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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換柱”風波發生后，國民黨黨內人心渙散日益嚴重。自“換柱”以來，不少外媒報道發出了國民黨“分裂危機化”“分裂將亡黨”等論調。回顧歷史，國民政府從1925年建立到1948年改組這短短23年間，發生過4次大分裂，隨時都有反對派另立中央，兩個國民政府對峙的現象司空見慣。 1.孫文逝世產生權力真空 中國國民黨自1919年由中華革命黨改組成立以來，其組織與黨員成分就相當復雜，尤其在孫中山宣布實行三大政策后，黨內左、中、右派系日益明顯。孫中山剛一逝世，黨內右派團體就首次公然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此時廣東的局面正如《中國國民黨史》所載：“孫中山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逐漸在黨內形成絕對權威，然而，孫中山忽視了對接班人的培養，盡管他擁有不少卓越的助手。因此，絕對權威的忽然喪失，國民黨內便出現了權力真空，一時很難找出一位深孚眾望的領袖。” 孫中山北上前讓胡漢民出任代理大元帥之職，但胡在黨內的影響力遠不及孫中山，孫在世時，他可以理所當然的以助手身份暫時控制局面，孫中山一旦逝世，胡漢民在黨內的地位馬上受到挑戰。胡漢民自己非常清楚這個關系，所以在孫中山病危時他就對廖仲愷等人說：“大元帥職權，兄弟實不當再行代理，最好能將大元帥府根本改組為政府，并采用委員制，使本黨同志，能有共同負責的機會。” 胡漢民改組政府的提議得到眾人認同，但不久后即傳來孫中山逝世消息，國逢大喪，改組之事也被譚延闿以“大局未定，不便立即進行”為由擱置了。不久后，黃埔黨軍在第一次東征和平定楊、劉之役中取得勝利，廣州革命策源地得到鞏固，此事又再一次被提上議程。最終經過商議，決定將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1925年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開府典禮在廣州第三公園舉行，宣告正式成立。 2.寧漢對峙 國民政府第一次大裂變 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并不能根本解決國民黨內日益分化嚴重的問題。即使是黃埔軍校中，也有以共產黨員與國民黨左派學員組成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國民黨右派學員組成的“孫文主義學會”兩個相互對立的學生團體。僅在政府改組一個月后，國民黨左派代表廖仲愷被刺身亡。此前，以左派面貌出現的汪精衛、蔣介石也都被列為暗殺對象，蔣介石更是兩次險遭刺殺。 “廖案”打破了后孫中山時代國民黨內汪、廖、胡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久后胡漢民因涉嫌“廖案”被迫出洋，國民黨左右派各失一首，反而造成蔣介石的迅速崛起。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血腥“清黨”行動，即“四一二政變”。 對于國民黨而言，“四一二政變”造成的一個重大影響就是蔣介石與武漢國民政府公開決裂。4月17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集會議，決定在南京組建政府。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舉行慶祝典禮，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開始辦公。此時，北京的北洋政府猶在，南方的國民黨陣營中卻出現了兩個國民政府，史稱“寧漢分裂”。這次兩府對峙也成為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分裂。 就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前一天，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布堅決的“討蔣”命令：“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心反動，罪惡昭彰，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工會興起轟轟烈烈的“討蔣”風潮，武漢大街小巷更是貼滿了“打倒蔣介石”“鎮壓反革命”等標語。寧漢分裂導致北伐暫時停止，武漢國民政府內部有兩種聲音，一是東征討蔣，一是繼續北伐，最后北伐派占了上風，武漢政府于4月19日舉行第二次北伐的誓師典禮。 與此同時，5月21日在長沙發生的“馬日事變”也表明了武漢的汪精衛逐漸轉向反共，加上馮玉祥等軍事實力派強烈要求“分共”，汪精衛最終發動“七一五政變”，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分共”。解決了共產黨的問題后，寧漢雙方在各路實力派的斡旋下開始和談，漢方對政府合并開出的條件就是蔣介石必須“下野”。8月13日，蔣介石在上海發表“下野”宣言，并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 合并的條件皆已成熟，此時在上海另立中央黨部的“西山會議派”也加入會談。三方博弈的最終結果是武漢國民政府的“正統”地位也被否定，汪精衛于9月13日通電“下野”。寧、漢、滬三方的國民黨中央在9月16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國民政府重歸統一，史稱“寧漢合流”。 3.北平、廣州相繼另立中央 “寧漢分裂”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即有實力反對中央者可自行另立政府。在國民革命軍中有嫡系與雜牌，中央與地方之分，造成這種現象也并非是有人刻意為之，而是國民革命軍本身就是一支有聯軍性質的部隊。在北伐過程中，如馮玉祥、閻錫山這類改旗易幟的軍閥部隊名義上雖屬國民革命軍番號，但實際控制權依然在軍閥手里。等到北伐成功，作為共同打擊目標的北洋政府覆滅后，這種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就會表露無遺。具體的表現有蔣桂戰爭、蔣唐戰爭和中原大戰。 在被稱為國民黨內部實力派終極角逐的中原大戰期間，各路反蔣派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會議中居主導、支配地位的是晉系實力派人物閻錫山。這次會議以“民主政治為標榜，宣稱要在黨內國內恢復民主制度，推翻蔣介石的獨裁專制”。 1930年9月1日，擴大會議公布《國民政府大綱》，宣布北平國民政府成立，閻錫山于9月9日宣誓任政府主席。然而，隨著反蔣聯軍在軍事上連連失利，“北平國民政府”也就匆匆結束了它短暫的歷史。 北方的中原大戰剛剛結束，南方的分裂又起。1931年5月27日，國民黨內的元老派、再造派、汪派、西山會議派及兩廣軍人齊集廣州，宣布效法1917年孫中山在穗召開非常國會之例，“組織非常會議以為本黨之領導機關”。這一次反蔣風波是因同年2月28日，蔣介石軟禁胡漢民事件引起的。胡被軟禁后，蔣介石召開國民會議，提議制訂《訓政時期約法》，并將國民政府主席的職權大大提高。蔣介石總攬大權，使胡蔣兩派的矛盾公開化，各路反蔣派重新組合，國民黨再度面臨分裂。 1931年5月28日，廣州國民政府宣布成立，史稱“寧粵分裂”。廣州政府主席之職還是由蔣介石的老對手汪精衛擔任。汪精衛就職后，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稱為“偽政府”，并在發布的《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偽政府宣言》中稱，“與迷信武力統一中央集權之蔣中正及其個人獨裁下之南京政府斷絕一切關系”，“本黨所賦蔣氏之職權，應即撤銷，其國府主席之資格，已經不復存在”。6月12日，兩廣舉行誓師大會，決定出兵“北伐討蔣”。眼看一場內戰不可避免，但當時正陷于“剿共”戰爭的蔣介石無法分身，只能一面派兵圍堵控制事態，一面做出和平統一的姿態。寧粵雙方就這樣對峙相持了幾個月，直到同年9月，東北風云突變，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國內反內戰的呼聲日益高漲，寧粵分裂的問題被推到不得不解決的地步。蔣介石在此時率先發起和平攻勢，號召雙方停戰議和，共赴國難。雙方在香港、廣州、上海等地進行一系列談判后，還是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達成協議，并取消廣州國民政府。 4.分裂“常客”汪精衛最終跨越底線 1938年10月11日，日軍大舉進攻廣州、武漢之際，汪精衛向海通社記者發表了“如條件不妨礙中國之生存與獨立，則或可為討論之基礎”的發言，這等于向日方公開了國民黨內部主戰、主和派之分歧，同時也放出求和信息。 10月21日，廣州“淪陷”之日，汪精衛又在對路透社記者的談話中聲稱：“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之基礎，否則無調停余地。一切視日方所提出條件而定……”這無疑是更為露骨的一次求和信號。日軍對于汪精衛的態度非常重視，日方很快制定了誘降汪精衛，以汪代蔣的計劃，汪精衛非常配合，成立汪偽政府很快被敲定。 從1927年以來，國民政府的每次分裂都有汪精衛的影子，但這一次汪精衛準備在日本的扶植下再一次另立“中央”，顯然已經跨越了底線。按照汪精衛的最初算盤，是想利用自己的影響號召西南軍閥擁護其在川、滇地區建立親日政權。但他在 1938年12月30日發出投敵“艷電”后，起初他預計可能參加“和平運動”的陳濟棠、龍云、何健、張發奎等人紛紛發電聲討，“指斥汪精衛為民族罪人”。汪精衛在西南搞分裂的企圖成了泡影，這意味著他只能在日軍占領下的南京建立政權，而他與日方所謂的“談判籌碼”也就大打折扣了。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舉行所謂的“國民政府”“還都”儀式，正式成立汪記“國民政府”。隨著汪本人于1944年在日本病死和1945年日本投降，他的汪偽政權也隨之灰飛煙滅。他與他的偽“國民政府”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 文/周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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