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先生與《尚書》研究

文章出處：選自《尚書學史》，中華書局，1989年。

顧頡剛先生與《尚書》研究

劉起釪

(一)對《尚書》研究的重視

顧頡剛先生一生在古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往往是由《尚書》研究得來的。例如他在學術上最擅名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的學說，就是早年在把《尚書》和《詩經》、《論語》比較研究之后得出的。那時他在北大畢業后留校工作不久，正承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潮的激蕩，接受了西方傳來的“古史茫昧無稽”的說法，開始具有了要對傳統的古史重新進行探索的熾烈愿望；又和胡適、錢玄同進行了一年多的辨偽活動和討論，對偽古書和偽古事有著敏銳的觀察力。當在大學工作了一年多之后，于1922年春因祖母病重，請假回蘇州老家侍養，就經人介紹住在家里給上海商務印書館編《中學本國史教科書》。這一下，就由對《尚書》和《詩經》、《論語》的研究，引出了他那有名的學說。他記當時情況說：

我的根性是不能為他人作事的，所以就是編纂教科書，也要使得它成為一家著述。我想了許多法子，要把這部教科書做成一部活的歷史，使得讀書的人確能認識全部歷史的整個的活動，得到真實的歷史觀念和研究興味。上古史方面怎樣辦呢？……思索了好久，以為只有把《詩》、《書》和《論語》中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傳說》為宜。我便把這三部書中的古史觀念比較看著，忽然發現了一個大疑竇——堯、舜、禹的地位問題!……我把這三部書中說到禹的語句抄錄出來，尋繹古代對于禹的觀念，知道可以分為四層：最早的是《商頌·長發》的“禹敷土下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做一個開天辟地的神；其次是《魯頌·閟宮》的“后稷……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把他看作了一個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論語》上的“禹稷躬稼”和“禹……盡力乎溝洫”，把他看做一個耕稼的人王；最后乃為《堯典》的“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纘緒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堯舜的事跡也是跟了這個次序：《詩經》和《尚書》（除首數篇）中全沒有說到堯、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們似的；《論語》中有他們了，但還沒有清楚的事實；到《堯典》中，他們的德行政事粲然大備了。因為得到了這一個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覺得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來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犧、神農之后，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我就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古史辨》一冊《自序》51頁）

這就很清楚地說明了，他從《尚書》和《詩經》、《論語》這幾部最早的文獻的比較研究中，得出了作為他后來學術中心思想的有關中國古史的基本看法。他在上引同一段文字中還說：“《堯典》、《皋陶謨》是我向來不信的，但我總以為是春秋時的東西，哪知和《論語》中的古史觀念一比較之下，竟覺得還在《論語》之后”。這就是他對《尚書》本書的篇章最早提出了自己的論斷，從而在他以后的學術實踐中，一貫重視對《尚書》的考辨和研究。

他所引到的《堯典》、《皋陶謨》，是漢代所傳《尚書》中稱為《虞書》的兩篇，過去一直相承以為《虞、夏書》四篇是虞夏時代的原有真實文獻，是孔子刪存的“先王”的寶訓。顧先生在他進入學術研究的初期，就明確指出了這幾篇不可能是虞夏時代的文獻，只能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文獻，表現了他對《尚書》的研究精神。

顧先生在二十年代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古史學說之后，為了對古史作深入的分析探討，就準備據舊系統的古史文獻作下列四個考：

（一）辨古代帝王的系統及年歷事跡，作《帝系考》；

（二）辨三代文物制度的由來與其異同，作《王制考》；

（三）辨帝王的心傳及圣賢的學派，作《道統考》；

（四）辨經書的構成及經學的演變，作《經學考》。

以為這四種是舊系統下的偽史的中心，倘能作好，所要破壞的偽史就可最后完結（見《古史辨》四冊序）。他所設想的這四個考，《帝系考》是屬于民族史和宗教史方面的，目的是推播盤踞在古史中的種族的偶像；《王制考》是屬于政治制度史和社會制度史方面的，目的是推翻盤踞在古史中的政治的偶像；《道統考》是屬于思想史和宗教史方面的，目的是推翻盤踞在古史中的倫理的偶像；《經學考》是屬于學術史和思想史方面的，目的是推翻盤踞在古史中的學術的偶像。他以為把這四考作成之后，就可以對中國舊系統的古史作一總清算。

二十年代末年起，顧先生除了已對上述四方面搜集材料，并已做出不少考辨成績外，還想到要對準與這四方面都起關鍵作用的首要堡壘進擊。這樣的首要堡壘，就是顧先生久所重視的這部封建時代神圣的政治和道德教科書《尚書》。

這部《尚書》之所以引起顧先生重視，首先，從“帝系”方面來說，最先由儒家確立起來的堯、舜、禹、湯、文、武這一古史骨干系統，就是由《尚書》的《堯典》、《皋陶謨》、《禹貢》及全書各篇建立起來的，因此《尚書》可說是封建史學的奠基者；而偽《古文尚書》則是“三皇五帝”說的最后確定者。其次，從“王制”方面說，儒家所托古提出的一些制度，也多在上述這幾篇中，所以顧先生1931年在燕京大學為了準備作《王制考》，特地開了“《尚書》研究”一課，可見它對古史政制方面關系之巨。再次，從“道統”方面來說，儒家所倡的道統，就是利用《尚書》所建立的這一帝系樹立起來的。而所艷稱的“堯舜禹三圣傳授心法”，則是由偽《大禹謨》提出來的，直接影響成為封建倫理學說的中心。宋代理學之所以稱為道學，就是以“三圣傳授心法”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四語為其理論核心之故。最后，關于“經學”方面，則《尚書》是“五經”中地位最尊的一經，紛擾兩千多年的今古文之爭就主要是由它和《左傳》引起的；而偽《古文尚書》又是偽書中的典型標本，歷代帝王和士大夫都把它作為倫理和政治規范的圣經，影響千余年來封建歷史非常巨大。因此顧先生認定，要有效地從四方面清算古史，就必須首先攻破這一首要堡壘，把它從“圣經”地位恢復到原來的史料真面目。因此顧先生下決心對它進擊，一生鍥而不舍地對它進行了全面的研究。

(二)研究《尚書》遇到的困難、問題和前人所已做的工作

顧先生常說，《尚書》作為最古的一部文獻史料，除了有紛擾了兩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爭這一主要問題外，還有與這一問題交錯地存在著的各種問題，要研究它就像攀登珠穆朗瑪峰，處處是困難，處處是麻煩，連造詣之深如王國維先生也說《尚書》“于六藝中最難懂”，“于《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觀堂集林》卷二，1頁）。因此要研究好這部書，其難度之大，是客觀存在的。現在粗粗綜觀它的困難和問題，主要有下列幾方面：

（1）文字的艱澀，隨之以解說的紛歧。（已見本書上文有關各章，此略。）

（2）竹簡易毀，造成各種錯亂。（同上，略。）

以上主要是屬于《尚書》原本的問題，還有更嚴重的問題是：

（3）歷代不斷的造偽：1.戰國時的偽《夏書》，2.西漢初期的偽《太誓》，以上兩者是今文。3.西漢中期的偽《百兩篇》和偽《書序》，4.漢代各種撲朔迷離來歷不明的古文，如壁中書，中秘本，中古文、河間獻王本，等等。當時雖不以造偽稱，而其可靠性一直有爭論（顯然《史記·儒林傳》載孔氏家藏本，又東漢杜林漆書本為可信）。以上兩者是古文。5.晉代出現有標為《孔傳》的偽古文，這一古文奪得《尚書》的正統地位直傳到近代。6.晚至明代還出現豐坊《古書世學》，偽稱是殷亡時箕子帶至朝鮮之本與秦火前徐福帶至日本之本兩種。而各種偽書出現時，不僅偽造篇章，往往還要偽造古字體以表示其古，偽漢代古文偽造科斗文，晉代偽古文偽造“隸古定”。唐代天寶間把它改為今字（楷書）本，又改錯了許多字，不幸流傳至今的各種版本，就只是這一改錯了字的偽古文本。

（4）封建時代的反動思想統治，給《尚書》蒙上種種霾霧。如今文家以漢代的神學“陰陽五行說”解釋《尚書》，給加上種種靈光；古文家以“圣道王功”說《尚書》，如釋“稽古”為“同天”之類；宋代理學家又憑偽古文鼓吹“三圣傳授心法”，把君統、道統、學統以《尚書》為中心結合起來，等等。

段玉裁把上面許多情況中的一些稱為《尚書》所遭的“七厄”，顧頡剛先生指出，實際上遠遠不止“七厄”，要進行科學的整理，首先需要摧陷廓清這些東西。

所幸前人已做了不少工作。（見本書八章及九章1節，此略。）

顧頡剛先生承清學之后，繼前人的成就，立足于清季所已達到的學術境界之上，加上現代學術水平，于是繼“西漢之攘東漢”，客觀上不僅承擔了如清末學者所預料的“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的任務，而且也承擔了以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尚書》的任務。他自己說，還要“拿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從圣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文籍，也可說是想用了文籍考訂學的工具沖進圣道王功的秘密庫里去”（《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他就以這樣的精神來研究《尚書》。他的《古史辨》就是對儒家用《尚書》所建立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一君統和道統所發出的有力的一擊。他繼《古史辨》之后，勤勤懇懇地對《尚書》研究付出了辛勤努力。

(三)把《尚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水平、新階段

顧先生研究《尚書》，如前面所說是從1922年就開始了的。1923年提出了對今文各篇的全面意見，1925年今譯了《盤庚》、《金滕》兩文，先后載《古史辨》第一、第二兩冊。1926年起到廈門和廣州在大學任教，就開了《尚書》和《左傳》兩課。1929年起到燕大及北大，更為了摧毀舊系統古史政治方面的偶像，而不光是經學方面的探索，也專門開了《尚書》課。他在中山大學編的《尚書》講義，搜集自漢代至近代研究《尚書》的主要各家之說六十二種，編為《尚書學參考資料》八巨冊，這是研究《尚書》最根本的物質建設。在燕大編的《尚書研究講義》分甲、乙、丙、丁、戊五種，每種中再分冊搜集資料，作專題研究。這段時期內，又搜集《尚書》經文文字變遷資料，和顧廷龍先生合編了《尚書文字合編》，由琉璃廠文楷齋刻字鋪以木版摹刻（當時未印出，最近顧廷龍先生正在加工定稿，爭取較快印出）。又主編了一種按書中任何一定即可查到書中任何一句的《尚書通檢》，為研究或閱讀《尚書》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工具。又編《尚書學討論集》稿，著手抄集文字數百篇，可以了解《尚書》研究全貌。這些都是顧先生對《尚書》研究所下的功夫。

顧先生以為自己既承清學之后，又受了現代治學方法的影響，最后接受了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理論，自應在前人學術成果基礎上，對《尚書》作出與前人不同的成績。既然前人已揭露出了壅蔽《尚書》的三個障礙物，即：偽古文，漢古文，道統，自己就應當繼續進一步徹底掃除凈盡這三個障礙物。關于偽古文，前人成績巨大，只要繼續做些補苴充實就行了，但在整理方面要更提高一些，充實一些，合于現代學術要求。關于漢古文，他相信清末今文家之說，以為是“新學偽經”（這是尚待研究的問題），但以為當時今文家偏于宣傳，論據疏闊，尚不足以服人，有待自己繼續踏實深入做精微探索工作。關于道統，雖然五四運動以來已經給以毀滅性打擊，但一直到全國解放前，始終陰魂不散。非常可慶的是人民革命勝利，就像麗日中天的陽光驅走爝火螢光一樣，科學的革命理論自然把這些作為封建遺骸的東西從根本上清除干凈。但從學術上闡釋清楚道統之為物，它的形成，它的作用，它的影響，它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等等，則尚有很多功夫要做。所以在自己擬做的“古史四考”中，以它作為重要的一個考，即以《尚書》為中心，就全史中的道統活動作系統研究。

顧先生還以為他的《尚書》研究的主體工作，并不限在上述三項。這三項只是前提，要在清除這三個障礙物之后，進而研析今文廿八篇。雖然清初學者推翻偽古文，清末學者又勇于否定漢古文，但他們都完全相信漢今文二十八篇。其實早在宋代，已有人懷疑過今文，如蘇軾《書傳》指出《康王之誥》的釋衰服冕為非禮，即兇禮中不當設吉禮，疑漢代《顧命》之文不足信；程頤《書說》則疑《金滕》之文不可信；吳棫《書稗傳》則疑《梓材》是《洛誥》脫文；趙汝談《南塘書說》“于伏生所傳諸篇多所掊擊觝排”（《直齋書錄解題》語），其書中即疑《洪范》非箕子作；洪邁《容齋三筆》載晁以道對《堯典》、《禹貢》、《洪范》、《呂刑》、《甘誓》、《盤庚》、《酒誥》、《費誓》諸篇都致疑；最后王柏承諸人之說，對《詩經》、《尚書》都懷疑，他的《書疑》于《舜典》、《皋陶謨》、《益稷》、《洪范》、《多士》、《多方》、《立政》都更易經文，進行疑辨。明代則有一個括蒼王廉說過“《金縢》非圣人之書”的話。清代漢學家因為反宋學，所以一律不承用宋人疑今文之說，只有一個非治經學的袁枚曾有過疑今文的話（袁無治經專著，只在其文集中有《金縢辨》一文，說“《金縢》雖今文，亦偽《書》。”又《征苗疑》一文謂《舜典》、《禹貢》、《呂刑》關于征苗語亦不可信）。到后期今文派康、梁等那么尊信今文，但梁啟超指出《堯典》中有“蠻夷猾夏”、“金作贖刑”等語時代在后，以疑《堯典》的真實性（見《中國歷史研究法》）。到錢玄同氏就清楚地斷言今文中有偽篇了。他在《答顧先生書》中說：“現在的二十八篇中，有歷史價值的恐怕沒有幾篇，如《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等篇，一定是晚周人偽造的”（《古史辨》一冊76頁）。因而顧先生亦明確提出對今文二十八篇的疑辨，明確斷言《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是戰國時偽造的，并對其它各篇不斷進行了探索。

當1923年春顧先生倡始的古史論戰展開后，他于6月1日給胡適的信中就提出了自己對二十八篇的看法，以為依它們的可靠程度可分成為三組。信中說：

先生要我重提《尚書》的公案，指出《今文尚書》的不可信，這事我頗想做。前天把二十八篇分成三組，錄下：

第一組（十三篇）：

《盤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這一組，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為真。

第二組（十二篇）：

《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金縢》、《無逸》、《君奭》、《立政》、《顧命》、《洪范》。

這一組，有的是文體平順，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觀念很重，不似那時的思想。這或者是后世的偽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記，或者是真古文經過翻譯，均說不定。不過決是東周間的作品。

第三組（三篇）：

《堯典》、《皋陶謨》、《禹貢》。

這一組決是戰國至秦漢間的偽作，與那時諸子學說有相連的關系。那時擬書的很多，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那些陋劣的（如《孟子》所舉“舜浚井”一節）都失傳了。

但我雖列出這個表，一時還不能公布，因為第三組我可以從事實上辨他們的偽，第一組與第二組我還沒有確實的把握把它們分開。我想研究古文法，從文法指出它們的差異，但這是將來的事情。

對于第三組，我想做兩篇文字——《〈禹貢〉作于戰國考》、《〈堯典〉、〈皋陶謨〉辨偽》。（《古史辨》）一冊201頁）

他這一區分大體已取得學術界的公認，不少學者也在紛紛探討某篇成稿于何時，某篇寫定于何時了。顧先生自己則通過這篇把對于二十八篇鳥瞰性的意見提出來，對于《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自己有堅定的識力知其為偽書，但對于其它各篇，則持著審慎的意見。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后來在《三皇考·自序》中說明：

偽《古文尚書》出于魏晉，它所引用的材料大都存在，容易啟人懷疑，因此，雖有經典的權威，終為明清學者所打倒。可是二十八篇傳于春秋戰國，編定于漢初，可供研究材料太少了，我們雖有好多地方覺得它可疑，但竟有無從下手之苦。將來如能有大批的新材料出現，解決了二十八篇的問題，還解決了五帝的問題，那才是史學界的大快事呢。（《古史辨》七冊49頁）

可見顧先生是用實事求是的態度，科學求實的精神來對待今文二十八篇的。他認為整理研究二十八篇，要做很多工作。他說：

民國二十年（1931），我在燕京大學講授“《尚書》研究”一門功課，第一期所講的便是《尚書》各篇的著作時代，其中如《堯典》、《禹貢》等篇，因為出世的時代太晚了，所以用了歷史地理方面的材料去考訂它，已經很夠。但到了《商書》以下各篇，因為它們的編成較早，要考定它們著作的較確實的時代便很費事，這是使我知道不能單從某一方面去作考證的。因此我便有編輯《尚書學》的志愿。編輯的方法，第一是把各種字體的本子集刻成一編，看它因文字變遷而沿誤的文句有多少。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種書里所曾引用的《尚書》句子輯錄出來，參校傳本的異同，并窺見《逸書》的原樣。第三是把歷代學者討論《尚書》的文章，匯合整理，尋出若干問題的結論。第四是研究《尚書》用字造句的文法，并把甲骨文金文作比較，最后才下手去作《尚書》全部的考定。（《尚書通檢序》）

顧先生一生對《尚書》的研究，就是按這一規劃進行的。舉如幾次編“《尚書》研究”講義，編刻《尚書文字合編》，主編《尚書通檢》，集錄或剪輯《尚書學》資料，今譯《尚書》一些篇意，寫研究《尚書》有關問題的專論，以及在經常留意材料的過程中寫成筆記達數十冊，等等。

顧先生以為在二十八篇中，《堯典》、《禹貢》兩篇尤有著特殊意義，因為它們實際是戰國時儒家遍搜材料精工編造而成的。他們以《堯典》建立帝王系統和古代制度；以《禹貢》綜述地理和貢賦等，以他們當時所居顯學地位的鼓吹，遂使這兩篇構成了上古史料的重心，尤其《堯典》可以說涉及到中國古史的各個方面，因此這兩篇成為全書重點所在，顧先生就下決心要對它們進行考辨。在上面所引1923年6月致胡適談二十八篇的信里，下文緊接著提出了準備寫研究《禹貢》與《堯典》、《皋陶謨》兩文的提綱：

（一）《〈禹貢〉作于戰國考》：（1）古代對于禹的神話只有治水而無分州；（2）古代只有種族觀念而無一統觀念；（3）古代的“中國”地域不大；（4）戰國七雄的疆域開辟得大了，故有統一觀念，……九州之說得以成立，而秦始皇亦得成統一之功；（5）鄒衍“大九州”之說即緊接九州說而來；（6）分野之說亦由九州說引起；（7）—（10）（按，皆考論九州州名）；（11）所以考定《禹貢》為戰國時書而非秦漢時書之故（1.禹尚是獨立非臣于舜，2.每州尚無一定的一個鎮山，3.不言“南交”）。

（二）《〈堯典〉、〈皋陶謨〉辨偽》：（1）堯舜之說未起前的古史；（2）春秋時的堯舜與戰國的堯舜；（3）一時并作的《堯典》、《舜典》；（4）今本《堯典》、《皋陶謨》的出現（1.取事實于秦制，2.取思想于儒家與陰陽家，3.取文材于《立政》與《呂刑》）；（5）《堯典》《皋陶謨》與他書的比較（按，以七個問題分節與《論語》、《詩》、《呂刑》、《洪范》、《周書》、《楚辭》作比較）；（6）《堯典》、《皋陶謨》的批評（倒亂千秋式的拉攏，思想進化程序的違背）；（7）所以考定為秦漢時書之故（按，舉了五點）；（8）《堯典》、《皋陶謨》雜評（按，取文中詞語所反映事實在后者七點）。（《古史辨》一冊202—205頁）

在這兩篇提綱之后，顧先生接著說明這兩篇文字要慢一點做，因為牽涉的地方太多了，非多下些苦工，不易做得愜心。到1931年至33年，他在燕京大學所編的《尚書講義》五種，就專講這兩篇，其中丙、戊兩種就專研究《堯典》，甲、乙、丁三種就專研究《禹貢》。其關于《堯典》部分，編了下列五種：（一）《堯典》評論，（二）《堯典》著作時代之問題，（三）堯、舜、禹禪讓問題，（四）朔方問題，（五）虞廷九官問題，還作了《堯典疏證》。關于《禹貢》部分，編了下列四種：（一）《禹貢》之研究討論文獻匯集，附：《十三州問題討論》，《九族問題討論》，（二）《周禮·職方》、《周禮正義》資料錄，（三）《王會篇箋釋》，（四）《漢書·地理志》與索引。這就為這兩篇的研究揭明了綱要和提供了資料。

顧先生以為我們現在可以看得清楚儒家編造《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篇的用意所在。前兩篇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結晶而把它史事化的，也就是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作為古代固有的歷史提出，作者盡量利用了不少遠古材料，借了堯、舜、禹、稷、契、皋陶、伯夷等許多古代不同時期、不同民族的不同傳說中的祖先或神話人物，“倒亂千秋式的拉攏”，集中安排到一個朝廷里，成為同氣連枝的君臣、兄弟、姻戚，又從而編排其在位的先后，成為前后相承的政權繼承人。又把他們說成是理想的圣人，做出了很多美政。這就使人們讀了之后，只覺得美好的堯、舜盛世早已存在于遠古，大家只應一心向往著儒家指出的黃金時代，朝著他們指引的這一方向走去。至于現在所見今本《堯典》，顧先生在講義中提出了可能寫定于漢代之說，主要理由是文中十二州、南交、朔方等地名，郊祀、封禪、舉賢良，制贖刑、三載考績等制度，都到漢時才有，等等。這一說當然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例如十二州問題，郭沫若同志卻提出了可能系據十二宮配十二國土之說，其它討論意見也還有一些。所以顧先生在1935年9期《禹貢》半月刊上寫了《〈堯典〉著作時代問題之討論》一文，申述了他的看法。

現在我們稽考《堯典》的內容，覺得它實際包括三個來源：（一）遠古的素材。儒家為了表示所編造這篇文件是真正古文獻，所以盡量搜集所能找到的遠古材料，如早于歷法的觀象時代的遠古天文資料，早期歷法資料（有純陰歷時期和陰陽合歷時期不同來源的資料），還有如四方神名和四方風名，對自然的祭祀、各地各族的祖先神及神話……等等資料，既可自甲骨文和金文中得其痕跡，復可與記載古代神話的《山海經》、《天問》等書相覆按，很顯然，《堯典》在這方面是把神話故事變成歷史故事的典型，神話中的事物都給歷史化了、人化了。又如由傳說保存下來的遠古氏族部落政治生活的一些情況，像部落會議情形，像兩頭政長的活動，等等，都以折射的方式映入了《堯典》中。這一部分是《堯典》中最可珍貴的部分，最富史料價值的部分。（二）儒家的思想或其理想的材料，它對流傳的一些不同歷史傳說所作的拼湊整齊。像德治觀點，像修、齊、治、平的“《大學》之道”，都是儒家所有的，與古代無關。像虞廷各官，“倒亂千秋式的拉攏”，可能是由于他們無時代觀念，以錯誤理解的框框去套古人，遇上了當時所見許多古代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人名資料，就一齊收來，像現代笑話中所說的那樣把“關公”和秦瓊編到一個劇里面了。（三）漢代的影子。這是漢代經生重新寫定《堯典》時，因沒有時代觀念所無意地愚味地帶進去的一些東西。這是無容為諱的，顧先生所舉的許多事例中有好些是對的。但像司馬遷著《史記》一樣，是人所共知的事，可是現傳的《史記》中，摻入了不少司馬遷死后的事，晚到王莽時揚雄評司馬相如的話也在《史記》中，所以周代寫定的《堯典》，到漢代摻入些秦、漢的東西是不足為奇的，并不影響《堯典》成于周代，正像不影響《史記》成于司馬遷之手一樣。我們今天提出對《堯典》的這些看法，是由顧先生運用他敏銳的觀察力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啟發我們這樣看的。

顧先生又以為《禹貢》是戰國之世走向統一前夕由當時地理學家所作的總結性的地理記載，把當時七國所達到的疆域算做天下，而根據自然地理來劃分區域。希望統治者對于各州的土地都能好好地利用和整治，各地把特有物產進貢到中央王朝，田賦則根據各州土地的肥瘠來決定等次。這是戰國時對實際的政治地理作出的一個理想式的規劃。在兩千多年前，對亞洲東部地理能有這樣的科學性的觀察和認識，真可以譽為科學史上的杰構。但是儒家把它作為大禹時代的作品，以為是禹治理洪水奠定九州的紀錄，把禹美化為繼堯、舜后的平地成天的一個圣王，就顯然不符合歷史真實了。顧先生為了更好地研究《禹貢》，認識到應結合歷史地理的研究來進行，因此就創辦了《禹貢》半月刊，成立了“禹貢學會”，付出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在這上面，這已在《顧頡剛先生學述》將另作專章敘述。

由于顧先生的這種努力，深入考辨了《堯典》、《禹貢》兩篇，以充分論證揭露了這兩篇和《皋陶謨》篇是儒家為了建造他們的學說所加工編造的，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儒家利用這幾篇所建立起來的古史系統。

到1959年，顧先生決定集中力量整理《尚書》本文，先從最難的做起，以為在周誥八篇里《大誥》是第一篇，又是很難讀的一篇，而它在周代歷史里又是極關重要的一篇，必須努力突破這一重點，因此就決定下手做《大誥譯證》。1962年已寫出初稿，由于完成的篇幅過大，就擇其要點精煉成《〈尚書·大誥〉今譯（摘要）》發表于《歷史研究》1962年4期上。文章分為校勘、解釋、章句、今譯、考證五個部分，進行了周詳、細致、深入的研究。這是對《尚書》按篇進行校釋整理的試作，也是他研究整理《尚書》的樣本。學術界很重視這一新作，紛紛有人寫文章或通信提出了支持和商榷的意見。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李平心先生的專文，他熱烈地推許這一著作，認為顧先生這項研究和整理《尚書》的法式，有下列幾個特點：（一）把校勘、考證、訓解、章句和譯述有機地綜合起來，組成一個研究體系；（二）據廣泛搜集的材料從事校釋，吸收各方精華，豐富《尚書》學內容；（三）打破經學史上門戶之見，擇善而從，并以自己研究心得加以發展，不囿于一隅一格；（四）把各種問題的專門探索同《尚書》的一般研究結合起來，能使專門知識和特殊材料為校釋服務；（五）能從歷史角度進行考索，以求全面地具體地弄清楚《尚書》各篇的歷史背景和歷史脈絡。以為可以說是對《尚書》力求進行總結性的整理工作，提出了別具一格的著作體例（《歷史研究》1962年5期《從〈尚書〉研究論到〈大誥〉校譯》）。可見這一著作，體現了《尚書》研究的新的水平。

顧先生的《大誥譯證》工作，1962年以后繼續深入、擴充，把全文分成了上下兩編，上編為“校勘”“解釋”“章句”“今譯”四部分；下編為“考證”部分，把產生《大誥》這篇重要文告的歷史背景即周公東征管、蔡、武庚事件，作了細致的考證。除把這一關系于周王朝成敗的重大歷史事件考訂清楚外，更清理出了周初民族大遷移的重要史實。由于顧先生在治學上務博求全的特點，以致材料愈聚愈多，史實愈析愈明，于是由《大誥》本文的譯證，發展成對周初歷史的研究，以致稿件愈寫愈繁，最后達到六十萬字左右，其中上編二十余萬字，下編近四十萬字。計1962年完成下編初稿，1963年以后逐年增訂改定成新稿，到1965年成改定第四稿，1966年將完成最后定稿，以文化大革命事起擱筆。到這時下編形成了獨立的《周公東征史事考證》專稿，是顧先生又由史籍的研究轉向史事的考訂了。這是他到了七十四歲高齡的工作。而他這一繁重工作的目的，還是為了整理研究《尚書》中所涉及的問題。

1982年7月19日《光明日報》載楊寬《顧頡剛先生和〈古史辨〉》的一文。內有句云：“解放以來，顧先生長期努力于各篇今文《尚書》的校釋研究。盡管清代以來學者作了很多校釋，存在的問題還很復雜，學者對此很難掌握。現在顧先生這樣做法，真正做到了王國維所說的：‘著為定本，使人人聞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與語，而不苦古書之難讀’（見《尚書核詁序》）。這真是古史領域里的重大建設。不但便于學者充分運用《尚書》以建設商、周史，還便于用《周書》與西周金文作比較研究。”這就說明了顧先生的《尚書》研究比過去所有的《尚書》研究其造詣都要高，成就都要大；也說明了這一《尚書》研究對古史領域的重大作用。只要看《尚書·大誥》一篇的整理研究已樹立了《尚書》研究的范本，必將推動《尚書》學的向前發展，那么這部《尚書學史》以顧先生這種體現時代最新水平的《尚書》研究作結，正展現了《尚書》學的科學發展的重要意義。

作者介紹：劉起釪，1917年生于湖南安化，2012年10月6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5歲。是顧頡剛最為器重的弟子之一。1947年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1976年3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兼研究生院教授，并任國務院古籍整理領導小組成員，續修《四庫全書》學術顧問兼經部編委，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顧問。2006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方向為上古史，專攻《尚書》以深入研析古史各領域，兼治《左傳》、《周禮》。晚年孤獨一人，然依然筆耕不輟。我國歷史地理學奠基人譚其驤先生稱劉起釪先生為“顧門傳人，兄為翹楚矣!”“劉先生畢生研究的經學、上古史、歷史地理，特別是他專攻的中國最早一部古史《尚書》的校、釋、譯、論，早已成為‘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