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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就其長處來說，主要是能從某些歷史現象中揭示其錯綜復雜的因果關系，并善于將資料排比歸納，探索淵源，如強調門閥、集團及地理環境的作用等，這些在封建社會的結構中也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而讀來感到“左右逢源”，啟發良多，在作者，也能完成他自己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成為一家之言。
其次，文字也洗煉嚴密，富于概括力，勝于岑仲勉所寫的。 但其缺點，一是不能突破正統的歷史觀，帝王將相就是帝王將相，同時又強調精神生活的作用，因而如初審所說的，“方法是非辯證的偏于形而上的方法”。 二是作者能夠注意他人所不注意的歷史生活的細節，頗多發人所未發處（如論玄武門之變、六朝人祖孫父子名字同用“之”字、四聲說等），但另一方面，由于過分夸大了這些細節的作用，因而就常常失于片面，也即夸大了偶然性。 三是頗多牽強附會、“英雄欺人”之處，魯迅所謂博學家之言多泛，專門家之言多悖，悖正是此老一病。如以《桃花源記》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之“溪”，即是當時谿族之“谿”，“實即指《后漢書·南蠻傳》之槃弧種蠻而言也”，這里暫且撇開歷史真相不說（這其實和古史辨派說“禹是一條蟲”一樣），單就行文來說，作為溪流之溪，自文從字順，作為民族之谿，則淵明通人，其不詞何至如此，這等于把文章寫成“緣蒙古（族）行”、“緣滿洲（族）行”，在修辭上首先就說不通。 又如以《記》中避秦之秦，疑為苻秦，也極為牽強，蓋下文明云“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文意已十分明白，若說系“陶公寓意特加之筆”，則淵明本非苻秦之民，又何必用此曲筆。
又如作者以為“禮法為儒家大族之優點，奢侈為其劣點。節儉為法家寒族之優點，放蕩為其劣點”，似乎禮法與節儉，奢侈與放蕩，兩者是一種對立關系似的，實則言禮法者必談節儉，而反對奢侈者也必反對放蕩，一是其“體”，一是其“用”，對封建統治者說來，這些都是他們所要標榜的東西。作者下文所舉法家寒族賈充之女賈皇后，嫁于儒家大族司馬氏為偶，“不但絕無禮法節儉之美德，且更為放蕩奢侈之惡行”，就是一個例證，但作者為了要自圓其說，就只能說這是小部分寒族投機者加入儒家大族的結果，“其優點乃難于摹放，而劣點極易傳染”，并加以斷語說，“故西晉一朝之亂亡，乃綜合儒家大族及法家寒族之劣點所造成者也”。這樣說來，一小部分寒族投機者當初如不“混合”于儒家大族，西晉是不會“亂亡”了。這些都是作者在論證上缺乏說服力的地方。但作為學術上的見解，并以二百方針出發，這些也不準備提請作者修改，不過文中所涉及的涉外、少數民族、農民起義軍等問題，仍需酌予刪改。 經與梅林同志商討后，擬先往復旦大學陳守實、蔣天樞先生處聯系，希望他們寫信給作者考慮，如作者能授權給他們中任何一位處理，更為便捷（包括一些技術上問題。排式可照《元白詩箋證稿》）。又，原稿中錯別字甚多，將來最好也請他們將校樣細校一遍。茲提出處理要點于下：
一、除對涉外、少數民族、農民起義軍措辭需修改外，論點上不再提意見。 二、先與陳、蔣兩位商量。 當否，請核示。 1963年9月27日 附： 代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擬致總公司編輯部信 總公司編輯部： 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曾致1097號函一件，函中說明劉大杰先生的學術論文集，已列入我所本年度發稿計劃中。目前大杰先生正在修訂其《中國文學發展史》下冊（上冊已于三月間發排），俟該冊修訂完畢，即可整理論文集。故希望你處同意此一選題由我所出版。至今已逾一月，未荷惠復，想已蒙同意。其次，我所戚銘渠同志最近因公前往廣州，特乘機專誠拜訪陳寅恪先生，除向其問候外，并重將其《錢柳因緣詩釋》、《金明館叢稿》加以明確，要求俱由我所出版。當蒙寅恪先生親自允諾，并說此二稿早已定約，將來完稿后自當先后寄給我所 www. 出版。此外，我所為了積極貫徹黨的二百方針，并擬有系統地印行全國有高質量的學術研究論集，上述劉、陳諸先生著作，則早已列入計劃之中?，F因劉著論文集及陳著詩釋、叢稿，都已落實，為了加強彼此業務上的聲氣，特此專函布聞，并希察洽為荷。此致 敬禮 1962年5月7日 代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擬致陳寅恪先生信 寅恪先生史席： 目前我所副總編輯戚銘渠同志專誠拜謁，得親教益，并荷面允將大著《錢柳因緣詩釋》及《金明館叢稿》先后交我所出版，尤為感幸。將來發排時有關裝幀、印制等項，亦可按照尊意辦理。茲特將兩稿的約稿合同寄奉，請于簽署后將其中一份寄還。 銘渠同志已返滬，特囑筆問候。專此順請 文安 1962年5月9日
寅恪先生史席： 五月十四日大函已悉。我所前寄之約稿合同，原為適用于一般作者，現已于接來 www. 示后另行擬訂，并隨函附奉四份，如荷同意，請將其中兩份于簽署后寄還我所為感。專此順請 文安 1962年5月22日 本文轉自《中華勵志網》 http://www. ,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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