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范勝利（首都博物館文物修復中心館員） 注：本文刊載在由北京畫院策劃，王明明院長主編的《大匠之門 5》中 徐渭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長，另號天池，別號青藤道士，浙江山陰人。徐渭工書法、詩、文、詞、曲、戲劇，畫則人物、山水、花鳥、魚蟲，無不精妙，尤以大寫意花鳥突出，是中國文化史上少有的天才人物。徐渭的大寫意繪畫，以走筆如飛、激越奔放的水墨圖式向人們傳達出一種騷動、痛苦、沖突的意緒，在中國繪畫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徐渭同前輩文人畫家有著不同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態度，糾其根本原因則是在人格風范上的迥然差異。文人寫意繪畫的一個最突出的特質，就是高度的主體化和作品的個性化，而這一切，皆由畫家主體人格而來。徐渭的大寫意花鳥藝術充分地反映了他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征，因此理解和欣賞徐渭的作品，必須要了解徐渭的人生經歷及這種經歷對他人格塑造及藝術風格形成的原因。 徐渭的人格有著兩方面的特點，一是他的人生經歷有著深刻的悲劇性;二是他性格上的狂放、孤傲、憤世嫉俗、孤僻執拗、不拘禮法等個性。他的人格結構中，自我人格部分得到了充分的顯露和高度的昂揚。這些成就了他注定是一個個性十足的藝術家。 一、家庭悲劇與童年早慧 徐渭于1521年3月12日生于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城內大云坊觀橋巷西里大乘庵東德徐氏故宅榴花書屋。書屋前有池沼通泉，徐渭10周歲時在池旁親手種植了一株青藤，所以后來徐渭又號青藤道士并稱其所居為青藤書屋。徐渭的家族是會稽當地的名門望族，徐渭的父親徐鏓由于祖上在貴州位列有軍籍，為了求取功名，特從紹興來到貴州，利用貴州的籍貫應鄉試，中舉后曾任云南巨津州知州，后因有功而官至四川夔州府同知。徐鏓原配夫人為童氏，曾育有二子，后隨徐赴任時歿于滇陽。徐鏓后續娶了苗宜人為妻，但苗宜人一直沒有生育，徐鏓晚年納苗宜人的侍女苗氏為妾，生下了徐渭，徐渭稱苗宜人為嫡母。就在徐渭出生百日時，徐鏓就因年老多病而去世了，管理家事和養育子女的重擔就落在苗宜人身上。出生不久就喪父，徐渭不可謂不薄命，但好在苗氏很寵愛他，極力培養他并對他寄予厚望①。但因徐渭是侍妾所生，生母沒有地位，又缺少父親庇佑，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難免受到鄙視。然而不幸才僅僅開始，徐渭10歲時，由于家庭每況愈下而至窮困破產，在家庭里本沒有任何地位的生母竟被賣掉，年幼喪父而又與生母別離，對徐渭幼小的心靈帶來的沉重的傷痛和打擊是可想而知的。又過了幾年，徐渭剛滿14歲，苗宜人也終因操勞過度而一病不起。不久不治而撒手人寰。自此徐渭完全喪失了母愛和家庭的溫暖。苗宜人死后，徐渭不得不改依同父異母的正出的長兄徐淮，徐渭后在《上提學副使張公書》中自敘處境時說：“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顧，惟身與影。”可見這位兄長對徐渭并不好。這對他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種種童年的坎坷經歷，尷尬的家庭地位，深深地刺激了徐渭幼小的心靈，使他的深層性格中形成了矛盾和沖突的一面，獨特的自卑與自我，過度的自我拘束與放縱，他因此常表現得敏感多疑、孤僻執拗、不拘禮法。② 如果說徐渭是愚魯遲鈍之人，他也許不會對此有太深刻的體悟，但恰恰相反，徐渭自幼聰穎，才思敏捷，很小的時候就顯露出了出眾的才華，據載，徐渭6歲時曾“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聽”③。8歲，“君子縉紳至有寶樹靈珠之稱，劉晏、楊修之比。”十幾歲時為文，“指掌之間，萬言可就。”④16歲時，他仿擬漢代揚雄的《解嘲》賦作《釋毀》一文，深受當地一些名儒的推許。徐渭從小就博覽群書，志向高遠，渴望要建立一番功業，有所成就。 早慧并且遭遇悲慘的境遇，這對徐渭來說是非常痛苦的情緒體驗，童年體驗對一個人的個性、氣質、思維方式等形成和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特別是那些印象深刻的體驗，往往在個體生命的發展史上打下不可磨滅的烙印，給人的性格涂上一種特殊的基調和底色。童年經驗是人最本真的原始生命的體驗，它不僅會滋養藝術家內在的精神世界，而且會培養藝術創造所需的心理素質和能力。 童年遭遇對人的影響最大的兩個方面就是親人的死亡和愛的剝奪，當一個年幼的孩子明白死是怎么一回事時，就會對死亡產生焦慮和恐懼，內化為他的心理結構，使他的心理早熟，并形成一種認識的反應模式。同時，父母的早亡，過早地剝奪了徐渭作為一個孩子應該獲得的家庭溫暖，對一個人來說，童年的愛的欲望得不到滿足，他們就需要得到精神補償，對于敏感且有天分的藝術家的心理和性格的影響較之一般人更大，這種精神補償欲望要遠比一般人強。這種欲望往往在孩子長大之后會以不同的方式釋放出來，比如通過藝術創作得以升華，這些幼年痛苦的宣泄和釋放日后形成了徐渭繪畫作品騷動、痛苦、狂放的情緒基調。 二、屢試不第與愛人早夭 如果說徐渭悲劇人格的建構首先是童年的創傷經驗起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徐渭成年之后的遭遇則進一步加深了這種悲劇性。 青年時代的徐渭胸懷大志，有廣博的才學，他關心政治，研究兵法，志于剪除倭寇、立功邊庭，素有愛國為民的熱忱和慷慨激昂的豪情。由于他生在一個科舉至上的社會里，他曾熱切向往功名，以便一展抱負，在寫給友人的詩中他表明了自己的理想與信心，“男兒抱策滿萬言，殿頭日炙研水干，今朝一得龍顏笑，明日金鞍搖馬鞭。”⑤徐渭希望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結果卻一再敗北。從他自著的《畸譜》來看，徐渭17歲去應考秀才，但沒有考中。20歲時再次應試，仍然未中。他自知才學出眾，深感不平，上書學政要求復試，后經復試被錄為縣學生員。徐渭中了秀才之后，才有資格參加全省鄉試。以后他每隔三年鄉試一次，共考八次，但屢試屢敗，直至41歲，始終沒有中舉。他在19歲時因童試再次落第憤而上提學副使書中自己做出解釋：“再試有司，皆以不合規寸，擯斥于時。”所謂“不合規寸”即不符合當時的八股取士思想，徐渭的才學和思想對當時來說就是異端思想。在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下，許多有才學的知識分子往往遭到摒棄和排斥。44歲時他還想參加考試，因故未能成行，此后即廢考。徐渭想通過科舉考試入仕途建立功業的理想和抱負始終得不到實現。 徐渭有過一段美滿的婚姻生活，他20歲那年，敘官出任廣東陽江典史的山陰人潘克敬因聞知徐渭的才名，將長女潘似許配徐渭。由于徐渭家境貧寒，徐渭只得入贅潘家。徐渭與潘氏小姐正式成婚后，兩人性情投合，非常恩愛。婚后五年的春天，潘氏生下一子，取名徐枚。可惜好景不長。到這年冬十月，潘氏因病不幸逝世，去世時才19歲。失去愛妻的痛苦一直縈系在他的心頭。徐渭曾寫下了七首悼亡絕句。其中一首是：“篋里殘花色尚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來不覺西窗暗，飛盡寒梅雪未晴。”后來，徐渭見潘氏生前所穿絲綢紅衫，潸然淚下作詩曰：“黃金小紐茜衫溫，袖褶猶存舉案痕。開匣不覺雙淚下，滿庭積雪一燈昏。”從中可見他對亡妻潘氏感情的真摯和深厚。
三、寄人籬下與瘋癲自殘 似乎命運始終在跟他開玩笑，徐渭平生崇尚自由，難以忍受寄人籬下，在科舉之路不通的情況下，為養家糊口、一展才華，使自己的理想得以實現，徐渭不得不走上了幕府文人的道路。這種生活一度使他快樂，但更多卻是失意與痛苦，是導致徐渭“瘋狂”的重要原因。徐渭生活的年代正是晚明最黑暗的嘉靖年間，由于嘉靖皇帝的昏庸無識，長期不理朝政，內有奸相嚴嵩弄權，外有倭寇猖獗成災，朝綱腐敗，邊防廢弛，此時徐渭已三十多歲，1556年，朝廷命胡宗憲任浙直總督，管理沿海軍務，主持抗倭軍事，并廣泛招募人才，徐渭也被招募。徐渭在應召后曾數次推辭，可見他內心有所矛盾。徐渭早有抗倭之志，他深讀兵法，實地偵查，研究戰例，謀劃戰策，渴望能施展才能。他曾參加過紹興守城抗倭斗爭，對于官吏的無能，消極避戰的做法非常不滿。但他僅是一位秀才，難以受人重視，無法施展抱負。當時的胡宗憲握有御寇大權，可能是他施展抱負可以依托的人物，但胡宗憲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不惜攀結嚴嵩父子，是徐渭猶豫的原因，最后，在矛盾的心情中，徐渭在37歲那年正式入幕了。入幕后，由于徐渭的文才韜略，胡宗憲禮遇有加，給予徐渭格外的重視和信賴。對徐渭孤傲而不拘禮節的性格，胡宗憲也能充分尊重。胡宗憲還出資為徐渭謀婚，介紹張氏成為他的繼室。在胡宗憲那里，徐渭的才干也得到了一些施展，徐渭對當時軍事、政治和經濟事務多有籌劃，并參與過東南沿海的抗倭斗爭。徐渭曾為胡宗憲草《獻白鹿表》，并得到嘉靖皇帝的極大賞識。1562年，平倭斗爭連續取得大捷，浙江倭寇基本肅清。徐渭曾與抗倭名將戚繼光作《凱歌二首贈參將戚公》詩。然而好景不長，不久嚴嵩被罷相，其子嚴世藩被下獄。這年11月，大學士徐階策使南京給事陸鳳儀劾胡宗憲“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得旨逮問，胡宗憲被捕解京師，盛極一時的總督幕府就此解散。42歲的徐渭結束了五年幕客生涯，回到了紹興。胡宗憲被逮至京。嘉靖皇帝念他平倭有功，并未治罪，只是被解職閑居。過了三年(1565)，胡宗憲又受牽連被逮下獄，最后死在獄中。 胡宗憲的倒臺，不僅給徐渭帶來事業上重大的挫折，在這段時間中，徐渭從精神到肉體上也經歷了一場劇烈的痛苦和浩大的劫難。由于他的文名早已播及朝野，禮部尚書李春芳托人送徐渭聘銀六十兩，招徐渭為幕僚。1563年初冬，徐渭應聘到北京，李春芳讓他在文房供事。但徐渭性格狂放不羈，難以適應京城部幕僚的刻板生活。他在浙直總督幕中時，胡宗憲以“國士”待他。而在李春芳尚書府中，他是一名微不足道的仆從，徐渭自然難以忍受，他覺得這種沒有尊嚴的生活是對他的極大蔑視，此外還有待不下去的另一個原因，李是當時嚴黨的反對派，一直把胡宗憲當作政治上的死敵，企圖置之死地。徐渭雖然反對嚴嵩，但胡宗憲對他有的知遇之恩，胡宗憲更有抗倭功勛，與嚴嵩是有區別的。他同李春芳屬下很難相處，而李也不能容忍徐的狂傲散漫，徐渭請辭，李春芳不準，徐渭斷然離去。身居一品的李春芳認為是對他的大不敬，責令徐渭立即回府，并揚言給予威脅。徐渭只好賣掉部分家產，湊足六十兩白銀，以退還全部聘金，并專程上北京去見李春芳，最終幸得翰林院編修諸大受等人從中斡旋，徐渭才得以脫身。此事使徐渭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他和胡宗憲的關系上也存在著一種無法解脫的巨大矛盾：嚴嵩父子是他和世人共同痛恨的巨惡，胡宗憲對他有知遇之恩，卻是因為被人劾為嚴黨而死，因此也使自己的清白受到玷污。1565年胡宗憲死于獄中，徐渭在紹興得知胡宗憲死于獄中的消息悲痛異常，作《祭少保公文》。徐渭內心里認為胡宗憲雖結交嚴黨，但使百姓免于倭寇之亂是功大于過。 徐渭自幼頻遭不幸，精神上備受刺激，在童年創傷經驗上，又加上層層新的人生悲苦的精神創傷，中年漸患“腦風”頭痛的毛病。41歲時，第八次鄉試落榜，他的濟世報國的強烈愿望也就此徹底受挫。人生抱負的幻滅，人情世故的險惡，清名的被玷污，不能被人理解的痛苦，種種不幸的因素交織在一起，終于使病癥加重，精神難以自控。胡宗憲的死，更使徐渭精神壓抑痛苦，在極度的思想矛盾中終于發展到精神失常的狀態。徐渭瘋狂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徐渭知胡宗憲冤死而力不能報，心中悲痛;二是胡宗憲被株連死于獄中，如果追究牽連起來，徐渭也難以免禍。徐渭很擔心李春芳等人會聯系起他與胡宗憲的關系，追究于他，精神上異常緊張苦悶。 徐渭準備自殺，于是寫下了《自為墓志銘》，對自己的前半生并所治學問及家世進行了簡要的總結，隨即設法自殺。1565年，他狂病初發時，精神煩躁不寧，狂走不休。病情加劇時，他拔鐵釘貫入耳竅，血流不止。又用錐敲擊腎囊，這種殘酷的自戕行為正是徐渭精神創傷面對外界強烈刺激而做出的反應，是徐渭悲劇最為慘痛的一幕。不過徐渭雖連續自殺多次，都沒有成功。 瘋病稍有好轉，他寫有《感九詩》一首，記述了自己患病與九次自殺后的“情死輒九生，絲斷復絲續”。然而第二年，46歲的徐渭又因殺死了繼妻張氏而入獄。關于殺妻的原因，胡宗憲因“嚴黨”而被捕死于獄中，當時苛政動輒株連，風聲很緊。徐渭與繼妻張氏感情一直不和。張氏嫁給徐渭時，家境還比較富裕，而此時的徐渭為了償還李春芳的聘銀，被迫變賣家產，陷入窮困，加劇了家庭矛盾。張氏與徐渭成婚，是由胡宗憲介紹的，深知徐渭與胡宗憲的關系。在夫妻口角之時，張氏以此揭到了徐渭的隱痛短處，處在哀痛、憤恨、焦慮、抑郁之中的徐渭，正逢瘋病初愈，神經過敏多疑，于是盛怒之下失手打死了張氏。 徐渭晚年處于貧病交加的境地，萬歷十四年(1586)三月，他的次子徐枳因家境貧困入贅本城王道翁家。這年冬季天降大雪，徐渭的居所被大雪壓斷屋椽，無法再住，只好搬到王道翁家居住。徐渭晚年雖然貧困，仍然勤于創作書畫，現今所傳世的，大部分是他晚年的作品。他賣畫不同于一般畫家，重視與購畫者的精神交流，不愿為了獲利而去違心迎合他人。袁宏道在《徐文長傳》中說他“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所以，他的書畫作品能從抒寫自己真本色、真性情出發，保持著鮮明強烈的藝術個性。徐渭70歲后疾病纏身，生活日益窘迫，賣書畫的錢不能自給，只好典賣自己所珍藏的數千卷書畫。萬歷二十一年(1593)，73歲的徐渭在病老貧愁中默默離開了人世，死時仍寄居次子徐枳的岳翁王家。 總之，中國古代書畫家把繪畫看作心聲心畫，其美學內涵就是把審美歸結為對自我人格的欣賞。在古代文人畫家中，不乏仕途失意、家破國亡、流離顛沛之士。然而，在他們中罕有如徐渭那樣將心靈上的深刻創痛和精神上的巨大悲苦盡情地傾瀉和宣泄到作品中的天才之輩。徐渭悲劇的童年生活，形成了敏感狂放的性格，他才華橫溢而又屢試不中，渴望自由卻又不得不數次寄人籬下，不幸的人生境遇和狂放不羈的個性相沖突使他承受著煉獄般的心靈痛苦，這一切常人無法忍受的痛苦都加在了徐渭身上，使徐渭釋放出了巨大的創造力。他的作品都是自己的獨特創造，運用筆墨“橫涂縱抹”“信手拈來”，但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體現出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 注 釋： ① 徐渭：《自為墓志銘》里的記述。 ② 陶望齡：《徐文長傳》。 ③ 徐渭：《畸譜》。 ④ 徐渭：《上提學副使張公書》。 ⑤ 徐渭：《黃鵠歌送馮君(鳴陽)》。 (編輯：羅元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