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藏傳佛教古跡】

自元代以來，以北京為中心，漢藏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一直不曾間斷，數百年間眾多高僧大德在北京的活動給這座古都留下深刻印記，在古都的歷史光譜中閃爍著奇異的光芒。

自從元代以來，以北京為中心，漢藏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一直不曾間斷，而且歷代皇室要么出于祈福延壽的信仰訴求，抑或是出于穩定邊疆的政治考慮，在這種頻繁的交往之中總是扮演著一個積極的角色。眾多高僧大德紛至沓來，從遙遠的雪域高原或茫茫草原深處來到北京，或是朝覲弘法、或是尋求庇護，來往穿梭于北京和西藏之間的喇嘛僧人更是不計其數，他們對于北京這座古都似乎是那么的心馳神往，流連忘返。因此，不難想象數百年間他們在北京的活動會給這座古都留下多深的印記，而這些印記在古都的歷史光譜中又曾閃爍著多么奇異的光芒。時至今日雖然時過境遷，然而歷經歲月洗禮后的北京大地上仍然留下了很多當年的遺跡，默默地印證著那一段過往的輝煌。

權力巔峰的時代——元朝

藏傳佛教作為雪域高原特定環境下產生的，具有本民族特色和地域特性的宗教信仰，結合了西藏本土的原始崇拜和來自印度和中原兩地的佛教思想，而又深受印度教信仰的影響。自公元1247年蒙古王子闊端與薩迦派高僧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在涼州進行會晤之后，西藏正式納入了中國的版圖，成為我國多民族多元文化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員，同時藏傳佛教信仰也得到了蒙古皇室的認同和支持，成為大元帝國的國教。薩迦派昆氏家族的歷代掌門或弟子一直承襲著帝師的稱號，作為皇帝的最高宗教顧問，統領天下釋教，為皇帝賜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可謂權傾朝野，位極人臣。可以說，在元朝時期藏傳佛教的地位是如日中天，盛極一時的。根據元代熊夢祥《析津志》的記載，在當時稱為大都的北京，帝王出于個人信仰的追求不惜靡費巨資，興建了很多大型的皇家藏傳佛教寺院，作為祭祀逝去皇帝的“原廟”，如大承華普慶寺、南梁河寺、青塔寺、黑塔寺、高粱河寺、大承天護圣寺、大圣壽萬安寺等，又于長城居庸關大都通往上都的大道上修建了一座具有精美浮雕的過街塔。惟元末多為天災戰火所及，多數已化為瓦礫塵土，只剩下大圣壽萬安寺一座輝煌的大白塔和居庸關過街塔，仍然屹立至今。

妙應寺白塔位于西城區白塔寺, 始建于元代至元八年 (1271), 后為至元二十五年 (1288) 建成的元大都圣壽萬安寺中的佛塔。至正二十八年 (1368), 萬安寺毀于火, 白塔獨存。明代重建后萬安寺改稱妙應寺。白塔為元代流行的藏式覆缽塔，由尼泊爾人阿尼哥設計建造, 磚石結構, 高約51 米。塔的外觀由塔基、塔身、相輪、傘蓋、寶瓶等組成。是元代北京的標志性建筑。

白塔是北京城的標志性建筑，位于北京西城區阜成門內大街北側的妙應寺內，根據熊文彬先生考證當建于元世祖至正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279年。形制為覆缽樣式，是目前中國內陸已知的最古老的藏傳佛教遺跡，也是體型最為龐大的一座覆缽塔。白塔建于高臺之上，高約51米，為磚石結構。下具雙層須彌臺座，塔瓶肥碩飽滿，塔剎十三天部分呈上尖下寬的錐形，頂部為寶瓶式塔頂，皆為典型的元式做法，整個白塔高大宏偉，蔚為壯觀，富于形體美感，給人帶來一種強烈的視覺震撼。

居庸關過街塔是原居庸關城過街塔云臺的基座。云臺最早建于元代至正二年(1342), 用白色大理石砌成，中有可以行車的券洞。臺上原有三座石塔，故名過街塔，是元代流行的藏傳佛教建筑樣式。云臺的券門和券洞內滿布精美的石刻浮雕， 券門頂至兩側有迦樓羅等六拏具、交杵金剛等。券洞內兩壁的四端刻四大天王像、五方佛，及用漢、藏、梵、八思巴、西夏、回鶻六種文字刻的陀羅尼經咒。券頂刻五方佛壇城。圖為居庸關券洞壁五方佛之一。

在大圣壽萬安寺白塔完工的53年后，也就是后至正二年(1342)，居庸關過街塔也開始了營建工程。關于興建此塔的初衷，在明代著名文人歐陽玄奉敕所撰的過街塔銘中有所表露：居庸關所通大道是連接元朝南北兩京的必經之路，每年圣駕“頻歲行幸”，必經此來往于兩地，同時也是溝通長城內外的交通要道，所以篤信佛教的元順帝為了“下通人行，皈依佛乘、普受佛法”，所以下令大丞相阿魯圖、左丞相別兒怯不花和帝師貢嘎堅贊貝桑布修造了這座精美異常的過街塔。如今，這座過街塔只剩基座而無佛塔了，而最為珍貴的是基座滿刻的密宗題材的圖像和塔銘，是北京現存唯一的元代藏傳佛教雕塑作品。門楣雕刻有標準的六拏具圖案，形象姿態各異，充滿動感和活力。門洞內頂部壁面刻有五鋪巨大的曼荼羅，刻畫精細入微，異常華麗。其下東西兩壁上部浮雕有十方佛，下部具賢戒千佛、六體文字對照塔銘以及四大天王像，是居庸關過街塔雕塑中最為華美的部分，裝飾紋樣華美精工，人物刻畫生動自然，線條流暢，或威武英猛、或入定靜禪，動靜皆宜，儀態萬千。從整體上看，居庸關過街塔將14 世紀薩迦派風格與漢地藝術風格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體現了雕塑家高超的工藝技巧和極深的審美素養，代表了14 世紀中葉佛教雕刻藝術的最高成就。

多封眾建的時代——明代

公元1368年，以大都陷落和元帝北遁為標志，明王朝徹底地推翻了元帝國的統治。這個新興的漢族士大夫統治集團認為元帝佞佛無度荒廢朝政是導致其亡國的根本原因，進而主張以儒術治理天下。所以藏傳佛教在當時廣為世人詬病，直到永樂皇帝的登基藏傳佛教在內陸的發展才迎來了一個復興的契機。

永樂帝常年駐守北京似乎對藏傳佛教頗為留意，即位之初即盛邀五世噶瑪巴活佛得銀協巴來南京弘法祈福，公元1421年遷都北京之后，皇室出于穩定邊疆的政治目的和個人信仰的訴求在西藏推行多封眾建的政策，對西藏僧人屢加恩賞，更加不遺余力的推崇藏傳佛教。永樂朝以后的百年間的幾位皇帝更是沉溺其間，以致因為朝廷對藏僧封賞無度導致國庫常年虧空，直到明中葉嘉靖皇帝抑佛重道方告一段落。可以說，在整個15世紀之間，藏傳佛教在內陸特別是北京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西藏藝術風格也得到了普遍的歡迎和接受。在皇室和內府太監的傾力資助下，在北京城內外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至今仍留下了很多彌足珍貴的歷史遺跡，其中很多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藝術風格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現存較完整的有西山的大覺寺，東城區的智化寺、西直門外的真覺寺金剛寶座塔等。

西山大覺寺位于北京西郊旸臺山南麓, 始建于遼咸雍四年(1068), 金代為皇家行宮, 后改名靈泉寺, 明宣德三年(1428)重建后改稱大覺寺。元末明初大覺寺住持、精通藏漢文字的高僧智光 (1348-1435) 曾于永樂四年(1406) 往迎次年被封為大寶法王的西藏哈立麻( 噶瑪噶舉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銀協巴) 到南京;智光仁宗時受“ 灌頂廣善大國師”稱號，英宗加封“西天佛子”“大通法王”。現大雄寶殿三世佛系1972 年由智化寺移來此殿, 是明代前期漢藏藝術風格的典型代表。寺內有清代迦陵和尚舍利覆缽塔。圖為大覺寺移自智化寺的三世佛。

西山大覺寺位于旸臺山南麓，是一座有著千年歷史名揚天下的古剎，原名清水院，明宣德三年(1428)宣宗皇帝奉母命重修，并改名大覺寺以居高僧智光和尚。其后又在正統十一年(1446)和成化十四年(1478)大修，最終形成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格局。現存大覺寺的兩座主殿皆是明代遺構，內皆有極其精美的明早期佛造像，鮮明地體現了15世紀藏漢交融的風格特征。其中大雄寶殿正間主供有木質漆金三世佛像，原供于智化寺智化殿中，當是正統年間的作品，高大疏朗，素雅靜穆，裝飾簡樸，體態健美，頗具正統時期佛教造像的風貌。正間后倒座間北向供有3尊金漆菩薩造像，雖然受到了很深的藏式風格影響，我們仍然能從背光的樣式、佛像耳部造型、卷草紋紋樣和基座的模式看到很多漢式作法。無量壽佛殿內正中主供“西方三圣”像，正中一尊華美異常的貼金無量壽佛像，頭代五葉花冠，身披天衣，遍體瓔珞，臂飾寶釧，全跏趺坐于蓮臺上做禪定狀，后具精雕細刻、繁復精能的六拏具背光，極為生動瑰麗，兩側為立姿大勢至菩薩和觀音菩薩，亦極為精致華美。此3尊圣像雖然飽受風雨剝蝕但是仍然散發著富麗堂皇、美輪美奐的皇家氣息，代表了15世紀早中期內陸漢藏藝術圓融時期最高的藝術典范。

位于東城區的智化寺也是明代北京城一座著名的寺院，位于今天東城區祿米倉東口，始建于正統八年(1443)，是明初司禮監太監王振以家宅改建而成的寺廟。現主體建筑尚還完整。其中作為智化殿東配殿的藏殿中，有一座雕工精巧的轉輪藏，堪稱明代藏傳佛教藝術瑰寶中的一朵奇葩。轉輪藏為六面柱體，其上安供一尊智拳印大日如來像，每面均有45個經櫥，門楣和兩側均有木質雕造的六拏具，其圖像組合于獅羊上出現了金剛力士，體現出了漢傳佛教的觀念，此轉輪藏精工細作，韻動流暢，巧奪天工，蘊含著濃厚的西藏藝術風格。另外如來殿和萬佛閣亦有保存完好的全堂佛教造像，這些佛造像雖然屬漢密題材，但是我們仍然能從裝飾風格、頭冠樣式等諸多方面感受到藏式藝術風格帶來的深刻影響，特別有趣的是，在建筑平綦頂上還出現了十相自在，為典型的藏傳佛教吉祥圖案，這些都讓我們能深切地感受到在15世紀時，西藏藝術在北京曾經受到多么的歡迎，似乎在北京的縉紳仕宦之間對于西藏藝術的追捧已成為一種流行的風尚和地位的象征。

真覺寺，又稱五塔寺，位于白石橋東側的高梁河北岸，寺內金剛寶座塔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金剛寶座塔。寺始建于明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為來京的印僧班智達修建此寺。塔建成于成化九年(1473), 建筑圖為印度僧人攜入的菩提迦耶大菩提塔樣式。 清朝時因避雍正帝胤禛諱,改名為大正覺寺。塔用漢白玉建成，塔身滿布雕刻，基座一周有蘭札體梵文和藏文祈愿文。塔基承五座上刻五方佛之密檐方塔，中塔置兩檐琉璃罩亭，頂上為蟠龍藻井。五塔頂上均置覆缽式塔剎，中央塔南面須彌座腰浮雕佛足。圖為真覺寺金剛寶座塔。

另外西直門外還有一座久負盛名的真覺寺金剛寶座塔，它始建于成化九年(1473)，是根據永樂年間印度僧人班迪達自西域來京時，向明成祖所進獻的印度式“佛陀伽耶塔”即金剛寶座的規式而建造的。其建筑外形可分為下層金剛座和上層五塔兩部分，金剛座為方文化與宗教形，南北各辟一券型門，門楣均有六拏具浮雕。座基為須彌座，雕刻有八吉祥、金剛杵、四天王、梵藏對照八思巴吉祥海贊文等。須彌座上四立面為五層整齊排列著380座佛龕，龕中均供奉有佛像，龕門造型頗具尼泊爾藝術風格。金剛座上有5座密檐式佛塔，各塔皆具覆缽塔式塔頂，下為雕刻有法器、瑞獸和神像的須彌座，其上有多層密檐，每層密檐下周匝刻有小佛龕及佛像，最下層四面有浮雕佛龕，龕內各供佛像一尊，龕楣刻有六拏具圖樣，龕兩側為兩尊立姿菩薩。特別有趣的是，在中央塔須彌座正面還雕有佛足圖案。總體上看，這座金剛寶座塔的雕刻技藝是十分精湛的，立于高大寶座之上的五塔，亦給人以高聳而錯落有致、層次分明的感覺。這座金剛寶座塔雖然根據印度藍本并結合西藏藝術風格而建造的，但仍然可以看到大量漢民族特有的雕刻和建筑工藝以及審美趣味，可以說是融合了印度、西藏和中國內陸的不同地域特色的佛教藝術精品。對于研究15世紀佛教藝術的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興黃教以安蒙藏的時代——清代

公元1644年，肇自東北的清八旗軍隊進入了北京城，宣告了一個新王朝的誕生。早在清軍入關以前，在和碩特蒙古軍隊的支持下，格魯派(黃教)就已挫敗了西藏各個教派和貴族勢力，取得了無可匹敵的絕對優勢，建立了以五世達賴為首的噶丹頗章政權。同時格魯派也與后金統治者建立了聯系，所以清朝統治者對于藏傳佛教并不陌生，而且，他們深深地認識到，拉攏在西藏如日中天的格魯派，對于穩定清王朝的西部邊疆將會發揮多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清朝在中原還未立穩腳跟時就連續3次派人進藏邀請五世達賴來北京訪問，并終于促成了1652年五世達賴的北京之行。其后清王朝與西藏關系迅速升溫，康熙年間著名的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來到北京尋求政治避難，也得到了清王朝極高的禮遇。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禪來京為皇帝祝壽標志著漢藏之間的交流和關系的穩定達到了一個全盛的時期。清朝皇帝一方面以中央王朝的名義尊崇黃教，同時也向蒙藏擺出一種姿態，使得自己不單只是扶助黃教的最高世俗領袖，同時也自稱為文殊菩薩的轉世，賦予自己同達賴班禪同等地位的神格，傾力投入北京的藏傳佛教文化建設，將北京塑造成一個拉薩以外新的藏傳佛教圣地，借此加強北京對于蒙藏地區的向心力，以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地位。因此，清代北京城的藏傳佛教建設又一次進入了繁盛期，留存至今的遺跡也是相對較多的。如永安寺白塔，雍和宮、清凈化城塔、碧云寺金剛寶座塔、頤和園后山須彌靈境、香山昭廟等。

北海永安寺白塔位于北海瓊島之巔，建成后一直是北京城市的象征。寺院順治八年(1651) 建，乾隆八年 (1743) 改為永安寺。主要建筑有法輪殿、正覺殿、普安殿、配殿、廊廡、鐘鼓樓等。自下而上依山勢而筑。白塔為磚木石結構，由塔基、塔身、相輪、華蓋、塔剎五部分組成。塔身正面龕刻十相自在圖, 為章嘉國師手書。乾隆十六年(1751) 在永安寺白塔前新建一座呀們達噶殿 ( 善因殿 ),為仿木結構的琉璃亭閣式殿堂。殿周圍墻壁上鑲嵌有小琉璃千佛455尊 , 殿內供奉大威德金剛。

永安寺白塔位于北海公園內的瓊華島最高處，始建于順治八年(1651)五世達賴喇嘛來京朝覲的前一年，是在塔爾寺的第一世巴珠活佛曲結金巴嘉措的請求下修建的，是目前已知清代北京乃至中國內陸最早的藏傳佛教建筑。依據建塔碑文所說是這位“西域喇嘛”，希望“以佛教陰贊皇猷，壽國佑民”因此懇請順治皇帝立塔建寺的。此塔為一座高達35.9米的覆缽式大白塔，可以說是北京城內最高的一座建筑物，已成為老北京的一處標志性景觀建筑了。塔基為素面須彌座，塔瓶正面開一眼光門，門內繪有巨大的十相自在吉祥圖案，塔剎上有寶瓶式塔頂，銅鑄傘蓋一周懸掛風鈴，微風拂過，鈴兒叮當作響，悅耳動聽。塔前還建有一座圓頂琉璃殿，名為善因殿，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內原供有大威德金剛，民間傳說是北京城的保護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殿內頂部滿繪有大威德金剛壇城壁畫，線條細膩流暢，色彩繽紛絢爛，是北京地區難得一見的藏傳佛教壁畫作品。

雍和宮是北京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原為清第三代皇帝雍正即位前府邸。雍正三年(1725) 改為行宮，乾隆九年(1744) 改為藏傳佛教寺院。雍和宮是由三座精致的牌坊和雍和門、雍和宮殿、永佑殿、法輪殿、萬佛閣和綏成樓、“四學殿”(藥師殿、時輪殿、密宗殿、講經殿)及從殿與配殿構成。建筑樣式融合了濃郁的西藏建筑風格。各殿內供有眾多的佛像、唐卡及大量珍貴文物，其中有紫檀木雕刻的五百羅漢山、金絲楠木雕刻的佛龕和18米高的檀香木彌勒立佛等。圖為雍和宮永佑殿外景。

永安寺白塔完工將近100年后，北京又迎來了又一次藏傳佛教營建活動的高峰期，著名的皇家寺院雍和宮就始建于此一時期。雍和宮座落在清代北京城的東南角，原先是清世宗胤禛繼位以前居住的雍親王府邸，于乾隆九年(1744)正式改辟為皇家藏傳佛教寺院，作為蒙藏各大呼圖克圖在京的駐錫地和蒙古各大呼圖克圖金瓶掣簽之所，以及專門培養蒙古上層喇嘛的學校，是中國內陸最為知名的，也是規模最為龐大的一座喇嘛寺廟。雍和宮主體建筑布局仍然保持著當年親王府的規制，由天王殿、大雄寶殿、永佑殿、法輪殿、萬福閣以及綏成樓等六進恢弘的大殿所組成，另有四學殿、佛倉、僧舍等附屬建筑，具有漢、滿、蒙、藏多民族的藝術特色。雍和宮的佛教造像除宮內各殿內的均有精美華貴的塑像以外，在萬福閣內還有一座高大威嚴的彌勒大佛，面容慈祥，體態雍容，通體貼金，雖然形體巨大但絲毫沒有笨拙之感，遍身披有寶石鑲嵌的瓔珞，可謂莊嚴殊勝。雍和宮的佛教造像體現出了康熙時期的宮廷風格以及濃郁的尼泊爾藝術風格，是清乾隆時期宮廷宗教藝術最早的實踐結晶，體現了多元風格的交織與融合。它作為宮廷風格藏傳佛教藝術逐步走向成熟的一個階段性成果，為日后宮廷主持的其他藏傳佛教工程奠定了基礎，作為一種風格的確立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

始建于元至順二年(1331) 的碧云寺位于香山北側, 寺內最高點矗立著乾隆十三年 (1748) 建成、高達34.70米的金剛寶座塔。這是中國最高的金剛寶座塔, 全部用漢白玉砌成。塔座周身滿布藏式風格千佛、四大天王雕刻。塔座上建五座方形十三層密檐塔，東側左右各安置一覆缽塔。五塔塔身皆龕刻五方佛、大白傘蓋、綠度母及上師像，為乾隆時期漢藏藝術雕塑的典型樣式。金剛寶座塔的塔座內安放孫中山先生衣冠冢。圖為碧云寺遠眺。

時隔僅僅3年，清宮又在碧云寺展開了另一項巨大的工程，修造一座金剛寶座塔，塔位于碧云寺的最高點，建筑在高臺之上，通高34.7米，從建筑規制上看是仿造真覺寺塔而建的，不同的是在金剛座上五塔前又筑五座刻有佛龕內供佛像的小塔。在雕刻的佛像和裝飾的紋樣上獨具匠心，頗具特色。所雕佛像以長壽三尊為主，即無量壽佛、度母和佛頂尊勝佛母，兼具其他具有保佑平安增福延壽的神祇，如大白傘蓋佛母等。另外，在金剛座前壁上雕有一行高浮雕龍頭，頗為有趣，似乎也受到了乾隆時期流行的西洋風氣的影響。金剛寶座上五塔雕刻的神像亦很有趣，除了中央大塔四壁雕刻了諸佛菩薩以外，其余塔四壁者皆為羅漢和侍者。在塔剎上還造有覆缽塔式樣的塔頂，塔瓶佛龕內供智拳印大日如來。在中央塔前亦有和真覺寺五塔一樣的方殿，四壁刻有諸佛，內部穹頂刻有梵文經咒和佛教神祇。此塔雖然為印度樣式，但是建筑手法上仍然體現出漢民族特有的風格，佛像風格則深受蒙古喀爾喀造像藝術的影響，代表著乾隆初期宮廷藏傳佛教藝術實踐的最高水準。

頤和園為清乾隆年間修建的四大部洲、香巖宗印之閣建筑群。建筑樣式仿照西藏桑耶寺布局，香巖宗印之閣象征須彌山，四大部洲環繞四周一北俱盧洲、南瞻部洲、東勝身洲、西牛貨洲。在閣的東南、西南、東北、西北是代表“四智”的綠、紅、黑、白四座喇嘛塔，另還有八小部洲、日臺、月臺。智慧海眾香界牌坊用五色琉璃瓦裝飾。在牌坊的正、反面石額和智慧海的前后石額上分別刻著“眾香界，抵樹林;智慧海，吉祥云”。 牌坊頂裝飾覆缽塔，與四大部洲等須彌靈境共同構成頤和園漢藏建筑藝術的代表。圖為頤和園眾香界牌坊。

頤和園萬壽山后的須彌靈境，也是一處乾隆早中期修建的藏傳佛教寺院建筑。大約始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仿照西藏桑耶寺的建筑布局，整體建筑坐南朝北，建筑在四層高臺上。和其他皇家寺院格局一樣，須彌靈境也有山門殿、鐘鼓樓，大雄寶殿，在寺院后部以香巖宗印之閣為中心，周圍環以四大部洲和四色寶塔，構成一個藏密曼荼羅的格局。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對其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現僅剩各殿基址尚為乾隆時期的遺物，香巖宗印之閣故址已在慈禧整修頤和園的時候改建成了單層佛殿大成之閣，其余四大部洲和四色寶塔建筑則是在近年才剛剛恢復的。透過這些后代追慕的建筑，我們依稀可見當年金碧輝煌的盛況，也為我們平添了許多時過境遷物是人非的欷歔和無奈。

西黃寺位于安定門外黃寺大街，建成于清順治九年(1652),是順治皇帝為進京覲見的五世達賴建造，五世達賴喇嘛進京后即駐錫于此。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六世班禪進京覲見并為乾隆祝壽時，也駐錫在西黃寺。西黃寺最著名的建筑是六世班禪衣冠塔,本名“清凈化城塔”，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為金剛寶座塔樣式,中央主塔是藏式覆缽塔。塔瓶龕刻三世佛,塔座有浮雕佛傳故事,是清代漢藏藝術結合的優秀作品。圖為班禪衣冠塔。

清凈化城塔位于北京以北朝陽區黃寺大街，原來這里曾有兩座比鄰而建的寺廟東黃寺和西黃寺，西黃寺建于順治九年(1651)，作為五世達賴喇嘛來京朝覲的駐錫地，并且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禪喇嘛來京祝壽時，乾隆皇帝也將這里作為六世班禪冬季的臨時居所，但兩年后六世班禪終因罹患天花而圓寂于此，乾隆皇帝就在西黃寺最后的一進院落里為紀念他而修建了豪華莊嚴的衣冠塔，這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清凈化城塔。是塔建筑在高臺之上，雖然是五塔樣式，但已經與真正的金剛寶座塔相去甚遠了，四隅之塔已轉化為了雕刻佛像經文的經幢，中央塔高16米，為典型的乾隆時期佛塔樣式，塔基須彌座雕飾繁復，工藝復雜，刻有各種西藏和內陸流行吉祥圖樣，束腰部分刻有一圈佛轉故事圖和高浮雕金剛力士，座上具四層滿刻佛像流云的十字折角形金剛圈，金剛圈上為塔瓶，八個方向上各有高浮雕神像，正南向為一佛龕，龕內為三世佛，其他神像皆為菩薩立像，塔瓶上十三天覆有銅鑄華蓋，兩側沿十三天側面出寶繒，為典型的乾隆佛塔做法。這座佛塔雕造技藝精湛異常無以復加，雖然為藏式佛塔，但融入了相當濃厚而純正的漢傳佛教圖像和漢族裝飾紋樣，代表了乾隆中期以后漢藏結合的宮廷藏傳佛教藝術的審美趣味和風尚，是乾隆成熟時期的巔峰之作。

昭廟全稱宗鏡大昭之廟，位于香山見心齋旁邊，建筑模仿西藏建筑樣式，是乾隆皇帝為五世班禪修建的夏季行館。與須彌靈境的遭遇一樣，在1900年的那次浩劫中也受到了大肆破壞。現在除廟前琉璃牌樓和廟后琉璃寶塔尚較完整以外，廟本身建筑尚在，但已毀損嚴重，天井內也在民國時期改建成了西洋風格的樓房，遠遠望去散發出一種歷史的滄桑之態不復當年的壯麗與繁華了，不禁令人欷歔不已。

潭柘寺位于門頭溝潭柘山，是北京地區最早也是最大的寺院，民諺所謂“先有潭拓寺，后有北京城”。傳潭柘寺建于西晉,唐時名為龍泉寺，金代擴建為大萬壽寺，明代稱為龍泉寺、嘉福寺。康熙三十六年(1697)敕賜岫云寺。寺內有元世祖忽必烈女兒妙嚴公主的墓塔和印度上師底哇答思塔。作為寺院標志的金剛延壽塔為藏式覆缽塔，建于明正統二年(1437),塔高17米，塔前兩株古松猶如鳳凰起舞，為潭柘寺十景之一“雙鳳舞塔”。寺院下塔院有數座元明時期的覆缽塔錯落于遼金時期的古塔群中,上塔院則有清代藏式上師靈塔28座。

在700余年的漫長歲月長河中，北京這座承載著太多輝煌歷史的文化古都，展現出多元文化的交匯、碰撞與融合，歷史的車輪難掩逝去的光輝，時至今日仍然留下了許多歷史的風塵足跡。他們靜靜地佇立在那里，還在不斷地向我們訴說著那過往的興衰與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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