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萬歷中葉以后,徽州(古稱歙州,又名新安,今安徽省黃山市及周圍地區)的刻書業突然興起,并迅速發展,“使久享盛名的金陵派、建安派的前輩們黯然失色”(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當時的著名學者胡應麟在其《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中云:“余所見當今刻書,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今湖刻、歙刻驟精,常與蘇、常爭價?!碑敃r的另一位學者謝肇淛在其《五雜俎》中也說:“今杭州不足稱矣,金陵、吳興、新安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版。”可見對徽州版刻的評價之高。而刊行于這個時期的《唐詩畫譜》和《詩馀畫譜》集合了我國傳統文化中詩(詞)、書、畫、刻四絕,堪稱徽州版畫中的兩朵并蒂奇葩。 《唐詩畫譜》為萬歷四十八年(1620)集雅齋所刻,編者即集雅齋主人黃鳳池。黃氏生平不詳,只知道他是當時著名的藏書家、出版商。至天啟年間,黃鳳池將《唐詩畫譜》(含《五言唐詩畫譜》、《七言唐詩畫譜》、《六言唐詩畫譜》三種)與集雅齋所刻的《梅竹蘭菊四譜》、《草本花詩譜》、《木本花鳥譜》和清繪齋的《古今畫譜》、《明公扇譜》合刊為“黃氏畫譜八種”行世?!短圃姰嬜V》一經刊刻行世,即廣受歡迎,多次翻刻,比之現行問世的《詩馀畫譜》,大有后來居上之勢。此書不久便流傳至鄰國日本,并于寬文十二年(1672)首次被復刻,后來也多次被翻刻,并有銅板刻印本,可見日本人對該書的喜愛。 《唐詩畫譜》的出版并非一開始就是就是完帙,而是先出版《五言唐詩畫譜》,次出《七言唐詩畫譜》,最后編印《六言唐詩畫譜》?!短圃姰嬜V》的繪畫者蔡元勛,字汝佐,又字沖寰,之前曾經畫過《丹桂記》、《玉簪記》的插圖和《圖繪宗彝》,并因此聞名業界。書中的一百多幅畫,蔡元勛既體現了士大夫們的雅,也照顧到了普通民眾的俗,可謂很好地兼顧到了雅俗共賞。此外,六言中的部分作品為唐世貞所畫,如《夏日》、《漁樵》、《游宕山》等,布局奇巧,風格雅媚,不遜蔡元勛。 《唐詩畫譜》的書寫者多為蘇州、杭州、松江、歙縣地區的書法家,其中不乏名家,如董其昌書羊士諤《郡中即事》,陳繼儒書虞世南《春夜》,俞文龍書錢起《暮春歸故山草堂》,朱杰書張旭《桃花磯》等。書體則篆、隸、楷、行、草兼備,風格則既有二王之馀韻,也有顏、柳、蘇、黃、趙之遺風。 《唐詩畫譜》最出彩的地方則是它的刻工。其中的主要刻工劉次泉乃新安名工,曾刻過《湯海若先生批評西廂記》,頗得玉茗堂主人湯顯祖的嘉許。“《唐詩畫譜》刻線穩健,刃峰不露。尤其對配景山水的皴法,大膽地變陽刻為陰刻,頗饒趣味,在明版中不多見?!保ㄍ醪簟队坝 刺圃姰嬜V〉序》,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唐詩畫譜》) 從現存的版本來看,《唐詩畫譜》選取了五言唐詩50首,七言唐詩50首,六言唐詩60馀首(《六言唐詩畫譜跋》謂“僅得五十首”,似原本與今見本不同)。以專業的文學角度來看,《唐詩畫譜》的整體水平不及《詩馀畫譜》,可謂得失參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該書所選絕句的作者,大多為唐代著名的詩人,如王勃、駱賓王、王維、孟浩然、岑參、高適、李白、杜甫、白居易、劉長卿、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商隱、李賀、杜牧等。但是,這些名家真正的膾炙人口的名作,除了《竹里館》、《春曉》、《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書中做《逢雪宿芙蓉山》)、《峨眉山月歌》、《江畔獨步尋花》等十數首外,并未入選,這可能與編選者更注重選取易于用圖畫表現的詩作有關。
總體上來說,在畫、書、刻這三大藝術上,《唐詩畫譜》較之《詩馀畫譜》可謂后出轉精,后來居上;但是在選詩方面,則“略輸文采,稍遜風騷”。鄭振鐸先生甚至有這樣的感覺:“(《唐詩畫譜》)插圖是主要的部分,以圖為主,唐詩只是‘輔助’說明的部分而已??痰煤芫饶荏w現詩意和畫法,又能照顧到木刻畫的特色,殆是為木刻畫家們而編輯的書?!保ā吨袊糯究坍嬍仿浴罚?/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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