏議時人，交結俠客，十分不安，于是連忙寫家書訓誡：“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愿聞子孫有此行也。”勸告子侄要學習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廉公有威之人，不要效法豪俠好義、招人惹禍之人。 漢末魏初名臣王修，曾在暮年為魏國大司農郎中令。他的兒子在外地做官，王修很是放心不下，寫下了言真意切的誡子書：“汝今逾郡縣，越山河，離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見舉動之宜，效高人遠節，聞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告誡兒子在外為官要交結良友，以友輔德，說話辦事，都要“情實道理”。 蜀國丞相諸葛亮的《誡子書》，可謂千古流傳的佳作，世代仕宦之家多以此作為座右銘。諸葛亮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諸葛亮不僅給自己的兒子寫信勸誡加強道德修養，還給外甥寫信教誨做人的方法。他在《誡外甥書》中寫道：“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于美趣，何患于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竄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告誡子輩要交相知之士，不要交結勢利朋友，因為“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只有相知之交，才會友誼長存，歷夷險而益固。 （摘自畢誠著《中國古代家庭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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