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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發表在9月11日《柳葉刀》上的研究顯示，中國在對抗室內空氣污染方面取得了進展，但由于肥胖和高血糖所引起的死亡卻在不斷增加。 據論文作者之一中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胡國清教授介紹，二十年前我國居民家庭廚房做飯和冬季取暖主要以燒煤或木柴的形式，粗加工的煤和木柴在燃燒時容易產生有毒氣體或煙霧；而現在則被煤氣、天然氣或電這些更為環保的方式所替代，這種轉變極大地減少了市內有毒有害氣體的排放量。 由于固體燃料的室內空氣污染所導致的疾病而死亡的中國人越來越少，但更多的人患上了與高體質指數、高空腹血糖及高收縮壓相關的疾病。 根據該項研究最新分析，高收縮壓、吸煙及水果比重低的飲食是與中國人健康損失相關的最大風險。雖然它們也是1990年的前五大風險因素，但排名已經有所不同，其中吸煙所占百分比增長了10.9%，而水果比重低的飲食增長了16.1%。高收縮壓一直牢牢地占據第一名的位置，其引起的健康損失增長了66.4%。
慢性病高發：“吃得好，鍛煉少” 高收縮壓一直是與中國人死亡相關的頭號個體風險因素。該項死亡人數從1990年的1，389，855人上升到2013年的2，514，801人。無論對于中國男性還是女性，高收縮壓都是與死亡相關頭號風險因素。 “嚴格來說，高收縮壓是高血壓的一個近似替代指標。目前國際上對高血壓的診斷標準為收縮壓≥140mmHg和（或）舒張壓≥90mmHg，”胡國清教授指出本研究中的高收縮壓可以理解為高血壓。 高血壓、高體重指數（可簡單理解為超重和肥胖）和高空腹血糖是很多慢性病的危險因素。他認為，1990-2013年這些危險因素所致死亡人數和DALY（注：研究員采用 DALY 或傷殘調整生命年來衡量健康損失。1 個DALY 等于健康生命損失1 年，根據因早期死亡損失的年數和帶著傷殘生存的年數之和來計算）的增加，可能與我國居民飲食結構變化和身體鍛煉情況有很大關系?！?/p> 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絕大多數居民肉食的攝入比例越來越高。但從健康飲食角度來看，吃肉多并不代表飲食合理。與此同時，居民參加身體鍛煉的時間越來越少。“當飲食攝入與身體鍛煉長時間嚴重失衡后，就容易出現高血壓、超重或肥胖、高血糖等現象?！焙鷩褰淌谡f道，“2006年發表的一篇高血壓綜述指出，肥胖、吸煙、飲酒、高鹽飲食、缺乏鍛煉是高血壓的危險因素?！?/p> 健康的生活方式離不開合理膳食 從歸類角度來看，與死亡人數相關的前十位危險因素中有6個因素都直接或間接與居民飲食習慣有關，包括高鹽飲食、血糖偏高、水果攝入不足、谷物類攝入不足、過量飲酒、高體重指數（超重或肥胖）。 “1990年兒童期營養不良為我國DALY的第2位危險因素，到2013年此因素已不在前十位之列；但與飲食有關的高體質指數1990年并不在前十位危險因素之列，但到2013年已經排到了第5位?！?/p> 在胡國清教授看來，推廣合理膳食應成為中國疾病防控的一項重點工作。 他指出，雖然我國政府的政策基本涵蓋了表中的危險因素，有些工作還取得了不小進展（如控煙），但還有一些危險因素的控制面臨較大困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高鹽飲食是我國居民DALY損失的第3位危險因素，而我國正在實施的基本公共服務項目中對鹽的攝入進行了限定，但此建議與部分地區老百姓的飲食習慣不一致，執行有困難。因此，摒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還需要多個政府部門、公眾以及社會組織的共同努力。 目前，學術界暫未針對健康的生活方式進行定義，世界衛生組織對影響健康各方面因素的作用粗略歸納為：健康 = 60%生活方式+15%遺傳因素+10%社會因素 +8%醫療因素+7%氣候因素。其中，生活方式在影響健康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胡教授認為，健康的生活方式涉及眾多方面，包括日常鍛煉、睡眠、膳食平衡、控制體重、保持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保持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的衡、不抽煙、采用恰當方式緩解壓力、不過量飲酒等等。 “簡單來講，公眾在保持良好心態的同時，可核對研究中列出的79種危險因素，結合自身情況采取措施，減少危險因素的接觸，”胡教授總結道。 研究介紹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of 79 behavioral，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and metabolic risks or clusters of risks in 188 countries， 1990-2013：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3. The Lancet. 2015 Sep 11. doi：10.1016/S0140-6736(15)61455-6. 本研究于1990-2013 年間在188 個國家/地區對79 種行為、環境和職業及新陳代謝風險或風險集群進行的全球、區域和國家的比較性風險評估：對2013 年GBD（全球疾病負擔）的系統分析在各個國家/地區對導致死亡和健康損失的風險因素的程度、模式和趨勢進行了調查，由從事全球疾病負擔項目研究的國際研究人員聯盟實施并由位于華盛頓大學的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IHME)指導。 1. 研究涉及了3大類79種危險因素的疾病歸因。 2. 本研究各國危險因素暴露的數據來自多個途徑，包括：已發表文獻、人群調查、人口普查、衛星數據。 3. 不同危險因素暴露數據的覆蓋范圍相差極大（也即文中提到的代表性指數），其中多飽和脂肪酸覆蓋國家的比例最低，只有17%，而環境顆粒污染數據覆蓋國家比例達到了100%。目前的危險因素歸因是基于現有數據所能得到的估算結果。 4. 79種危險因素造成的死亡歸因以及造成的DALY損失歸因，都是基于多個步驟的復雜模型所得結果。整個研究可以簡單理解為3步：（1）估算79種危險因素的暴露數據；（2）估算各種危險因素的健康效應，這主要依據已發表文獻；（3）采用歸因模型，估算各種危險因素造成的健康損失。 5. 79種危險因素對不同疾病的影響不同，對不同國家的影響也不盡相同。造成不同國家之間的前十位危險因素排位差別的原因，可能與各國所處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差異有關。 例如，在中東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高體質指數是與健康損失相關的頭號風險。在南亞和東南亞，室內空氣污染是主要風險，而印度還要應對不安全飲用水和兒童營養不良的高風險。酒精是俄羅斯排名第二的風險，而吸煙是包括英國在內的許多高收入國家/地區的第一風險。本研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發現了最為顯著的差異，與其他區域不同，該地區的主導性風險是兒童營養不良、不安全飲用水和公共衛生、危險性行為和飲酒的毒性組合。 此外，本研究包含來自不同國家的數百位作者，據粗略統計，我國大陸地區有有幾十位學者作為此文作者。中國大陸地區學者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為此項目提供中國的數據；（2）參與項目設計方案的修改和完善、結果解釋、論文修改。 研究結論： 本文涉及到的79種危險因素全為可改變的因素，即各國政府可以通過采取針對性的行動來減少或降低這些危險因素的暴露水平。這個結論特別強調了疾病預防和控制工作的重要意義。各國政府應結合本國情況制定和推行適宜的干預措施，減少這些危險因素造成的健康損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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