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于本月16日揭曉，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這邊風景》、李佩甫《生命冊》、金宇澄《繁花》、蘇童《黃雀記》，共五部長篇小說獲此大獎。作為國內級別最高的文學獎項，人們期待茅盾文學獎評獎能真正反映近年來我國長篇小說創作的思想高度與藝術水準，也能深刻體現文學評獎與文學現實的關系。為此，本報特約獲獎作家之一王蒙講述他的創作歷程與創作理念及思考。另外還約請了三位本屆茅獎評委，從不同側面評介獲獎作家、作品。
在當代文學的路上
梁鴻鷹
在我看來，這五部作品首先是從不同角度，以文學之初心，各具筆墨地書寫了中國人近百年來所經歷的生存生活、奮斗進取、掙扎磨難，刻畫了中國人精神世界的豐富博大，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故事。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中國人從辛亥革命到當下從物質生存到精神成長的多面性入手，多條線索傳達了對中國現代歷史以及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歷程變遷的理解，細致探究幾代中國人精神裂變的心路歷程，人物的故事是個人的，同時也是時代的社會的。王蒙的《這邊風景》寫的是“五十年前大呼小叫的歷史”，作品通過對過往歲月邊疆地區那“親切的，令人落淚的生活”的深情記錄，為我們講述了各民族人民共同生產生活的傳奇，正如作者所說，“文藝畢竟是，也許僅僅是一個記憶”。偉大或平凡的年代所發生的無論是偉大，抑或是平凡的一切，在小說家手里，都匯成了中國人記憶江河的浪花，這里面蘊涵著時代前進的全部豐富復雜，包孕著中國人尋求進步解放和精神突圍所必需的所有悲歡與欣喜。李佩甫的《生命冊》以小說的方式對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人們致以崇高的敬意，作家細致記錄下作為自己精神家園的平原上生長或發生的一切，無論是人與土地的對話，還是鄉村與城市的沖突，都能顯現出作家對中國經驗的獨特把握。
如果說李佩甫是通過鄉村進入自己的構建的想象世界，那么金宇澄要探尋城市的一切奧秘，當然，這種奧秘裹挾的是人對時光、歲月流逝的痛切感受。以往似乎在我們的意念中，中國人所有的存在感都與鄉村聯系在一起，精神向度與思維習慣都是為鄉土所決定的，但《繁花》則立志要讓城市出場，讓城市成為小說的主角，讓無盡的嘈雜市聲成為作品必不可少的底色，讓市井中的蕓蕓眾生占據公共空間的絕大部分，這種中國經驗同樣是為我們的文學書寫所忽視和久違的，城市經驗在文學書寫中的全面回歸，使《繁花》獲得卓異的評價。同樣，小說難道不是人類掌握世界方式與能力的具體反映嗎？蘇童說：“小說可以幫助我們刺探各種人生最沉重的謎底。”
《這邊風景》 樸實真誠的現實主義所產生的感染讓人感觸頗多，作家事無巨細描摹的邊地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人們在政治逼仄環境中依然故我的點點滴滴，他們在政治第一的環境下，力圖做真我、不忘記生活樂趣的捕捉，為那個時代留下了信史，也再一次說明了現實主義所具有的巨大力量，昭示我們，只有忠于生活的啟示，牢記下生活提供的細節、邏輯和規律，文學才可能收獲創意和內涵的真金白銀。都說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藝術結構上是獨特的，確然如此。作品藝術地為我們所提供的中國人的百年生活浮世繪，之所以扎實渾厚，是有著巨大的社會發展邏輯作為依托的，其結構之縝密得益于作家對歷史的深入研究。
《繁花》的“上帝不響，一切由我來定”，開創出了當代寫作的新生面。蘇童的《黃雀記》致力于發現和探尋的精神世界的隱秘，作品的創作空靈奇幻，但絕沒有墜入脫離生活的虛無縹緲，那位坐在窗邊的無力的老人，那個傳說中的、人生軌跡被一個事件改變的少年，點燃了他的創作靈感，作品在概括提煉生活中真實發生的事件和真實存在的人物的基礎上，揭示了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多層次突變。李佩甫及其《生命冊》是鄉土人物畫廊的造就者，駱駝、蟲嫂、老拐，這些在鄉村生活中苦苦掙扎的卑微靈魂，在作家筆下獲得了永久的生命。
啊，新疆的風景！
王蒙
1963年我做了一個破釜沉舟的決定，全家遷往新疆。我認為這是真正實行《講話》，開闊自己，錘煉自己。不這樣，就只剩下了死路。
我仍然滿心光明與希望。我帶著一缸小金魚坐火車，我吟著詩：“日月推移時差多，寒溫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識天山雪，幾度尋它夢巍峨。”“死死生生血未冷，風風雨雨志彌堅，春光唱徹方無恨，猶有微軀獻塞邊。”同樣在運動中沒頂，具體處境不同，我不會因為旁人的情緒反應與我不同而惱羞成怒。
那個年代的斗爭的弦越擰越緊。1965年，我到了伊犁農村“勞動鍛煉”。六年時間，我與當地維吾爾為主的各族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生活同學習。我后來不無驕傲地說：我在新疆完成了阿勒泰語系突厥語族的維吾爾語博士后。我與當地農民打成一片，我愛他們，他們也信任我喜歡我。
我喜歡新經驗，我喜歡有所相異的文化與完全相通的心。我喜歡維吾爾民歌《黑黑的羊眼睛》。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等種種說法搞得我頭暈腦漲的時候，去新疆，我想我更可以比較放心地沉浸在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沙漠綠洲、人民萬歲的新疆生活里。
古話有云：“大亂避城，小亂避鄉。”如果在京，文革這一關，恐怕難過得多。從1974年，我寫下了《這邊風景》，我對于我寫的生活充滿了情思與趣味，充滿了知識與開拓，充滿了投入的激揚。我對于我寫的土地，充滿了眷戀與吟詠。何等的幸運，何等的機緣，很難再有一個人像我這樣沉潛到如此地步！
四十年過去了，人民公社已經不再，記憶仍然鮮活，積極分子的憂愁，懶漢的笑料，熱熱鬧鬧的磨洋工，高高興興的空話連篇，卻仍然是這邊風景的獨具美好，仍然是青年男女的無限青春，仍然是白雪與玫瑰，大漠與胡楊，明渠與水磨，駿馬與草原的世界固有的強勁與良善。
畢淑敏說過一句話，有時候文革一類的政治歪曲了生活，但是強大的生活又在消解著歪曲了的政治。所以還是能寫。即使戴上了鐐銬，真情、熱愛、大地的脈動、生活的興致、感受的真實、伊犁河水的滾滾波濤、天山雪峰的冷傲莊嚴，都超越著鐐銬，都突破著局限，給你的是“清明上河圖”，是“細節的排山倒海”（后面兩句話是別人講的）。
我喜歡書寫的盡興，汪洋恣肆，心如涌泉，意如飄風。我也喜歡欲說還休，留下八分之七的冰山在北冰洋里。恰恰可惜的是，俺的書里，這后一種寫作的例證，除了《這邊風景》，不多。而且是怎樣的一個切入角度，在1974年，王蒙的批判鋒芒針對的是分裂勢力，更是“四清”中的極左，明白了吧，朋友？
我沒有忘記伊犁人對于家鄉的吹噓，新疆人說伊寧人個個都是“呶契”——英雄好漢又兼牛皮大吹！例如那位靠奪權上臺的穆薩隊長！最使我感動的是愛彌拉克孜痛責泰外庫的那一段，多少年過去了，自己讀到這一段往往會痛哭。一個是尊嚴，一個是希望與失望，一個是愛情，不為它們落淚，你為誰哭？
而在雨災里伊力哈穆問烏爾汗，你還跳舞嗎？使我想起了《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里對于趙慧文的描寫，有什么辦法呢？王蒙就是王蒙，清水里泡三次，堿水里泡三次，血水里泡三次，然后他問道：“各位可好？各位可老？”他在伊寧縣巴彥岱農村住進了一家維吾爾老農的一間放工具的小屋，屋里彌漫著生皮革的氣味。三天后燕子開始在這里筑巢，一夏天與呢喃的一家小燕子相陪伴而過。而少數民族穆斯林們竟然從這一點上判斷老王是個最善良的人。那是什么樣的感受與感恩？
寫到了開放爽朗的狄麗娜爾突然跳上了俄羅斯族青年廖尼卡的自行車貨架子的情景。那樣的事我也有啊，我騎著一輛破車，一陣笑聲中一個維吾爾大姑娘已經跳騎到了我的車上，扶著俺腰，到了她要到的地方，又是在笑聲中奔跑而去。那不是一個快樂的年代，你能不能因此不許我發現與珍惜快樂，在不那么快樂的時候？
還有趕車夫的生活。還有穆斯林的宗教生活與宗教情緒。還有四只鳥和一個詭詐的人，那種結構顯然受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影響。還有1962年伊犁地區的邊民外逃事件。還有“四清”，還有漢族的女技術員楊輝，還有雪林姑麗與艾拜杜拉的洞房之夜，我看到為新郎脫靴子的話題的時候，我寫到雪林姑麗臉紅了，我也臉紅了。
在不快樂的時期我找到了我的快樂。在無所事事的時期，我做了可能的最好的事。在小說基本改好以后，我將它塵封了三十四年，又過了兩年，它得到了關注與本屆茅盾文學獎。我想起了一幅國畫：“直鉤去餌八十年”，大概畫的是姜太公？這一切，好像有點意思呢。
無法達成的文學共識
楊揚
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公布，媒體有所謂眾望所歸，評委達成文學共識之說。文學有沒有共識，文學評獎與文學共識之間有沒有關系，這都是有待討論的問題。我個人不太接受所謂的文學共識之說。文學與個人的情感體驗有關，同一部作品，對不同的讀者，情感體驗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即便是無限接近作家作品的文學知音，也只有近似的體驗，不可能達成所謂文學共識。以四年前舉行的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獎為例，幾輪投票中，作家作品的命運猶如過山車般上下起伏。第一輪還是名列榜首，轉眼第三輪、第四輪投票后，就不見蹤影了。這種轉瞬即逝、變化莫測的改變，我以為就是偶然。
優秀的文學作品不一定能夠獲獎，文學獎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并不像一些媒體所說的那么直接、簡單。曾幾何時，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熱播時，媒體上有文章說評論家很長時間冷落了路遙和他的《平凡的世界》，但看看茅盾文學獎的名單，第三屆茅獎中，排名第一的，就是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而且，茅盾文學獎評委陣容中，評論家占據了絕對優勢。有那么多評論家將選票投給路遙，不能說評論家冷落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至于說評論家對路遙作品的評論，的確沒有達成共識，即便是一些投贊成票給路遙的評論家，談到路遙創作時，還是有各種不同意見。從這一角度來理解文學評獎，多少可以看出投贊成票與文學共識是沒有什么關系的。
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五部作品獲獎，體現了評委的文學關注度。通過六輪投票，進入評委閱讀視野中的作家作品越來越少，參照的作品范圍也越來越小，還要受各種投票規則的約束。這種小范圍的考量對象，與真正的文學閱讀之間，還是有較大的差距。評論家在文學評獎中，有時也是處于不自由狀態，他無法像平常閱讀文學作品那樣，自由自在、隨意率性，而是不得不硬著頭皮勉為其難地在自己不一定全盤接受的作家作品中做出選擇。像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但在一些拉美評論家眼中，馬爾克斯最好的作品應該是 《霍亂時期的愛情》。不知道那些諾獎評委是如何考慮的，但面對全世界這么多優秀作家的作品，那些評委們的閱讀體驗，一定是極其復雜。
文學評獎與文學的現實之間，不是一種簡單的對等關系。從茅盾文學獎設立開始，1980年代以來，有多少優秀的作家作品在茅獎之外，可能沒有人細細考察過，但我想一定是有的。那些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家作品，值得人們去關注，但人們應該意識到文學世界遠遠比文學獎開闊，尤其是對于那些優秀的作家而言，文學獎不是文學寫作追求的目標，如果寫作只是奔著獲獎而去，不僅荒唐，而且可悲。事實上，文學獎在帶給作家社會聲譽的同時，有時對真正的文學寫作也是毀滅性的。從文學史角度看，優秀的作家在獲得巨大的文學聲譽之后，再也寫不出有分量的作品，這樣的案例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很多。有時我擔心，諾貝爾文學獎會不會毀掉一個優秀作家的后續寫作。在茅盾文學獎歷史上，三十年中，無數獲獎者，他們的寫作狀態在獲獎前后，是不是有重大改變？在我的記憶中，有一些獲獎者的確很多年沒有像樣的作品面世了，茅獎獲獎作品，成為這些獲獎者的絕響。我不希望文學獎獲得者最終是這樣的結果，而是希望不斷閱讀到優秀作家的優秀作品，那是一個文學讀者對于作家的最美好祝愿，也是對作家最有價值的獎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