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字體工整大方，是起源于秦朝在漢字中最常見的一種字體，在現代也最為常見，其橫畫長而直畫短，呈長方形而更便于書寫，作為初創的秦隸打破了周秦以來的書寫傳統，逐步奠定了楷書的基礎，也為書法藝術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在東漢時期達到頂峰，書法界有“漢隸唐楷”之稱。關于隸書的定義，近人吳伯陶先生一篇:《從出土秦簡帛書看秦漢早期隸書》的文章中說道：“可以用這個字的本義來作解釋。〈說文解字〉中解釋‘隸’的意義是‘附著’，〈后漢書·馮異傳〉則訓為‘屬’，這一意義到今天還在使用，現代漢語中就有‘隸屬’一詞。〈晉書·衛恒傳〉、〈說文解字序〉及段注，也都認為隸書是‘佐助篆所不逮’的，所以隸書是小篆的一種輔助字體。”
其次究竟什么樣子才叫隸，隸與篆又有什么樣的嚴格區別，吳伯陶先生在上述的文章中又有所分析訂定，這里再節錄吳文中值得考慮的幾小段。吳云∶“小篆還保存了象形字的遺意，畫其成物隨體詰屈;隸書就更進了一步，用筆畫符號破壞了象形字的結腹，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他有字形舉例，可參閱原文)。
他又說∶“小篆和隸書實際上是兩個系統，標志著漢字發展的兩大階段。小篆是象形體古文字的結束，隸書是改象形為筆畫化的新文字的開始。”……“我們判斷某種字體是否隸書，就要首先看它是否出現有破壞篆書結構失掉象形原意之處。”(按∶下面重點符號是我加上去的)
吳先生經過仔細排比研究，得出那樣的科學論據來，作為學術上篆、隸的不同定名的分野，自然是很值得重視的。不過我現在還有兩個問題想要問，那就是∶一，篆書也不能夠個個是象形字，一開始就有象形以外的許多字存在，因此，僅僅失掉“象形原意”似乎有些不夠。我的意思是說隸的破壞古文(“象形字”是一種字體的籠統名稱，事實并非個個“象形”，例子甚多，不待列舉)，不僅僅是破壞象形而已。二，今天看到的從湖北云夢出土的秦簡和湖南長沙馬王堆墓中出土的簡帛書中發現其中字的結構有變篆體，也有未變。用筆有圓有帶長方的，那種字當時又稱之為何名?這種“半篆半隸”的字形從秦昭襄王時代開始一直到西漢初(秦云夢簡到漢馬王堆帛書，吳文有詳述可參閱)還存在，始皇帝以前，字還未有“體”的區別，可是到漢初，肯定那種字已經歸入隸體，二者合起來考慮，那么對吳先生的區別篆體之名，是否有些矛盾了呢?事實上結構之變，光講象形不象形，定然不夠全面。我估計區別問題，在當時——在字體初變時一般人肯定還不太嚴格的，那種“蝙蝠式”的字形，大都隨著新名稱而名之——也稱為隸，其中稍為保留些舊結構也是可以的。因此我認為如果設身處地來推測當時的命名，和今天用學術研究來區別的命名是可以有些距離的，是無足為怪的。明確地講，篆與隸的不同除形象變為符號以外，還有筆法變化一方面的區別，例如∶生(篆)、上(變筆法未變結構)、之(筆法結構全變)。三字的名實異同，決非單論結構，其他相似的情況也很不少，可以類推。
西漢中期以來，隸書的脫去篆體(包括結構、筆畫的寫法)而獨立的形式，已經完全形成。所見有代表性的例如本世紀出現于西陲流沙中的西漢宣帝五鳳元年(前57)、成帝河平元年(前28)、新莽始建國天鳳元年(14)的書簡、樂浪漢墓出土的西漢平帝元始四年(4)、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69)的漆盤上的銘文等等，不但結構全變，從字形來講也全成方形或扁方形，筆勢則長波更自然橫出，和接近篆體的直垂形大大不同了。
相像的字形還能在東漢的碑刻中見到很多。最著名的如桓帝延熹八年(165)的《華山廟碑》、靈帝建寧二年(169)的《史晨碑》、中平二年(185)的(曹全碑)、又三年(186)的(張遷碑)等等，其他不再一一例舉了。
同時在西漢的碑刻中也還有一些面積大都方正或個別字帶長形，又僅有極短的波勢的字體，其有代表性的所見如∶西漢宣帝五鳳二年(前56)的《魯孝王刻石》、東漢安帝元初四年(117)的《祀三公山碑》、順帝永和二年(137)的《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靈帝建寧三年(170)的《郙閣頌》摩崖石刻、以至明帝永平九年(66)字形不大規則的《開通褎斜道》摩崖石刻等等。以上那些基本上已消滅篆體而形式稍有小異的“正體字”，一直流行于兩漢、三國間，而且幾乎獨占了石刻碑志中的位置。近年在江蘇省南京市出土了東晉謝鯤的墓志，還能見到用的仍是這樣的字體。這種字體應當說都是隸，因為其形式自秦到漢，雖有些變化，但并不太大。從字形的面積上講∶先帶長方，后變方扁，有些地方還交叉互用著。長波、短波，也同樣是交叉互用不分前后的。因此決不能說它是一種字體徹底變為另一種字體的新舊二體，而是一種字體在前前后后中間的個別量變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