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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善于納諫與官員的政治型貶降、敘復 宋仁宗朝皇權、相權、諫權相互制衡、良性互動的政治體制的出現，還得益于宋仁宗在政治上的寬容，表現為重用臺諫、積極納諫。說到納諫，人們首先會想到唐太宗，其實宋仁宗的納諫不在唐太宗之下。人們忽略宋仁宗，大概是因為他沒有唐太宗那樣赫赫的功業。史學家吳晗就把唐太宗、宋仁宗并稱，“史書上的魏征、包拯直言盡諫，英明的君主如唐太宗、宋仁宗明白諫官的用意是為他好，有受諫的美名。” 宋仁宗善于納諫，表現在他多次主動求直言。康定元年（1040）二月，朝廷下詔：“悉許中外臣庶上封議朝政得失”，史稱“自范仲淹貶，禁中外越職言事。知諫院富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愿降詔求直言，盡除越職之禁，于是上嘉納焉。” 皇祐四年（1052）正月，宋仁宗下詔：“昨為唐介顯涉結附，合行降黜，亦慮言路或塞，尋與敘遷。尚恐言事之臣有所顧忌。御史臺、諫院，其務盡鯁直，以箴闕失。仍令通進司，或有章奏，畫時進入，必當親覽，或只留中。”同年九月，韓絳被任命為右正言，宋仁宗對他說：“卿，朕所選用，凡所言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事體，務在可行，毋使朕為不聽諫者。”同年十月，宋仁宗對輔臣說：“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閤門、通進銀臺司、登聞理檢院、進奏院，自今州縣奏請及臣僚表疏，毋得輒有阻留。”從這里可看出宋仁宗對諫言的重視與渴望。 宋仁宗積極納諫還表現在仁宗朝對臺諫貶降比較輕、敘復比較快。 有很多掌故，也表明宋仁宗善于納諫。慶歷四年（1044），開寶寺塔遭雷擊焚毀，朝廷準備重修，諫官余靖以勞民傷財為由極力反對，史稱：“時盛暑，靖對上極言。靖素不修飾，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熏殺，噴唾在吾面上。’上優容諫臣如此。”宋仁宗寵幸張貴妃，封貴妃叔父張堯佐為宣徽使，御史中丞包拯“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仁宗回宮后責怪張貴妃道：“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一次，臺諫請求宋仁宗裁減后宮嬪御，梳頭夫人很不以為然，問：“所言必行乎？”仁宗答道：“臺諫之言，豈敢不行！”梳頭夫人自恃受寵，賭氣說：“若果行，請以奴奴為首。”結果被作為第一名放出宮。慈圣問：“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宋仁宗說：“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唐介作諫官時，“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閤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唐介去世后，宋神宗親臨祭奠，看到畫像后說：“此不見后生日精神。”于是便把禁中所藏畫像賜其家。 對于宋仁宗的從善如流，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世的士大夫都是有口皆碑的。嘉祐四年（1059），翰林學士歐陽修說：“自是（康定）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奸邪，屏絕權幸，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于朝廷輔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于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熙寧二年（1069），范純仁說：“仁宗皇帝開廣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歸心。”南宋人呂中在《宋大事記講義》中說：“是何臺諫之職在國初則輕，在仁宗之時則重；在國初則為具員，在仁宗之時則為振職，何耶？蓋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權為紀綱，而以言者之風采為紀綱，故其進退臺諫公其選而重其權，優其遷而輕其責。非私之也，蓋以立國之紀綱實寄于此。”樓鑰在奏議中說：“臣觀仁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紀綱甚嚴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崇獎直臣，妙選臺諫，一言可取，斷在必行”，“言者無罪，而主德益盛，此其所以為仁宗，雖唐太宗之聽諫勿及也。”在宋代士大夫眼里，宋仁宗朝是盛世，成就盛世的主要原因就是仁宗善于納諫。 宋仁宗朝大臣有氣節、不怕貶降 宋仁宗朝皇權、相權、諫權相互制衡、良性互動政治體制的出現，還得益于宋仁宗朝大臣有風骨、惜名節、講氣節，不計利害得失，不怕貶降，直言敢諫。宋朝門閥制度徹底退出歷史舞臺，科舉出身的士大夫階層興起。他們“不但以文化主體自居，而且也發展了高度的政治主體的意識；‘以天下為己任’便是其最顯著的標幟”。他們以承擔儒家道義、實現儒家政治理想為己任，要與皇帝同治天下。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宋仁宗朝出現了一批優秀臺諫官，如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王素、余靖、蔡襄、包拯、張升、唐介、趙抃、吳中復、馬遵等等，還有很多不是臺諫的官員也敢于積極言事。他們都以敢于言事為榮，以持祿固寵為恥。 范仲淹三次犯顏直諫，三次被貶謫，但他無怨無悔，表示“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戲稱三次貶謫為“三光”（三次光榮）。范仲淹第三次被貶，“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紘、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夕，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集賢校理余靖為范仲淹抱不平，進諫道：“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追改前命。”結果被貶。館閣校勘尹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仲淹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雖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內省于心，有靦面目。況余靖素與仲淹分疏，猶以朋黨得罪，臣不可幸于茍免。乞從降黜，以明典憲。”宰相怒，尹洙也被貶。館閣校勘歐陽修責備右司諫高若訥“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真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結果歐陽修也被貶。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稱贊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貶斥高若訥，也險些被貶。這些官員本可以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但是他們出于道義感、責任感，寧愿被貶降也要向不公正的現象發出抗議，表現出了優秀士大夫應有的風骨和政治主體意識。正是在范仲淹等人的影響下，宋仁宗朝出現了一大批有氣節的士大夫，仁宗朝的士風也是北宋最好的時期。所以南宋人文天祥盛贊仁宗朝，“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于君子。” 關于仁宗朝言事風氣之盛，《曲洧舊聞》中有兩則掌故可作佐證： 張康節（張昇）為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為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為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于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臣所未喻也。”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二公為真宰相，歐公為真內翰，而康節為真御史也。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勉哉！” 無論是否為臺諫，都以言事為榮，并且相互勉勵，形成了良好的輿論氛圍。 皇帝無為，大臣有為；大臣敢于直言極諫，皇帝樂于納諫，君臣相互配合，才形成了皇權、相權、諫權良性互動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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