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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漫筆
大凡有事業心的年輕人在剛踏上工作崗位時，都熱情有余而思考不足，自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因而干勁沖天，卻很少想過其他──將遇到的挫折、教學規律、教育理論、前人經驗等等，只有等幾年過去以后，才會冷靜下來，就以前所滿不在乎的東西進行思索、學習、研究。我更是如此，三年來，我的工作熱情雖然自以為絲毫未減，卻一天天感到力不從心，越來越外行了。我在教育學生的同時，自己也在受教育──被教育實踐教育、被教育對象（學生）教育。我越來越感到：包括我在內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在強調更新教育思想、改革教育方法、學習最新的現代教育科學理論的同時，往往輕視或忽視了一些傳統的、正統的、古今中外全人類所共有的教育思想的學習和實踐。因此，這里我隨意漫談的并不是什么新鮮、獨特的思想、觀點，而只是我在教育實踐中所切身感受到的一些眾所周知的前人經驗。望能以此與志同道合者一起交流、研究、探討、爭鳴。 一、沒有愛，便沒有教育 直到現在，我才初步真正體會到了“愛”與“教育”的相互關系以及它所提示的教育科學規律；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才不得不承認，我以前是把這種師愛不自覺地停留在口頭上，并且把這種師愛抽象化了。而教育實踐使我現在開始理解這種愛的含義和表現形式。 1、教育工作者所特有的師愛，首先應是理解學生的精神世界，學會用他們的思想感情投入生活，和學生一起憂傷、欣喜、激動、沉思。 一些教師認為，教師在學生面前固然應平易近人，但不可過分顯得“孩子氣”，以喪失起碼的尊嚴感。我卻認為，只要注意環境、場合，只要把握準學生的情感，教師的任何“過分”的親切、幽默、嬉戲都不會是多余的，這只會讓學生感到：“這老師真有趣！他真是我們的好朋友！” 一段時間，初八四級一班的男同學酷愛“斗雞”，無疑，這是很危險的游戲，于是我下令禁止：“首先是對你們正在發育的身體不利，其次在教室里、校園里一跛一跳實在不雅……”在我看來，學生們應理解我的一片好心，況且我已曉之以理，但在學生看來，我是專橫地剝奪了他們的自由，于是，“斗雞”由公開轉達入地下，這意味著師生之間已產生了不信任。不久，我們班來到通江河灘郊游，我發現，在我宣布自由活動后，一些男同學互遞眼色，像在商量什么。，但又不好意思說，我看了一下四周柔軟的沙灘，忽然明白了，便大聲宣布：“來，請男同學組織一個‘敢死隊’，與我‘斗雞’！”孩子們在驚喜中雀躍起來。當我看到男生們一蹦一跳地向我輪番進攻，最后把我擊倒在沙灘上，我感到很舒暢：同學們已理解我了，因為我并未扼殺他們的童心。 是的，我認為教育不應違背兒童的天性。當然，“不是違背”并非一味遷就，而是把童趣引導到正當的途徑和允許的范圍內發揮，這將會使學生的心和教師貼得更緊。如果教師本人甚至也保持或培養一點“兒童的天性”，那么，簡直可以使師生之間的心靈融為一體。為了培養同學生的感情，我努力準確地記住每個學生的生日，并堅持在學生生日那天送去一個小小的禮物，假期也不例外。參加工作以后的每年正月初一，我都邀約學生帶上香腸、小香檳、糕點，一起來到郊外，在歡聲笑語、追逐打鬧中共度新春佳節。跟孩子們一起捉迷藏、一起“丟手巾”、一起打水仗、一起包抄手……的確是一種享受。 教師與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形成的依戀感，有時會產生連教師本人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永遠也忘不了1983年11月16日上午第四節課，那天，我即將去醫院病休一周，但班上的情況卻使我氣憤之極：課堂紀律差，教室衛生差，不少人對集體漠不關心，一個雞毛撣子不知被誰弄斷了，卻無人過問……在上課開始時，我壓住氣憤，用悲哀的神態說道：“同學們，我對你們絕望了……兩年來，我嘔心瀝血，換來的卻是……”出乎我的意料，全班同學都難過地低下了頭，大部分同學竟伏在桌上哭起來，教室里一片抽泣聲。我也流淚了。我并未批評哪一個同學，我甚至連一句發火的話也沒說，可是每一位同學都感到，是自己讓老師傷心了，于是他們也傷心地哭了。一周之后，我不辭而別后回到班上，看到教室已被粉刷一新、三個雞毛撣子插在講桌上，科任老師反映學生紀律很好（外語老師還不知道這個班一周都沒有班主任），每天讀報課，文娛委員毛利便組織大家練歌、準備學校“一二·九”歌詠比賽……這令我欣喜的變化，與其說是靠教育，不如說是靠了愛的感化。 2、師愛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教師應盡量（只能做到盡量）不要傷害學生心靈中最敏感的地方──人的自尊感。 在這一點上，我的教訓多于經驗。我曾多次苦惱過：為什么我把整個身心都獻給了孩子們，可一些學生還是對我很冷淡呢？不久前我和一位學生的邂逅，使我找到了答案。那天，我在校園內碰到了原初84級（1）班、現高87級（2）班的付饒。她在我班時，我曾為她花費了大量精力：談心、補課，不止一次地冒著烈日去她家家訪，她呢，也很關心我，初一時，她曾悄悄地把治喉病的藥塞進我的寢室門。不料，在那次相逢中，她對我相當冷淡，從僅有的幾句交談中，我甚至分明感到了她對我的反感。最后她以火山爆發般的口氣直言道：“是的，我對你就是恨……你自以為你是為我好，但是你傷過我的自尊心。你還記得初三時我寫的那張大字檢查嗎？”哦，我想起來了，初三時，她違反了學校紀律，我出于嚴格要求，責令她寫了一份檢查，并用大字抄出來貼在校園內。當時我覺得這樣做很好，因為違反學校紀律的人明顯少了，沒想到現在……“也許你李老師是對的，‘嚴格要求’嘛，‘維護集體榮譽’嘛，可是，我卻因此而出名了，‘付饒’，全校都曉得了！……”我驚慌我當時為何沒察覺她的思想：“你為什么當時不對我說你的不滿呢？”“要畢業了，我怕你……所以，心里不服還是假裝誠懇，寫了檢查……”這以后到現在，付饒每次碰到我都不搭理，但我卻不怪她，甚至還感謝她，因為通過她，我畢竟得到了一個有益的啟示：如果我們在無微不至地關心學生的同時，又不知不覺地傷害學生的自尊感，那么，這好比是我們一方面熱心播撒師生感情的種子，一方面又在粗暴摧殘師生感情的幼芽。 在1984年秋季運動會上，我參加了男子1500米長跑，在我筋疲力盡之際，我聽到跑道旁一個膽怯、羞澀的聲音：“李老師，加油……”人聲鼎沸之中，這一聲最動我心弦，因為這是高八七級一班耿梅的聲音，她在初中時，曾被我傷過自尊心。在初中畢業那天，我叫學生給我寫一封信，專門提意見，“發泄不滿”，耿梅這樣寫道：“李老師，您還記得吧，一年級時，有一次我惹您生氣，您找來了我的家長，并且當著全班同學的面不點名地說我是‘厚臉皮’，當時我不服氣地爭辯了幾句，您便叫我站起來，列舉了我‘厚臉皮’的六個標志，同學們都盯著我，我沒哭。當然您也許是對的，但您卻傷了我的心。”讀著這封信，我的內疚之情是難以形容的，我甚至想再教一遍這些同學。我想：如果這些同學記恨我，也是我“罪有應得”！但是，耿梅并未記恨我，并且在我危急的時候送來一股溫暖的力量，我怎不感到慚愧？ “要是付饒也能像耿梅一樣就好了。”我常想。但是，我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教育對象，更多的是付饒，而不是耿梅，因而我也沒有理由因付饒而感受到委屈了。 上學期，初八七級一班的男生彭濤有一次撒謊了，氣憤之中，我把他叫到講臺上，當著全班狠狠地批評了一頓，好多天，這個學生都悶悶不樂，我猛然意識到，我在“殺一儆百”的同時，又刺傷了一個孩子的心靈，我真是“本性難改”！于是，我及時找他談心，并誠懇道歉。可是，過了不久，彭濤又欺騙老師、家長，他感到自己不可饒恕，李老師將會從嚴處理，可是我一點也未批評他，更未讓全班同學知道此事，只是對他說：“相信你會改正。”果然，這以后他表現得很出色，不僅沒有再撒謊，而且多次要求當干部，他向全班同學聲稱：“我有能力當好干部，請同學們不要小看我！”我想：假如他第二次撒謊時，我又在全班批評他，那么他是絕對不會有現在這種自信樂觀、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的。 因此，我越來越信服這種觀點，：教師想盡量直接了當地幫助學生改正缺點，把他的缺點公諸于眾，以使其他學生從中吸取教訓，不犯類似的錯誤，這種方法是最不成功的，因為這無異于開“批判會”，把孩子心靈中最敏感的地方──自尊心、個人尊嚴、自豪感統統暴露于外，并使之受到傷害，這種教育所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無法彌補的。 3、教師對學生的愛，不僅僅是對自己所直接教的學生的愛，還包括所有──外班的、其他年級的，甚至是外校的──學生的愛。 我曾兩次出手打學生，而且在打的時候我都認為是出于對本班學生的愛護。一次是因為高八五級一班的陳軍到我班來搗亂，另一次是因為高八五級二班的韋慶春在打籃球時欺侮我班小同學。兩次打了學生后，我都認為自己是正義的。不錯，老師不能打學生，這是小孩也懂得的道理，但我打的不是學生，是流氓。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學校領導多次找我談心，我都不服氣。“要愛學生！”“嚴格，嚴格，嚴而有格。”“你不是在給學生讀《愛的教育》嗎？”校長喋喋不休地教育開導，我卻感到委屈萬分：“什么？我不愛學生？……” 我班學生是怎么看此事的呢？當然，大多數同學是支持我打學生的：“就是該打！誰叫他欺侮我們，侮辱李老師呢？”這幾乎是所有學生日記的主旋律。但是，也不少數學生直言對我說：“老師無論如何也不應該打學生”。有一位同學在日記中寫道：“您說您不是他（指陳軍）的老師，可是對在所有看見您打人的學生眼中，您當然還是老師。”隨著年級的增高，不同意我打學生的人越來越多了，并以不同的方式教育著我，這在畢業那天學生給我的信中反映得尤其為突出。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第一，以厚此薄彼的態度對待學生，并不是真心愛學生，所“愛”的一部分學生，實際上成了班主任的私有物，因而這種“愛”是自私的，與師德是格格不入的。第二，對外班學生的輕視、敵視、任何不負責任的粗暴，同樣會在本班學生中損害自己的形象，降低自己的威望，甚至給學生帶來不好的影響。 因此，我現在真誠感謝學校領導和不少老師對我的幫助，我應隨時提醒自己：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教師，而不僅僅是某班的班主任；你周圍所有的少年都是你的教育對象，你對他們都負有同樣的愛和教育的義務。 4、教師以愛來教育學生，其成效如何，主要是看其所教的學生是否也具備了愛他人的良好品質。 愛，既是教育的手段，又是教育的內容。我們對學生充滿真摯的情感，這樣會使學生樂意接受我們的教育，但如果僅僅限于這一點，那么，師愛的作用還遠遠未發揮盡。愛的教育最終目的，是應使學生感受到老師無私的愛后，再把這種無私的愛自覺地傳播給周圍的一切。 我們現在的學校教育，不能說沒有進行“愛的教育”，相反，這些教育還是相當轟轟烈烈的：“愛國主義”、“五講四美三熱愛”的作文比賽、講演比賽、壁報比賽搞得熱火朝天，但是，我總感到（恕我斗膽直言）不少學生是在言不由衷地慷慨激昂，這不是孩子們的虛偽，而是對于十二三歲的初中生（高中生又何嘗不是呢？）來說，這些“熱愛”未免太抽象太崇高，在他們眼里，祖國之所以可愛，就是因為有“四大發明”、有“九百六十萬”、有“屈原、孫中山”。因此，我固執地認為，不管“熱愛”什么，首先要熱愛周圍的人──爸爸、媽媽、哥哥、妹妹、鄰居、老師、同學、旅途上偶然相識的伙伴、路上每一個普通的公民，熱愛周圍的環境──教育、校園、家鄉的山水、所在的城市街道、自己的宿舍大樓。如果學生對這一切都沒有感情，那么，所愛之國又從何而來呢？ 因此，我認為，特別是對于初中生來說，德育的起碼要求（同時也是最高要求）就是集體主義教育。學生不守紀律、學習松懈、勞動不認真、甚至撒謊，都可以原諒，而對別人漠不關心，則是最不能容忍的。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對別人痛苦麻木不仁、甚至幸災樂禍的學生，會真誠地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忠于我們的共產主義理想。 基于這種指導思想，從初八四級一班起，我就有意識地注意對學生進行關心他人、熱愛周圍一切的教育。我把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作為學生必讀的德育教材。我在班上立下規矩：凡是學生病休三天以上，班里必須派人去慰問，病休一周以上，班主任再忙也要親自去看望。對于那些由于特殊原因，不能經常享受家庭溫暖的同學，更應關心。李志英的家在仁壽縣，但每當五一節、國慶節和元旦節來臨，她都不會孤獨，因為自會有關心她的同學們。在中秋節班里的團圓會上，不少同學還送給她月餅呢！ 當然，要叫學生做一、兩件關心同學的好事，是極容易的，教師的任務是要努力教會學生自覺地關心每一個同學（而不僅僅是關心自己的好朋友）。在初八四級一班，我發現姜茹、王琦、彭霞、楊虹幾個女同學神情、動作異常，許艷、文麗還在課堂上互遞紙條，經我反復調查，原來她們是在“策劃”怎樣捐款援助伍建同學。伍建是班上極不顯眼的男同學，既不是三好生，也不是干部，學習成績也不是很理想了，因他父親去世，家里困難，他便不想讀書了，女生們聽說后，不顧平時非常顧忌的嚴格的“男女界限”，積極設法發動全班籌款為他繳書學費，她們在給班長馬慶的紙條上寫道：“這件事一定不要讓李老師和伍建知道。”這使我看出學生們高度的自覺性和純潔的心靈。一位同學在日記中寫道：“《愛的教育》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兒童都知道關心同情別人。我們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少年更應關心別人，富有同情心。”學生們所表現出來的極真摯的情感和關心他人的“本能”，是無法用什么分數來衡量的。 難道我們還擔心學生們這種無私的感情不會升華為對祖國的愛嗎？學生們初中快畢業了，有同學提出捐款搶救大熊貓，我當然贊成。但是用什么方式呢？叫學生們自愿把錢交到我這里嗎？或者叫班干部負責登記捐款者以及數目嗎？如果這樣，多少會使一些學生礙于面子而不得不交，這也就減輕了捐款的意義了。于是，我放了一個蓄錢罐在教室里，宣布：“愿捐就捐，多少不限、不記姓名。”結果學生們果真沒讓我失望。我感到無比欣慰，因為同學們捐款都是出于高度的自愿──為了祖國。 這使我想起蘇聯杰出的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關于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個觀點，不應把愛國主義教育當作只是讓學生進行“熱愛祖國”的作文、講演比賽，而應該引導學生通過自己的一言一行實實在在地愛祖國。 二、教會學生自己教育自己 在當前的教育改革中，有一個很新穎的觀點:培養學生干部的自治能力,讓學生自己管理自己。這相對于過去什么都由老師一手包辦，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我認為，僅僅做到讓學生自己管好自己是遠遠不夠的。單純叫學生自己組織一次活動并不困難，小學生都可以自己商議組織一場相當成功的足球賽。因此，我們的學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改革，應著眼于教會學生自己教育自己，而干部自治能力的培養，僅僅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之一。 1、教會學生自己發現自己身上美好的東西，并自覺地將它鞏固和發展，以逐步戰勝自身的缺點。 我們往往視學生的心靈為未開墾的處女地，而總想在這片不毛之地上播種、耕耘、收獲。于是，說教式教育產生了：總是企圖在學生“空蕩蕩”的思想容器里注入些“美好的思想”。其實，至少對初中生來說，他們的心靈中本來就存在著固有的美德因素，因為從幼兒園起，他們就受著來自不同方面的良好教育；到了初中階段，即使是品德再惡劣的學生，其心靈中也有美好的東西。所以，我們面對的教育對象，決不是一塊處女地，而是一片已經或正在生長著美好幼苗的肥沃田地。教師的責任，在于發現、扶正學生心靈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讓它不斷壯大，最后排擠掉缺點的雜草。因此，教育工作者面對學生，首先不是“灌輸”，而是“發現”；同時也教會學生自己“發現”，自己克服缺點。 初84級（1）班有個男生韓軍，在初一、二年級時，讓許多老師頭疼：課堂紀律較差，常常說話打鬧，當然也有安靜的時候──打瞌睡；學習更是懶散，我多次留他補作業，直到天黑；他的成績當然很差。我多次找他談心，闡述學習的重要性，不厭其煩地家訪，這些都收效甚微。但我發現他有個很可貴的品質：勞動極為踏實，從不耍滑頭。于是我多次在班上表揚他這個優點，同時又惋惜地對他說：“唉，要是你在學習上也敢于吃苦就好了。”游淑芳老師也經常問他：“韓軍，你勞動這么出色，你的學習怎么樣呢？”另外，他愛好無線電，但他家里極為反對，不準他訂《中學科技》，我對他說：“我支持你愛好無線電，《中學科技》就訂在我這里吧。但是，你的學習很差，肯定會影響你這個愛好……”這一切，顯然觸動了韓軍的心靈，漸漸地，在學習上他明顯地刻苦起來，早起晚睡地學習，課堂紀律也進步了，最后，在初中畢業時，令人驚訝地考上了重點高中。他學習態度和學生成績的巨大變化，是足以說明學生是可以利用自己的優勢，戰勝自己的缺點的。 教會學生自己發現、認識自己的優勢，并保持、發展這種優勢，不斷自覺地戰勝自己的弱點，這是思想教育的藝術所在，真正掌握這門藝術，需要終身的探索和奮斗。 2、讓集體輿論影響、促進后進學生的轉化。 讓學生自己教育自己，既是指教會每一個學生自我教育，也包括讓集體中的一部分學生影響、感化，促進另一部分學生的轉化。就目前的學校教育現狀而言，后者更重要。 我們往往贊美這樣的班主任，他總是善于通過促膝談心對個別學生進行循循善誘的思想教育。不錯，個別幫助有時是很有效的，仍值得提倡，但這決不是最科學的方法。──第一，教師如果把過多的精力花在個別談心上，以至無暇顧及其它大量的工作，幾乎是得不償失。第二，對一個“頑固不化”的學生多次談心，往往只能使他的心里產生厭惡、反感，而面部表情卻越來越滿不在乎。我就常常陷于這種“山重水復疑無路”的困境之中。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運用良好的集體輿論，或許會“柳暗花明又一村”，通過學生自己教育自己，往往會收到比個別談心更好的效果。 初87級（1）班的薛梅最使我棘手，她從小失去父母，因而家庭教養極差，而且脾氣很怪，對什么都很冷淡，集體觀念也很差，我找她談了幾次，她明顯地很反感，于是我決定通過同學來影響她。一次，她在校園里隨地扔果皮，被罰掃校園，我沒有批評她，而是悄悄叫彭艷陽、王小勤幾個同學去幫她掃地，以此感化她。我還叫組長多接近她，首先是和她建立感情，然后再引導她參加一些集體活動，比如幫班上抄黑板報，為同學的壁報畫插圖等。現在，總的說來對集體已有了明顯的熱情，這不能不說是受到了同學的影響。 從初87級（1）班到初87級（1）班，我都在班里設立了圖書柜，書籍、雜志的借閱辦法是學生隨看隨取，自由取書，看后自覺放回書柜。迄今為止，還沒有丟失過一本書或雜志。這當然不能說明這兩個班的學生都是絕對誠實。幾年來，他們中也許有的學生產生過偷書的念頭，有的學生在別處也許有過拿摸行為，但是，我敢肯定，憑著集體強大的正面輿論，也憑著對班集體的熱愛，這些學生會意識到：在這個集體小小的范圍內，是不應該偷偷地把書竊為己有的。我想：這種風氣不是靠對一百多學生逐個談心所能產生的。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讓集體的輿論影響每一個學生，這有一個關鍵的前提，這就是教師得首先設法造就一個良好的集體，離開這一點談“談集體輿論的影響”則成了“無米之炊”。 3、學生干部的培養，是通過學生的自我管理，達到學生的自我教育。 學生干部自治能力的培養，已越來越引起教師，特別是班主任的重視了。上海一些中學的教改經驗證明：讓學生自己管理自己，決不僅僅是為了減輕教師的工作量，面是把這作為學生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因此，我們在培養學生干部時，不要僅僅滿足于讓學生獨立組織幾次活動或主持幾次會議，而應著眼于讓學生干部通過實際工作，培養獻身精神和進取精神，使學生自己發現自己的能力，從而認識自我，表現自我，讓自己的個性得到充分發展，增強對生活的自信心。同時，使學生之間展開平等的道德、紀律教育，并鍛煉他們的組織、管理、演說等等能力。 在組建初八七級一班第一屆班委會時，我先讓同學們選出了他們自己滿意的正、副班長，然后我宣布由兩位班長自己確定、任命班委。由于剛進初中，大家還不熟悉，這無疑給兩位班長出了一道難題。因此我決定發動大家自薦，以培養更多人的奉獻精神。于是，我以布什為競選總統穿著印有“請選我當總統”字樣的背心長跑宣傳、羅馬尼亞的中學生如何參加學校管理等為例，教育大家：一個人從小就應有自信心、進取心和為公眾、為社會盡職獻身的精神，這決不是出風頭和驕傲，而是高尚、正直和勇敢的體現。果然，放學后，三十多位同學涌到班長那里報名。兩位班長為了照顧眾多的報名者，決定一個委員設兩名，整個班委任期兩個月，“第二梯隊”、“第三梯隊”隨時準備接替“不稱職的班委”！這既是對未任命者的安慰，又是對新干部的警策。13人組成的組成的班委，可謂機構臃腫，但是為了爭取連任，干部們不得不挖空心思地沒事找事干，于是生活委員盧文昭的“紅領巾銀行”成立了，宣傳委員沈建的小報《鳴蟬》出版了，勞動委員潘芳奕的衛生懲罰條令訂出來了，文娛委員羅曉宇的“五線譜講座”也開始了……總之，新干部的榮譽愿和少年兒童的自我表現欲望促使工作的主動性、創造性產生了。 要使學生干部擔負起教育同學、維持紀律的重任。我從不要求小干部給我匯報某同學的壞表現（以免造成同學與學生干部的對立），我對小干部們說：“如果同學不守紀律，你們應設法幫助、制止他。動轍告狀，是推卸責任的表現。”這樣，學生干部不得不去思考工作方法。上期第二十二周的一天自習課，我來到教室，往日的喧鬧竟被鴉雀無聲所代替，進去一看，同學們靜靜地在自習，但有兩個學生流著淚站在座位上。無疑，學生干部用罰站的方式鎮住了課堂紀律，這在教師看來，是不足取的方法，但是對學生來說，這卻是他們自己管教自己的一個大膽創舉。我們可以設想，久而久之，不僅是學生干部，就是全班同學也將會意識到，良好的課堂紀律靠我們自己創造。。 如果學生具備了獻身精神和進取精神，那么，他們會自覺樂意地去組織每一次班級活動，維持班上的好風氣，想方設法幫助后進同學，這樣，學生干部工作熱情的源泉，就由興趣、表現欲上升為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感了。如果教師善于培養并保持、發展這種責任感，那么，它將會由對一個班集體發展升華到對一個社會、整個祖國的責任感，這──才是我們培養學生自治能力的根本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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