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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按：《鄉土中國》中，費孝通將西方社會和中國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區分為“團體格局”和“差序格局”，“差序格局”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人情的中國社會中，有許多人得了便宜，也有不少人到處碰壁。本文作者也從自己的經歷中對這種現象進行了闡述。看完后我們不妨思考，人情社會到底弊大還是利大？ 中國式的烹調術是用“合二為一”的原理去制造“味”的。至于中國人的“人情味”也是用同樣原理產生的，亦即是使我之中有你，你之中有我。因此，中國人對“人”的定義就是“仁者，人也”，亦即是必須用“二人”才能去定義任何一“人”。 這種二人對應關系就是心意的感通。唯有這種“感通”才能克服分離人與我之界限，造成一個包容人與我的感情磁力場。因此，中國人的“個體”并沒有清晰明朗的“自我”疆界。  事實上，在日常待人接物的態度中，中國人就不喜歡過分地劃清人與我的權利界限——這樣做是會被認為“很難看”的。因此，如果雙方一起出去吃飯，就會由衷地或儀式性地爭著付款結賬；如果雙方一起乘車，就會由一方先付全部的車資，下一次再由對方替兩人付出車資；如果一方托了另一方代購東西，想清還時，另一方也必須儀式性地表示：“算了！”  的確，中國人不喜歡在自己與親屬、朋友之間劃分清楚的界限（與不認識的人，又當別論）。他們覺得這樣做，不只是“很難看”，而且是“小氣”“自私”“個人主義”，簡言之，就是“不會做人”。 相形之下，西方新教國家——尤其是美國——人士之間的人際關系，就淡薄得多。家屬成員在下一代成長以后，或各自獨立之后，可以多年不見面。如果他們之間感情特別好，則又當別論，但是這是由個人自己選擇的，而不是由于一種未生下來之前已被固定了的承擔義務。換言之，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與出身的家庭不再發生任何關系，而憑本身的喜惡去重組自己的人際關系。不過，文化中既然缺乏強制性的感情設計，“人情味”就不可避免地淡薄得多。  筆者在居美多年以后發現：有些美國人即使在自己選擇的朋友之間，也是將界限劃得清清楚楚的。他們往往把自己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對方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在友情開始的時候先搞得清清楚楚，以免在不知不覺間會做出令對方不愉快之事，干擾對方的神經。因此，他們交友的方式是“先小人后君子”，其友情也多半維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狀態。  反觀中國人的交友方式，則是盡量替對方的需要著想（姑勿論是真心的抑或為了是“做人”）。既然雙方都不喜斤斤計較，因此彼此多吃一點兒虧也無所謂。但是，偶爾也會發生這樣的情形：因為人我界限不清楚，有時會踩在別人的腳趾上而渾然不覺，對方開始時也會隱忍不發，口頭上甚至還說無所謂，結果日久積怨，反而“以君子始而小人終”。 這種情形，充分反映出：在中國文化中，個人沒有，也不希望有牢固的自我疆界。他們寧愿讓人與我之間相互滲透，彼此依賴。因此，中國人有“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的傾向。這與西方加爾文教的國家——尤其是美國——是剛好相反的，后者強調的毋寧是“上帝只能幫助自助的人”。  這當然并不意味美國人是完全不肯幫助別人的，只是比起中國人來罕見得多，而且，他們對別人的幫助，必須由施恩惠者自己做主，而不是一種身不由己的、反射性的、不經疑問的、外加的承擔義務。而且，這種偶一為之的施恩，往往是作為自己對人有好感的一種表示，而不是替別人代勞。因為，一來，他們很怕別人利用，認為別人過分地依賴自己就是一種“剝削”；二來，自己過分地去照顧別人，也會被認為是對別人自主能力的一種侮辱，而且有用“人情債”去控制別人的嫌疑。因此，他們一般為人的原則是盡量少管他人的事務，在自己這一方則盡量做到以依靠自己為主，非到萬不得已不去求人，甚至還以開口向人求助為恥。實在必須去打擾別人時，他們往往會這樣問：“我能向你要求一個小恩惠嗎？”（Can I ask you a small favor？）或者：“你能騰出幾分鐘嗎？”（Can you spare a few minutes?）并且在事后總是要道謝。  如果中國人這樣去要求自己的熟人，就會被認為是“見外”。的確，當筆者在大陸時，受熟人幫助后加以道謝，就受到“見外”的責備。他們認為，這樣才是“做人”最起碼的道理。因此，國內確實具有一種海外所沒有的溫情脈脈的氣氛。 然而，這種“做人”的方式，在其他文化中就不一定吃得開。有些中國人到了美國，以為主動地替別人辦事，就可以贏得別人的好感，以及多交朋友。然而，過分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作風，反而會引起對方的懷疑，認為這樣不近人情的行為一定背后藏有動機，例如用“人情債”來將自己綁住之類。因此，為了避免失去對自身行動的決策權，一般美國人多半會躲避這樣的“好意”。偶爾，在某些情形中，也會出現接受了“好意”而沒有“禮尚往來”的例子。  中國人的這種人情味，在國內比在海外的華人中還要顯著。大陸實行的“社會主義”，正是躲避了冷冰冰的現代法權關系，盡量保持傳統人情味的制度。 的確，大陸人士熟人間古道熱腸、急人之難的傾向，有過于港臺的中國人。不少大陸的人仍然保持“鑒貌辨色”的古風。例如，有時候我只是閑談中說起自己需要的東西，是漫不經意地提到的，事后就忘記了，但是在下次見面時對方卻竟然已替我辦妥。的確，中國人對陌生人雖然很粗暴，但是在需要“做人”的時刻卻是“仁至義盡”的。有些時候，我拿了介紹信去另一個城市辦事，收介紹信的人即使幫不上忙，也在大熱天跑老遠路來到賓館中找我，而不要我本人出動。此外，還有這樣的情形，只見過一次面的人，連名字也記不起，但是在公共汽車上碰到時卻搶著替我購票。我在大陸時，偶爾也會與同一幢留學生樓內住的美國友人外出，有一次在上車后我立不穩，一時找不出錢買票，他卻自顧自地只為自己買了一張票。因此，兩者的態度形成很鮮明的對照。 在大陸時，也碰到這樣的情形：對方未經你同意，卻用一點兒你沒有要求過的小恩小惠強加在你身上，將你套住，然后要你替他辦事。這一招，通常只能施展在海外來的“同胞”身上，用在西方人身上就碰壁。有些中國人以為用“人情攻勢”就可以要求西方留學生替自己辦事。結果，縱使只是舉手之勞，后者卻不一定肯去做，因為這牽涉到他們的原則問題——任何不經自己選擇的、被強加于己身之事，都會被認為是一種來自外力的擺布。事實上，這也確實是一種擺布。在海外的中國人（不包括臺灣）之間，這種情形就比較少見。 因此，從以上種種實例中，可以看出：中國文化里“你之中有我，我之中也有你”的“二人”關系，是一種類似“文法”規則的東西，它可以演繹出多種可能性。  例如，它可以導致古道熱腸、急人之難的傾向，而且從不放在心上，并不企望別人回報。然而，也可以造成利用“人情債”對別人的擺布與利用。對西方人來說，幫助自己喜歡的人只是表示一己的好感，從不企望感恩圖報，但也很怕被人情債綁住，換言之，就是避免“二人”長期地你來我往互相扣住的情形，因此，中國人為人代勞的古道熱腸的表現，以及利用“人情債”去扣住別人的傾向，在今日的西方人——尤其是新教文化的人士——中都是十分之少見的。 圖片來源：Charlotte Evans，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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