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篇《燭之武退秦師》賞析

《燭之武退秦師》文中細節解析
   《燭之武退秦師》開篇就講：“晉侯、秦伯圍鄭”，這是一種客觀的歷史陳述，因此用了“晉侯”“秦伯”的稱呼，而且先說“晉侯”，是因為圍攻鄭國的“主謀”是晉國。其中的原因要追溯到晉文公重耳逃亡，逃到鄭國，“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鄭文公沒有禮待重耳，此處卻說“以其無禮于晉”，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以其無禮于晉君”，少了一個“君”字，顯示出晉國圍攻鄭國的真正原因并非“無禮于晉”，這僅僅只是一個借口。第二個原因是在晉楚城濮之戰中，鄭國既投靠晉國，又依附于楚國。其實重耳逃亡時，路過楚國，楚王對重耳禮遇有加，并且問重耳以后何以為報，重耳說：“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君以周旋。”結果在城濮之戰中，晉軍果然退避三舍，誘敵上鉤，楚軍大敗。這其實是典型的“恩將仇報”。也就是說，這兩條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特別是“無禮于晉”，只是一個借口罷了，由此可見晉國特別是晉文公的詭譎之處。孔子說：“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就是這個意思。既然主謀是晉國，此處先說“晉侯”，那就理所當然了。
    可是到了燭之武的口中，他卻說“秦、晉圍鄭”，先說“秦”，再說“晉”，這是為什么呢？這是第一個需要探討的細節。順序顛倒，意味深長，耐人尋味。首先，這是暗示秦伯，在“秦晉聯盟”中，秦國排在晉國之前，以秦為主導，這是給秦伯一個“高帽”。其次，燭之武和秦伯心里都很明白，在這出戲中，真正矛盾的雙方是晉和鄭，這時候，有意淡化晉，其實就是轉移主要矛盾，淡化自己此行的目的性。
    緊接著，燭之武進入到第一次勸說的核心問題，即亡鄭有利于晉還是有利于秦，存鄭對誰有好處？在這個階段，燭之武并沒有點明鄭國與晉國的矛盾糾葛，在對晉的稱呼上，只是用了一個“鄰”字，即“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一字之差，也是意味深長。試想，燭之武上來就說，鄭國滅亡就是壯大晉國的實力，晉國實力加強了，就會削弱秦國的實力，道理雖然也是這樣，但這樣講的目的性就太明顯了，鄭晉的矛盾就會赤裸裸擺在秦伯面前，秦伯自然也會思考燭之武此番話的目的何在，鬧不好，秦伯認為這是挑撥“秦晉之好”，那就弄巧成拙了，一個“鄰”字正好將鄭晉的矛盾巧妙地掩蓋住了。還有，一個“鄰”字，其實將晉與秦之間的關系表露出來了，如果坦然“焉用亡鄭以陪晉？晉之厚，君之薄也。”不僅顯得太直接，而且流于概念化，而“鄰”字比“晉”字更形象，這個“鄰”，意思并非“鄭之鄰”，而是“秦之鄰”，鄭國滅亡不要緊，而晉國強大對秦國肯定不是好事。因此，燭之武用“鄰”字，確實耐人尋味。到了后來，在消除了秦伯的戒心之后，燭之武開始了控訴式的“挑撥”，直接稱呼“晉”，“且君嘗為晉君賜矣”，“夫晉，何厭之有”，“闕秦以利晉”，即使是稱呼“晉”，也是在述說秦與晉的矛盾，從歷史上看，“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從現實上看，“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這都是站在秦國的立場上，替秦國來思考問題，收到了較好的勸說效果。
   文中有三個假設句（若亡鄭而有益于君、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若不闕秦）、三個疑問句（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將焉取之），其意義何在？這不難理解。假設其實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勸說方式，它從反面入手，預想未來可能出現的結果，甚至有意識地渲染這種結果，就會加強說服的效果。“若亡鄭而有益于君”，其實就是“鄭國滅亡對您是沒有好處的”，隱含的意思就是鄭國滅亡的最大贏家是晉國，秦國沒有任何收獲；“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則是預想一種美好的未來，其實對于秦來說“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這簡直是微不足道的好處，可以忽略不計，因此燭之武說“君亦無所害”，這是很恰當的表述，如果此處說“君亦有所利”，那就太托大了，反而會引起秦伯的警覺，說“無所害”，是一種“底線”，意思是“至少對您沒害處”，這其實為秦伯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間。再看第三處，“若不闕秦”則是預想一種嚴重的后果，“闕秦”并非事實，只是一種可能出現的對秦國不利的結果，燭之武是想說：不損害您的利益，損害誰呢，反正鄭國已經滅亡了。至少我覺得，這句話的殺傷力是很大的，它直接將秦國與晉國的利益矛盾擺在了歷史的前臺。
    而三個疑問句，同樣值得注意。其中“焉用亡鄭以陪鄰”，“焉”是為什么，為什么要這樣做，隱含的意思就是這樣做有太多的不合理性；“夫晉，何厭之有”，“有何”就是有什么，隱含的意思就是晉國是貪得無厭的；“將焉取之”，“焉”，哪里，去哪里拿呢？當然是去秦國拿了。值得注意的是，燭之武每表述完一層意思，并非用疑問句或帶有強烈的主觀情感色彩的句子結尾，而是用近乎客觀的語調結束自己每一層意思。燭之武的每一條理由的最后一句話都是語氣異常堅定的肯定句或祈使句。“鄭既知亡矣”，是先撇清自己，既放低姿態，又隱藏起強烈的目的性。實踐證明，越是隱藏起自我的目的性，勸說他人才越容易成功。“君知其難也”，這是從客觀形勢上進行陳述；“君亦無所害”這是客觀分析秦國獲得的好處，至少是沒害處；“君之所知也”，這是重復一種客觀歷史現象；唯君圖之，這句話帶有祈使語氣，但并不強烈，只是建議對方冷靜地思考一下。從用語上講，第一句話的主語是“鄭”，實質是“我方”。后四句中同時用到了“君”字，這是對對方的尊稱，既是一種禮貌，也顯示出燭之武是來說理的，而不是來乞和的，這正是燭之武不卑不亢的表現。
    另外，一些帶有強烈對比色彩的詞語，對比意味著突出某一方，厚與薄，意在突出后者，朝與夕，意在突出晉國的“忘恩負義”等等。

《燭之武退秦師》特殊句式

三位君主的性格特點

（一）晉文公——有仇必報、恩怨分明、顧全大局

為何晉國要聯合秦國對鄭國大舉進攻呢？其根源是：復仇與爭霸。而“復仇”只是戰爭的借口，“爭霸”才是實質。而“復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這是因為，鄭國有兩件事得罪了晉國。一是晉文公當年逃亡路過鄭國時，鄭國沒有以禮相待；二是在公元前632年(魯僖公二十八年)的晉、楚城濮之戰中，鄭國曾出兵幫助楚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結果，城濮之戰以楚國失敗而告終。鄭國感到形勢不妙，馬上派大夫子人九到晉國請罪求和。甚至在公元前632年五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但是，最終也沒能感化晉國。晉文公為了爭奪霸權的需要，還是在兩年后發動了這次戰爭。晉文公對鄭國的勢利以及“騎墻”行為深為不滿，再加上自己稱霸的需要，以“復仇”為借口再好不過了。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晉文公的確是有仇必報，恩怨分明。

其次，他又非常顧全大局。公元前651年，晉獻公卒，晉國陷入內亂。晉國大夫里克殺了晉獻公的庶子夷齊、卓子，并派人迎接公子重耳，重耳不就。后又派人迎接獻公次子夷吾。夷吾采納了大臣呂省、卸芮的意見，厚禮賄賂秦國，答應割讓晉河以東之地予秦。于是秦穆公擁立夷吾為君，即晉惠公。這就是原文中所言“且君嘗為晉君賜矣”。“君”即秦穆公，“晉君”即晉惠公，“賜”則指“秦立晉君”之事。在這件事上，秦國對晉國有恩。而晉惠公借秦國之力即位后，對割讓土地之事非常后悔，就派大臣丕鄭赴秦國，以先君之地不得擅許為由食言。這就是原文中“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指秦穆公，“許君焦、瑕”則指公元前651年夷吾答應予秦河東之地一事。晉國的出爾反爾，使兩國之間的關系從此出現了裂痕。而今，秦國又廢棄與自己的盟約而與鄭國結盟，面對兩國之間的恩恩怨怨，在子犯力諫攻打晉軍時，晉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由此可見，晉文公還是念著秦國對本國的恩情，可謂恩怨分明。而他在情急之下，仍能從兩國的關系出發，考慮到“仁”、“知”、“武”等方面，真的是一個非常理智的國君。

（二）秦穆公——行事謹慎、重利輕義、意志不堅

晉國攻打鄭國，本來與秦國無關。秦國之所以出兵，一是與晉國有同盟關系，二是秦穆公想借此撈一把，以擴張自己的勢力。而在這兩個原因之中，又以后者為重。理由有：其一，秦、晉雖是聯合行動，但貌合神離，既沒有駐扎在一起，彼此的行動也不需要通知對方。而兩軍的駐扎地也值得我們注意。原文說，“晉軍函陵，秦軍氾南”，秦軍的駐扎地氾南，比晉軍的駐扎地函陵更接近鄭國。由此可見，秦穆公并非真心實意地幫助晉國攻打鄭國，而是伺機而動，“進水樓臺先得月”，萬一鄭國有什么風吹草動，都可依據自己的有利位置，采取適當的對策。其二，文章末尾說“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為何秦鄭既然都已結盟，秦國只要遵守與鄭國的約定，不幫助晉國攻打鄭國就可以了。但秦穆公為何還要派朝中的杞子、逢孫、楊孫三員大將駐守在鄭國呢？按照傳統的理解方式，是說這樣能幫助鄭國對抗晉國，從而使得晉國不敢輕舉妄動。這只是淺顯的表面理解，從更深層次而言，這是秦穆公的“小算盤”，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他不惜冒著得罪晉國的風險，放棄了與晉國一同攻打鄭國的初衷，使得鄭國的壓力有所減小。而在與鄭國結盟之后，他未免節外生枝，再生變故，就派三員大將留在離鄭國最近的地方，若生出什么意外，也不至于使自己陷入被動的境地。以上兩點可以看出：秦穆公，實乃謹慎者也。凡事三思而后行，以國家利益為重，總是為自己留有后路。

而說他重利輕義、意志不堅，又是顯而易見的。本來秦穆公作出決策，欲與晉文公共進退，聯手對付鄭國的，可是，在劍拔弩張的關鍵時刻，在聽了燭之武的一番“利害之語”后，再三衡量利益得失，決定放棄與晉國的聯合，轉而與原來的“對手”鄭國結盟，這不能不說他重利輕義、意志不堅。

（三）鄭文公——無政治遠見、善于納諫、知錯能改、懂得領導藝術

公元前637年，晉公子重耳在齊國居五年后，離開齊國。經曹、宋路過鄭國。鄭國大夫叔瞻勸鄭文公要以禮待重耳，鄭文公卻以“諸侯亡公子過此者眾，安可盡禮！”為由，不聽叔瞻勸告，對重耳不禮。由于鄭文公缺乏政治遠見，重耳過鄭時，未以禮相待，導致晉國后來的記恨，同時也給了晉國攻打自己的理由。

在看到鄭文公缺乏政治遠見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他還是能夠知錯就改，同時善于納諫，頗具領導藝術。在兵臨城下、戰爭一觸即發的危機情況之下，整個鄭國搖搖欲墜。這時，佚之狐進諫說：“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鄭文公采納了他的諫言。面對燭之武的滿腹牢騷，他能主動檢討自己之前的“過錯”：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這使得一個善于檢討自己的君王形象躍然紙上，同時燭之武也無話可說。在此基礎上，鄭文公采用“激將法”：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以此來進一步達到讓燭之武心甘情愿擔任使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