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董尚樸
提要：本文依據史料記載，較詳細地考證了以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為代表的古方劑量，并就當前有關此問題的主要論點談了作者的看法。文章指出，《傷寒雜病論》成書年代漢末魏初的度量衡，較新莽時期有 ...
作者：董尚樸
提要：本文依據史料記載，較詳細地考證了以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為代表的古方劑量，并就當前有關此問題的主要論點談了作者的看法。文章指出，《傷寒雜病論》成書年代漢末魏初的度量衡，較新莽時期有所增大，1兩約合15.6克，1升約合200毫升。而晉代矯枉過正，劑量明顯偏小。關鍵詞：古方 劑量 重量 容量 考證 《上海中醫藥雜志》1983年第12期發表柯雪帆等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的藥物劑量問題》（以下簡稱“柯文”），指出東漢1斤應折合250克，1兩折合約15.6克，1升合200毫升，較為合理，但論證似有不妥之處。后王伊明在貴刊1986年第2期撰文《為古方權量正本清源》（以下簡稱“王文”），認為古藥秤每兩合1克左右，最大不超過1.6克，古藥升每升合8毫升左右，最大不超過10.4毫升。繼爾貴刊1986年第6期刊登顧銘印的《也談古方權量》，以仲景方為例，指出王文的嚴重不合理，惜未究所以。筆者對此問題多所留意，現陳管見，兼談對柯文、王文的看法。歡迎討論，以期古方劑量大白于今。一一般說來，1840年以前的醫方概稱古方，但涉及劑量探討，“古”就應有確指。從現存可信史料及文物來看，《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不僅首次較完全地采用度量衡表示方劑構成，而且集漢前醫方之大成，療效肯定，成為方書之祖。所以古方劑量，當指仲景方劑量。醫界一般認為此二書為漢末建安紀年以后張仲景所做，晉·王叔和整理。宋向元、萬方等考證出王叔和為魏太醫令，師事仲景，親撰二書內容。由此，考證出漢末至魏的度量衡狀況，就可解決古方劑量問題。我國的度量衡制度在新莽時期進行了一次整頓，即《魏書·律歷志》所謂“王莽世，征天下通鐘律之士，劉歆總而條奏之，最為賅博，故班固取以為志”。班固所著《漢書·律歷志》云：“度者，分、寸、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子谷矩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量，十六兩為斤。”漢末至魏，度量衡有所增大。《魏書》、《晉書》的《律歷志》記載了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勖校出“后漢（東漢）至魏尺長古尺四分有余”的事實。魏末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算術》指出“王莽時劉歆斛尺弱于今尺四分五氂”、“王莽銅斛，……于今斛為九斗七升四合有奇”的事實。后荀勖雖制新尺，但“唯以調音律，至于人間，未甚流布，……與魏尺略相依準”。所以才有《晉書》記載的晉元康中“裴頠以為醫方人命之急，而稱量不與古同，為害特重”，“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要求“改制權衡”，但“不見省”。顯然，此所謂“古”最晚是指新莽時期。漢末至魏的權衡增大了多少呢？惜《后漢書》語焉未詳，我們來推證一下。重量方面，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一書中依新莽嘉量（標準量器）推算1斤合222.73克，若依《漢書·食貨志》所載“黃金方寸重1斤”和現存新莽貨尺1尺合今0.231米，及黃金比重每立方厘米重19.32克，可以得出新莽1斤約為235克（現存漢權，最輕為1斤合235.8克，可能為此期之物）。而現存與張仲景同時代的東漢后期“光和大司農銅權”約合每斤250克，每兩約合15.6克，比新莽每斤至少增重15克左右，每兩增重1克弱。容量方面，現存商鞅銅方升、新莽嘉量、西漢初年的“尚方半”、東漢早期的“永平大司農銅合”均合每升200毫升，東漢中期的“元初大司農銅斗”合每升197毫升，而后期的“光和大司農銅斛”合每升204毫升，比新莽增容4毫升。柯文在列舉這些量器時認為差別“很可能是當時鑄造技術上的原因”，“不十分準確”，恐非如此。依劉徽所云“王莽銅斛，……于今斛為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則至少魏斛每升比新莽增容5毫升。這種差別證實了東漢后期至魏度量衡增大的事實。古代度量衡考證，當然以現存當時文物直接核算為最確。故可以用“光和”衡器、量器直接核算得出，仲景之方的劑量約為1兩合今 15.6克，1升合今204毫升（或概取200毫升）。驗之臨床，這樣取量藥與水、藥與藥的比例適當，單味藥一次服用量與目前常用量近似、略高（柯文也具體舉例說明了這一點）。為討論方便，將晉唐醫方劑量略述如次：陶弘景在南齊末（公元502年）著《神農本草經集注》時指出：“古秤唯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為一斤，雖有子谷秬黍之制，從來均之已久，正爾依此用之，……藥升合方寸，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內（納）散藥勿案（按）抑，正爾微動令平調耳，而今人分藥多不復用此。”表明大約在晉末至南北朝時期藥物權量增加了分制，即四分之一兩。推算可知，其1兩為新莽1/10兩，為漢末至魏1/10兩弱。隋代，據《隋書·律歷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古秤三斤為一斤，大業中依復古制”看出，大業紀年以前1兩合新莽3兩，大業以后與新莽同，略弱于漢末。唐初顯慶四年，蘇敬《新修本草》云：“古秤皆復，今南秤是也。晉秤始，后漢末以來，分一斤為二斤，一兩為二兩耳。金銀絲綿，并與藥同，無輕重矣。古方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做湯，則水為殊少，故知非復，悉用今者耳。”這里蘇敬搞錯了。把“后漢末以來”的所謂“古秤”一斤為二斤的“晉秤”，遠小于大業后、蘇敬時用的、同于新莽的“今秤”，漢末至魏權量較新莽略增而遠不到一倍。因而仲景之方用“今秤”比較接近，比“今秤”增大二倍，水當然“殊少”。所以，說仲景“非復”“已涉今秤”是錯誤的。至唐玄宗時，《大唐六典》重申了同于新莽的“湯藥”權衡。二柯文論證了根據臨床常用量估計、根據某種藥物測比重推算的不合理性及根據古代貨幣和嘉量推算的不精確性，主張用古代衡器、量器直接核算，這無疑正確。但認為仲景采用的是新莽制定的、東漢承用的、而不是漢末增大的度量衡，因而錯誤地解釋上引《新修本草》的文字并同意“古方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是顯然的失誤。那樣的話，仲景方當用新莽權量，即1斤222.73～235克左右，但柯文卻用東漢后期1斤合250克的“光和大司農銅權”來核算得出合理結果，可謂歪打正著了。此外，柯文在分析結論“符合醫藥科學實際情況”時認為仲景方藥味少藥量大，現在處方藥味多藥量小，總量相近。筆者認為，藥味藥量的變化，是方劑學實際發展的問題，不是結論是否合理的理由。再者臨床實際也不斷變化，即是總量不等，古方劑量是多少還是多少。三王文以上引《神農本草經集注》的文字為依據得出的結論，為南齊權量，非漢末權量，是以末為本、以流為源了。但可以從理論上佐證漢末1兩合15.6克的正確性。概王氏親自做實驗所取京郊產黍子較飽滿者，正合許慎《說文》所言秬黍體大，那么新莽秬黍中者240粒稱量應弱于王氏稱得的1.5～1.6克，而新莽1兩為2400粒，是陶弘景1兩的10倍，即新莽1兩應弱于15～16克，隨漢末的增大，則1兩約合15～16克為合理。藥升問題，據《隋書·律歷志》記載，南北朝尺度相當混亂，究竟取多大，現難以定奪。而且陶弘景明言是量取散藥的，未必量取入劑藥物和水。更何況當時已很少使用，在醫藥史上未產生多大影響，用來探討古方劑量就意義不大了。至于日本醫家所用藥量，歷來比我國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考證的不是漢末度量衡。
王文就陶弘景所云“金銀絲綿并與藥用，無輕重矣”提出的“藥秤”，是南北朝的事情，上引《新修本草》的文字也追憶到這點，但不能隨意上推至漢代。王文還談到有人就“漢代黃金知多少”的問題提出漢代有金秤1兩合1.02克，令人難以茍同。若依之，1斤黃金重16.32克，按比重每立方厘米19.32克，比照“黃金方寸重1斤”，則1寸不足1厘米，我們還沒見到過這樣的記載。以成書東漢的《九章算術》例舉的相當普遍的金玉絲綿貿易和《居延漢簡》大量以黃金代替貨幣俸祿的例子中，不僅沒見到“專用權量”，倒覺得漢代黃金遠不像現在這么緊缺。對仲景劑量長期堙沒，而臨床處方輕重不同而各有療效的事實，筆者認為，除與古今藥材質量、人體素質有關外，藥物間比例可能起較大作用。仲景方的藥物比例歷來為醫家所宗，所以，辣手去沉疴和微風散陰霾同樣有回春之功。
（寫于1990年12月，原載于《中醫學院.html"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北京中醫學院學報》1991年第3期第24～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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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稱量折合
五銖錢一枚凈重單位3.33克，則一銖當為0.666克。
唐 孫思邈《千金方》中
卷第一 用藥第六
“古秤唯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此則神農之秤。吳人以二兩為一兩，隋人以三兩為一兩，今依四分為一兩，稱為定方。”
10黍≈1銖≈0.666克
6銖≈1分≈3.996克
4分≈1兩≈15，984克
16兩≈1斤≈255.744克
然而孫氏稱量是否同漢代之稱量相同，尚存疑。
漢方衡制及量值
試論漢唐時期的藥用衡制及量值
漢唐時期的藥用衡制關系及其量值，特別是漢方劑量古今的折算，是個長期困擾學界的問題。自明?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提出：“古今異制，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也。”今天醫家在漢方劑量的折算上多因之，把仲景方的一兩折為 3克①，更有主張折為1～1.6克者②。《上海中醫藥雜志》1983年第12期發表柯雪帆等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的藥物劑量問題》，折東漢一兩約15.6克。搞清漢方的真實劑量，對于澄清明清以來在漢方劑量上的錯誤認識，很好地繼承古代的文化遺產，特別是繼承以張仲景《傷寒論》為代表的漢方醫學成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認為，從新莽至唐末的的幾百年間，存在著一個相對穩定的藥秤衡制，這是漢唐醫家代代相傳，雖經多次朝代的變遷而沿用不變的藥用衡量單位，其衡值也是相對穩定的。漢唐時期的一兩折合今制約13.8克。
一、自漢至唐，均采用斤、兩、分、銖制
從度量衡發展的歷史來看，漢代是我國度量衡的完善時期。《漢書?律歷志》首先明確了五量制，即銖、兩、斤、鈞、石。《律歷志》：“權者，銖、兩、斤、釣、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二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其衡量關系為： 24銖 =1兩 16兩 =1斤 20斤 =1鈞 4鈞 =1石
其后，南朝梁著名醫家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在《本草經集注》中說：“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為一斤。雖有子谷秬黍之制，從來均之已久，正爾依此用之。”與《漢書?律歷志》所記載的衡制相比，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就是陶弘景的藥秤在銖兩之間多了“分”，其衡量關系是：6銖 =1分 4分=1兩 16兩 =1斤；其次，他提出了“分”這個衡量單位的起源，即“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即南北朝時期才有“分”這個衡量單位。
斤、兩、分、銖制是不是起源于南北朝時期？東漢張仲景（約公元150～219年），在其《傷寒雜病論》中已經使用了陶弘景所說的斤、兩、分、銖制，如：《金匱要略》中“侯氏黑散”。比張仲景晚約一百多年的晉?葛洪（約公元283～363年）《肘后備急方》也使用這個衡制。
隋唐時期的醫家沿用漢魏的衡制，《外臺秘要》、《醫心方》引六朝、隋、唐醫家方皆采用斤、兩、分、銖制，孫思邈也如此。唐末宋初，衡制發生了變化，醫家逐漸采用新的斤、兩、錢、字、分制，如北宋?錢乙（約公元1035～1117年）的《小兒藥證直訣》，刊于北宋元豐年間（公元 1078～1085年）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都出現了漢唐時期沒有的衡量單位“錢”、“字”。那么，張仲景方使用斤、兩、分、銖制，是不是現今所見最古的例證呢？東漢早期漢墓出土的《武威漢代醫簡》中相對完整的方計36個，除了用斤、兩、升等衡量、容量單位外，大量用到了“分”，如簡42～43：麻黃三十分大黃十五分厚樸、石膏、苦參各六分烏喙、付子各二分，凡七物皆并冶這里的“分”是估量單位“份”③，還是衡量單位，尚需研究。
二、漢唐時期醫方中的一兩相當于13.8克
隋唐藥用衡量單位沿用舊制不變，其量值是不是也隨著朝代的變遷，而是漢魏的二倍三倍呢？從蘇敬、孫思邈、李時珍到今天的醫家，一直對這個問題有爭議。我們認為，自漢至唐，藥用衡量單位未變；如從新莽始建國（公元9年）起，至唐末昭宗天祐年（公元904年），其間近900年藥用單位的量值，也未發生明顯的變化。我們從以下幾方面來說明：
1、南朝依古制，隋唐通行兩套衡制，醫藥用小升小兩
《隋書.律歷志》在講到衡量時指出：“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梁陳依古稱”這句話很重要，郭正忠指出，李淳風提到的“梁陳”，應泛指南朝的宋齊梁陳。“既云‘梁陳依古’，其‘梁陳’之前的宋齊，自必更為‘依古’。”④也就是說，南朝衡制已發生了變化，而藥秤則依陶弘景古秤。
隋唐時期衡量的量值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藥秤沿用古制不變，通行大小兩套衡制。在社會上通行大斤大兩的時候，小斤小兩即古藥秤在金銀玉帛及合湯藥中運用，兩者并行不悖。《舊唐書》卷48“食貨上”：“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余公私用大升大兩。”《通典》、《唐六典》、《唐會要》等書也明確記載醫藥用小升小兩，其余公私用大升大兩，大小衡制之比是三比一，即大兩的一兩是小兩的三兩。孫思邈（公元581～682）《備急千金要方》：“隋人以三兩為一兩，今依四分為一兩稱（秤）為定。” 孫思邈是生活在隋代和唐高宗時期的醫家，他指出，隋人已通行大兩，其大小兩之比為三比一，他開方用藥“依四分為一兩稱（秤）為定”，即依陶弘景以來醫家共用的斤、兩、分、銖制，亦即小升小兩。
2、唐代醫家對藥量的標注
唐代醫家王燾于天寶十一年(752)完成的《外臺秘要》卷31烏麻地黃酒方：六月六日曲四升忘斯油麻六斗五升生地黃四斗，前三味并用大斗大升丹參生石斛牛膝杜仲萆薢生姜各二斤人參八兩，以上并藥秤秤之。在“代茶新飲方”，中，要求將“右十四味并揀擇，取州土堅實上者，刮削如法，然后稱大斤兩”這里提到了“大斗大升”、“藥秤秤之”、“秤大斤兩”。為什么要特別標出來呢，因為合湯藥用藥秤，藥量皆為小升斗，小斤兩，若需用通行的大斤大兩，則需標出。
3、宋代醫家對古方劑量的注解
大約以唐末宋初為界，前后的醫家開方用藥使用的衡制及量值都有很大的差別。漢唐時期用斤、兩、分、銖制，宋元以來使用斤、兩、錢、字、分制。前者用的是小兩，唐末宋初以后用的是相當隋唐時期的大兩，兩者相差約三倍，所以唐以后的醫家讀古方時多對劑量加以注釋，以示古今的不同。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隋唐醫家用小升小兩。如：龐安時（約公元1042～1099年）《傷寒總病論》：“按古之三兩，準今一兩。古之三升，今之一升。”成書于北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朱肱《類證活人書》：“古之三兩，即今之一兩也；二兩即今之六錢半也。古之三升，即今之一升也。”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陶隱居名醫別錄合藥分劑法則》引金?李杲曰：“六銖為一分，即二錢半也。二十四銖為一兩。古云三兩，即今之一兩；云二兩，即今之六錢半也。”這些醫家非常準確的解釋了古今衡量的演變，漢唐時期 4分等于1兩，唐以后 10錢等于1兩，古今衡制相換算，則 4分 = 10錢，一分等于二錢半。宋之一兩約等于漢唐之三兩，六錢半乘以三，即朱肱所謂“二兩即今之六錢半也”。
4、自然科學史家的考證
盧嘉錫主編，丘光明等著《中國古代科技史?度量衡卷》對漢唐時期各代的衡量值考證結論如下⑤：
朝代 斤 升 兩
新莽 245克 200毫升 15.3克
東漢 222克 200毫升 13.875克
曹魏 220克 200毫升 13.75克
晉 220克 200毫升 13.75克
隋 660克 600毫升 大：41.25克 小： 13.75克
唐 662～672克 600毫升 大： 41.4～42克 小： 13.8～14克
宋 661克 41.3克
從上表可以看出，漢魏至隋唐時期一兩的衡值，沒有大的變化，與文獻所記隋唐沿用舊制相符。西漢到唐，一兩的平均值是 14.05克，新莽一兩最大，為 15.3克，與最小的13.75克相比，相差1.55克。考慮到經方出自東漢，則東漢與隋唐只有 0.025克的細微差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漢唐時期的一兩折為13.8克應符合實際。
三、經方藥量的比較及藥與水的比例
1、唐代醫家用經方藥量與仲景同
隋唐醫家用的是小升小兩，劑量和漢魏時期沒有大的不同。孫思邈《千金翼方》所錄《傷寒論》方和張仲景使用的劑量基本一樣⑥。這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孫思邈認為古今劑量一樣，毋須改動，完全可供當前臨床實踐用；一是古今劑量雖不一樣，但為了存古，不能改動。我們認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醫家所錄方劑是供臨床使用的，如果劑量不能作臨床使用而不作任何交代，那是不可想象的。唐以后，藥用衡制及量值都有很大的變化，所以，宋元的醫家，在供臨床使用的方書中錄用張仲景方的時候，基本上是兩種情況：一是交代古今劑量的不同，而后直接錄用漢方，如明?許宏《金鏡內臺方議》：“傷寒方中，乃古分兩，與今不同，詳載之。銖：曰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兩：曰兩，古之三兩為今一兩。分：曰一分者，即今之二錢半也。”他交代了古今劑量的不同之后，照原劑量錄用仲景方而不加改動。徐靈胎在《傷寒論類方》交代了古今劑量的不同之后，也照原劑量錄用仲景方而不加改動⑦。而陳修園等醫家在書中未交代古今劑量的不同，則按當時的用量改動仲景方的藥量⑧。
2、一兩折 13.8克，藥和水的比例恰當
分析漢唐醫家湯方藥量與水的關系，說明漢唐藥用一兩折今約 13.8克，藥量與水的比例關系是合理的。從《千金翼方》中隨便抽一湯方看其藥量和水的比例。防風湯八味計 19兩，“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為三服”。小兩小升則：13.8克×19 = 262克 水1800毫升，藥水比例合理；如是大兩則一副藥 798克，藥量太大，不合理。王燾《外臺秘要》卷十五載南朝宋齊間醫家深師的防風茯苓湯方，七味計21兩，“以水一斗，煮取三升，絞去滓，分三服”。小兩小升則藥水為：290克，2000毫升；大兩則882克。該方人參三兩，如是大兩，則每天需人參120克，無理。
隋唐藥秤沿古制，近900年間藥用衡值基本不變這個結論，不僅要經得起唐人方子的檢驗，重要的是，還要經得起張仲景方的檢驗，也就是說，藥量和水的比例要恰當，劑量要合理。我們看《傷寒論》中桂枝湯方：前四味藥計11兩，13.8克×11 = 152克 。柯雪帆先生測十二枚大棗約30克⑨，則總量為182克,水1400毫升，煮取600毫升，藥水之比約 1：8，是合理的。如將藥量增加一倍，水則太少，或象今天把一兩折為3克，則水又太多。葛根湯共七味藥，前六味計 16兩，13.8克×16 = 221克，加大棗 11枚約 25克，總計246克，水一斗煮麻黃用去二升，八升水為1600毫升，煮取600毫升，藥水之比約 1：7。
綜上所述，漢唐時期的藥用單位及量值，歷經數百年而沒有明顯的變化，自宋開始，采用新的衡制，到了元明，醫家在用經方時，藥量較仲景已有很大的變動。今天，醫家則依據自己的醫療實踐改動經方的藥量，隨意性太大。如果能準確地確定漢方的劑量，分析古今劑量不同的原因，從而形成相對穩定的經方用量，對中醫藥的現代化及走向國際，無疑有重要意義。
考證關于《傷寒論》中半夏的劑量
作者：黑糊糊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半夏半升（洗） 甘草（炙） 生姜各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脅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以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此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服小柴胡湯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消湯主之。
柴胡二兩十六銖 黃芩一兩 人參一兩 甘草一兩，炙 生姜一兩，切 半夏二十銖，洗 大棗四枚，擘 芒消二兩?
右八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消，更煮微沸。分溫再服，不解更作。
這個方子，如果我猜的沒有錯，里面的量正好是小柴胡湯原方的1/3。從這個方子中，可以看出來所有藥只用了小柴胡原方的1/3，當然其中半夏也是原量的1/3，這樣的話，如果以一兩＝15.625克來算（柯雪帆和郝萬山兩位講考證的量），二十銖就是20/24兩，就等于0.83......兩，也就是說，小柴胡原方的的半夏半升，就應該是這個量乘以3，就約等于2.5兩，也就是說原量的半夏半升，就是39克半夏，這個量，和以前見到的量都有不同，但更接近真實用量，其中凡是測體積的，如果按這個算來，就和現在臨床差不多，北五味子半升，最后按現在這種算法，測得30克，麥冬為45克，吳茱萸為24克。以前也基本上是這樣用的，煎藥的水的量，這樣算的話，也就不感覺多了。按現在這個，經過反復測試，測得一升應該為130ml。
石膏，找了不同密度的來測，削成和雞蛋差不多的大小，實測為75克到130克。（這里面考慮到了現在的雞蛋和以前的不同，找不同的雞蛋都做了相應的測量，石膏也用不同質地實測。）
以上的換算，沒經過考證，只是看書時的發現，可能存在著錯誤，但和臨床實際用量非常接近。從量上放面的把握，會對治療上起非常大的作用。
傷寒雜病論》“半夏”用量析衍
陳建杉、江泳
醫圣張仲景，勤求古訓，博采眾方，著成《傷寒雜病論》16巻，323方。書中說理深奧，藥雖精練，用之臨床卻行之頗效，因此長久以來是學習中醫者必須研讀的經典醫藉之一，而歷代諸多醫家對《傷寒雜病論》均進行了研究論述，產生了許多新理論、新發現，但由于學術爭鳴及流派的不同，對于書中的許多問題存在著分岐，如有關藥物用量問題，漢代用量與如今用量如何折算？歷代醫家爭論不已，如何才能進一步深入的理解張仲景所著此書的原意？
眾所周知，臨床中經方的功效發揮是多方向、多因素的。如：辨證論治的準確性、立法、選方的準確性、用量的準確性、配伍環境、炮制方法、劑型、煎服法……等。其中在用量環節上，存在三種分岐，一種是要按照原書的用量，一種是按照原書方中各藥的用藥比例，一種則是按三因制宜理論及現今用藥習慣而靈活變化。第一種按照原書的用量使用：由于醫圣張仲景為東漢末年醫家，當時的劑量大小與現今用量的折算，以目前而言只能從一些出土的文物及史學、古藉上間接考證得知，但未必符合仲景原意。此外，原書中藥味多少、煎服方法及當時的地理環境均與現今不同，也造成原書用量和現今用量的差異，比如：仲景方多藥味精煉，故每味藥用量較大；而今之方藥味較多，故每味藥用量較小；且仲景方每劑只作一煎，多數分3次服用，服藥量相對較今之每劑多作2～3煎，分2～3次服用的量要少；再如，從環境生態學的考證，東漢時期的氣候要比現今的氣候更為寒冷，因而感受寒邪的機會相對多見且感寒程度就較重，因此用藥偏溫且用藥劑量較重。第二種按照原書中各藥間的用量比例使用：這一用法得到大多數后學者的認可，但方中藥物與藥物之間所用的單位常不相同，又該如何進行折算其比例呢？至于第三種按照三因制宜理論及現今用藥習慣而靈活變化，雖最切合臨床實用，但是否能遵從仲景原意，最大程度發揮經方療效，則有待進一步考證。
筆者認為，若能遵從醫圣張仲景的原意來思考、探索與挖掘，似乎較能加深對原著的理解。筆者在學習原著過程中發現，如能按照仲景原書運用同一味藥的用量及與方中各藥間的用藥比例來加以分析、折算，更能進一步了解仲景用方之間的配伍的變化規律。筆者試以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運用“半夏”的用量進行推導分析，以饗同道。
《傷寒論》[1]113方中，有“半夏”的正方18首，《金匱要略》245方中有“半夏”的正方加上附方為32首，除去重復方后，則含有“半夏”的方共有44首。
《傷寒論》第96條：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半夏（洗，半升） 甘草（炙） 生姜（切，各三兩） 大棗（擘，十二枚）
而第104條：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脅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以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此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服小柴胡湯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柴胡（二兩十六銖） 黃芩（一兩） 人參（一兩） 甘草（炙，一兩） 生姜（切，一兩）半夏（二十銖，本云，五枚，洗。）大棗（擘，四枚）芒硝（二兩）
由于一兩等于24銖，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第104條柴胡加芒硝湯的組成和用量為第96條小柴胡湯用量的1/3再加上芒硝二兩而成。然而柴胡加芒硝湯中半夏用量為20銖，小柴胡湯中半夏用量為半升，由此可以推知半夏半升等于60銖等于二兩半，因此半夏一升等于五兩，詳論如下：
1．宋?唐慎微《大觀經史證類備急本草》[2]所述：“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畢秤五兩為正”的記載。
2．根據上海中醫藥大學柯雪帆教授的考證：
半夏半升約重42克，而東漢時的一斤應折合現今為250克，一兩折合為：15.625克，依筆者推導半夏半升為二兩半約為39.625克，其推得的半夏重量與柯雪帆教授所考證的重量相近。
3．根據方中各藥用量比例與病機來分析：
《傷寒雜病論》有半夏的方除去重復共有44首，其中半夏用量最大的為二升有1首：《金匱要略》[3]大半夏湯；用量一升有4首：《金匱要略》麥門冬湯、小半夏湯、小半夏加茯苓湯、半夏厚樸湯；用量半升有26首，其中《傷寒論》13首，葛根加半夏湯、小青龍湯、黃芩加半夏生姜湯、厚樸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小陷胸湯、半夏瀉心湯、生姜瀉心湯、甘草瀉心湯、旋覆代赭湯、黃連湯、小柴胡湯、大柴胡湯、竹葉石膏湯，《金匱要略》13首，厚樸麻黃湯、澤漆湯、越婢加半夏湯、小青龍加石膏湯、栝蔞薤白半夏湯、附子粳米湯、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姜辛夏湯、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湯、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黃湯、黃芩加半夏生姜湯、生姜半夏湯、《外臺》黃芩湯、溫經湯；用量二合半有2首：《傷寒論》柴胡桂枝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用量四兩有2首：《金匱要略》奔豚湯、赤丸；用量二兩有1首：《金匱要略》干姜人參半夏丸；用量20銖有1首：《傷寒論》柴胡加芒硝湯；用量一分有1首：《金匱要略》鱉甲煎丸；用量14枚有1首：《傷寒論》苦酒湯；用量12枚有1首：《金匱要略》甘遂半夏湯；用量8枚有1首：《金匱要略》射干麻黃湯；用量各等分有3首：其中《傷寒論》1首，半夏散及湯，《金匱要略》2首，半夏麻黃丸、半夏干姜散。例如：半夏用量最重的大半夏湯，《金匱要略》曰：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十七?16)
半夏二升（洗完用） 人參三兩 白蜜一升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揚之二百四十遍，煮藥取二升半，溫服一升，余分再服。
如按上述半夏一升等于五兩折算，則此方中半夏二升等于十兩，與人參三兩用量比例為10：3。《金匱要略》云：“趺陽脈浮而澀，浮則為虛，澀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可知此證病機為：脾胃虛寒，運化失司，不能腐熟，津虧腸燥，胃氣上逆。故治當和胃降逆，化痰開結，益氣生津，潤燥養胃。由于此證的病機為本虛標實，邪實較重，故以治實為主，方中重用半夏十兩，配伍人參三兩，白蜜一升而標本兼治。半夏重用，既為和胃止嘔為要藥，又擅燥濕化痰，開郁散結，胃反嘔吐之證得之，可使胃氣和而嘔逆止；痰飲痞結之證得之，可令痰飲化而痞滿消。又由于反復嘔吐不能納谷，而損傷胃氣，故配人參益氣生津補虛，健脾養胃；白蜜補中和脾，生津益胃，與人參相合，則補虛益胃之功更甚，且蜜性甘緩，能和百藥，與半夏合用，還可緩其辛燥傷津耗氣之弊。由此可知，全方用量比例符合胃反嘔吐，脾胃虛寒，運化失司，不能腐熟，津虧腸燥，胃氣上逆的病機[4]。
再如：小半夏湯，《金匱要略》云：嘔家本渴，渴者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十二?28)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黃疸病，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十五?20)
諸嘔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十七?12)
方中半夏一升等于五兩，其用量比例，半夏：生姜等于5：8。
⑴其用量比例符合支飲嘔吐致痰濕中阻，胃失和降而見惡心、嘔吐、咳嗽痰多、不渴、苔膩的病機。
⑵由于大多醫家認為方劑中量大者為君藥，如金人張元素有“力大者為君”之說。李東垣說：“君藥分量最多，臣藥次之，佐使藥又次之，不可令臣過于君。君臣有序，相與宣攝，則可以御邪除病矣。”目前《方劑學》教材[5]歸納為：“一般來說，君藥的藥味較少，而且不論何藥在作為君藥時其用量比作為臣、佐、使藥應用時要大”。因此現行《方劑學》教材中所載小半夏湯用量為半夏20g 生姜10g，然此方主治證為：支飲嘔吐所致痰濕中阻，胃失和降，故用半夏取其辛燥之性，辛可散結，燥可勝濕化飲，為治水飲內停最適宜，故為君藥。而生姜辛溫為溫散之品，能協助半夏以加強其燥濕化飲，降逆止嘔作用，且嘔吐為水飲內停之主要臨床表現，而生姜為嘔家圣藥，因此重用生姜止嘔化飲。此外，生姜有解毒之功，能制半夏之悍，以解半夏之毒，此為相殺、相畏的配伍關系，故為臣藥又兼佐藥之用。故陳修園《金匱方歌括》[6]云：“用小半夏湯者，重在生姜散旁支之飲，半夏降逆安胃，合之為滌飲下行之用”。《金匱要略方義》說：“本方為治療痰飲與胃氣上逆所致嘔吐的基礎方……方中半夏一藥，二著兼顧。陳修園曰：半夏辛則能開諸結，平則能降諸逆，其性燥，更能燥濕化痰。佐以生姜，既可制半夏之毒又與半夏相須為用，共奏化飲止嘔之效。”因此小半夏湯方中的半夏為君藥是確定的，但若從上面筆者推算的用量關系來看，半夏用量當小于生姜用量，如此則可糾正現行《方劑學》教材所著藥物劑量的謬誤，更能貼近仲景原意。
其一，在仲景書中所用各方中，并非量大者必為君藥，如：炙甘草湯中，生地黃用量一斤為方中最大，而炙甘草為四兩，卻為方中的君藥；又如：五苓散中，澤瀉用量一兩六銖為方中最大，而桂枝為半兩，但桂枝卻為方中的君藥。所以雖然一般是以量大者為君，但也并非如此，而是要根據其所治主證來決定君、臣關系，正如《素問?至真要大論》說：“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7]。
其二，半夏為辛溫，有毒之品，而從目前考證的資料表明仲景當時運用半夏是以生半夏為主，毒性較大，因而重用生姜以制約半夏毒性，以逹到控制藥物的毒副作用，起到增效減毒之功。故陶弘景說：“半夏不厭陳久，……，方中有半夏，必須生姜者，亦以制有毒故也。”
其三，對于單味有毒的中藥用量也不宜過重，以免產生藥物性傷害，如十棗湯中甘遂、芫花、大戟，均為峻下逐水之品，且皆為大毒之品，而現代藥理實驗證明單獨用每味藥量為1.5克時其攻逐水飲之力強，但中毒的嚴重性則呈等比倍增，若將三味中藥同用而每味藥物只取0.5克時，則一樣可逹到單用單品1.5克時攻逐水飲之功，但此時的毒副作用則大大降低，此即同性毒性共振，異性毒力相制的原理，如此則可以在保障治療效果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控制和減輕毒副作用。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小半夏湯中半夏的用量要小于生姜用量，而其用量比例，半夏：生姜等于5：8是成立的。
再以半夏瀉心湯為例：《傷寒論》曰：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149)
半夏（洗），半升 黃芩 干姜 人參 甘草（炙）各三兩 黃連一兩 大棗（擘）十二枚
《金匱要略》云：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十七?10)
此病機為：寒熱阻結于中焦，脾胃升降失職，胃中痰氣上逆。治宜：和中降逆，開結消痞。所以本方所治之心下痞。痞者，痞塞不通，上下不能交泰之謂；心下即是胃脘，屬脾胃病變。脾胃居中焦，為氣機升降之樞紐，脾為陰臟其氣主升，胃為陽腑其氣主降。故方中半夏半升等于二兩半等于39.625克，干姜三兩等于46.875克，黃芩三兩等于46.875克，黃連一兩等于15.625克，其四藥相伍，為寒熱并調，辛開苦降的基本配伍形式。半夏、干姜辛溫相伍共五兩略大于黃芩、黃連相伍的四兩，體現了寒熱并用，辛開苦降之功。如汪昂《醫方集解》[8]說：“苦先入心，瀉心者，必以苦，故以黃連為君，黃芩為臣，以降陽而升陰也；辛走氣，散痞者必以辛，故以半夏、干姜為佐，以分陰而行陽也。”此外，張秉成《成方便讀》[9]說：“所謂彼堅之處，必有伏陽，故以芩、連之苦以降之，寒以清之，且二味之性皆燥，凡濕者為病者，皆可用之。但濕濁粘膩之氣與外來之邪，既相混合，又非苦降直泄之藥所能去，故必以干姜之大辛大熱以開散之。一升一降，一苦一辛。而以半夏通陰陽行濕濁，散邪和胃，得建治痞之功”。
學習任何事物都有從源到流，從繼承到發展的過程與階段，但現今社會變遷和急功近利思想加劇，造成了本末倒置，舍本求源，使得中醫學的發展脫離了自身的思維特點與東方特有的文化背景，造成每年培養的中醫人數越來越多，但個體診療水平下降；西醫能力提升，但中醫診斷能力下降；外語能力提升，但古文能力下降……等矛盾，實在令人擔憂；反之，大陸以外的地區和國家卻不斷的在提升中醫自身水平，若長久如此，很難保證不出現內陸研習中醫者要到境外甚至國外學習中醫的尷尬局面，不能不引起業者深思。因此如能從經典著作原意出發來探索經方的用量、配伍特點，相信將有助于更好、更深刻的理解仲景用方的配伍意義、組方結構特點、變化原因以及用藥配伍比例等，如此才能更好的靈活運用經方，充分發揮經方的實效性，展示深邃的中醫藥文化。
《傷寒雜病論》藥物劑量的考證研究
徐成賀
《傷寒雜病論》成書于東漢。由于東漢距秦始皇開始統一度量衡制不遠，秦始統一，雖頒布了詔書實行了強制措施，但各國接受施行實屈不易，被滅諸國各地有的因懷舊或習俗仍沿用舊制；秦始皇統一后在位十一年，至胡亥二世時，已是各地爭雄紛起，政局難以把持，三年而亡，可想而知。漢改秦制，仍用黃金與銅錢兩等貸幣，黃金以一斤為單位，一斤也稱一金；銅錢輕重不一，私鑄盛行， 自惠帝二年至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93—113年)錢法變了九次，漢高帝廢秦半兩錢，行榆莢錢，重三銖，至漢武帝時才確定用五銖錢。王莽新朝，屢改幣制達五次之多，后光武帝又恢復漢制。由于幣制的變更常影響著度衡量值的改變，各個時期鑄造的衡器、量器也不標準不規范，加之東漢至今已有1700多年，醫學流派及個人的用藥習慣不同藥量使用的差異性也很大，致使今天不能確定張仲景的用藥劑量標準。今結合至目前的研究成果就幾種觀點論述于下。
一、由實物考證
由于近年來考古工作的進展，東漢時期的度量衡資料、實物日益增多，基本上形成了較一致的看法：
1．度的考證
一尺折合23．1cm，一寸折合2．31cm
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秦與西漢一尺折合27．65cm，；新莽、東漢一尺折合23．1cm。并推斷因新莽改制等原因，西漢與東漢的度量衡制不一。邱光明于《中國人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中國古代度量衡器”一節所述：秦始皇統一度量衡以秦舊制為統一標準，迄今雖見秦尺出土，而商鞅方升尺可代表一尺之標準，(據上海博物館實測一尺合23．2cm)。漢承秦制，漢尺出土約60余支，·K度一般在23cm一23．7cm之間，西漢尺以滿城漢墓出土的錯銀鐵尺為最精，長 23．2cm，……。
2．量的考證
1升=200毫升，一合=20毫升
有關東漢的容量問題，各方面考證的數據比校的接近。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認為東漢一升為198．1毫升。劉復氏從新莽嘉量上測得1升的容量為200．6349毫升。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商鞅銅方升，其容量為200毫升。山西太原發現的西漢初年的“尚方升”(半斗即五升)，經裝水實測，可容1000毫升。現藏上海博物館東漢“光利人司銅斛”容量為20400毫升。現藏上海博物館東漢“元初大司農銅斗”容量為1970毫升。以上量器可能是受當時鑄造技術的限制，不夠精確。現藏南京博物院東漢“永平大司農銅合”容量為20毫升，從時間、主持、質地皆較精確。邱光明于《中國人百科全書中文物·博物館》中“中國古代度量衡器”一節說：“秦量器，多為橢圓形帶單柄，器壁上都刻印(戳式印信)統一度量衡詔書，單位容量為每升合200毫升。”“漢量器，以新莽所造標準器為代表，除新莽嘉量外，還有開始建國時的銅斗、銅升、銅合、銅撮，每器皆制作精美，刻烙詳盡，新莽量器每升約200ml。東漢量器以大司農頒發的為標準器，有大司農銅斗、銅合等。這類器物上都有一凸出來的方框，框內可鑲‘檢封’，單位量值每升約200毫升。據以上實物數據情況得出：東漢1升=200毫升，一合=20毫升。
3．衡的考證
東漢一斤=250克左右，一兩=15.625克
(1)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據清末吳大徵對秦漢古錢幣自名重，如“秦十兩”、“漢五銖”校得秦漢、新莽時期度量衡值，又從新莽嘉量校得新莽時期度量衡值，及當時少數秦權實測等數據，推演出秦與西漢一兩折合為16．14g；新莽、東漢一兩折合13．92g。
(2)邱光明于 “我國古代權衡器簡論”一文中收集大量秦漢權器資料，其中秦權37仆，西漢權16件，新莽環權15仆，東漢權24仆。并將各時期權量值一一列表，比較分析，結論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中“中國古代度量衡器”一節說：秦權，所見權有三、四十件，以銅質權占絕大多數，每仆上都刻有40字詔書,量值基本統一，每斤重約250g。漢權，以西漢宮權為代表，權上多標明自身重量，西漢權單位量值統一，每斤重約250g。新莽銅權均為環形，出土銅權多刻有‘始建國三年(公元9年)正月酉朔日制’，有的還刻自身重量，折合每斤在240—250克之間。東漢絕大多數為鐵質權，每斤在200--270克之間，單位量值很不統一，已大大超出一般充許誤差范圍，單位量值的混亂(即權的重量已不都是斤的整倍數)是東漢多數權已從法碼化為秤砣的標志。
在其收集的東漢權24件，其中僅一件銅權，即“光和大司農銅權”。查《中國度量衡圖集》此權制作精良，權身有一鑲“檢封”的方穴，旁刻有銘文：“大司農以戊寅詔書，秋分之日，同度量，均衡石，桷斗桶，正權概，特更為諸州作銅稱，依黃鐘律歷，九章算術，經均長短，輕重，大小，用齊七政，令海內都同。光和二年潤月三日，大司農曹棱，丞淳于宮，右庫曹椽朱音，史韓鴻造，青州樂安郡壽光金曹椽胡吉作。”光和為漢靈帝劉宏年號，光利二年即公元179年，時間與張仲景同時代。從銘文可知，此權是當時的中央政府為再度整頓統一全國衡器而頒布的標準銅權，此權重3996g。當為十二斤權，據此折算單位量值每斤249.7g。當為東漢時期量衡的標準。
(3)張先得“記各地出土的金餅——兼記漢代麟趾馬蹄金”一文，收載從1951年至1983年全國出十的戰國至秦漢時期金餅共31批，216件，逐一編號例表登記，其中最有價值的是有自銘重量的13刊：，皆為漢代金餅，其單位每斤都在249．5—253．69g之。
(4)易水于“我國古代、近代計量法制概述”一文中，按黃金、水的比重計算。《漢書食貸志》：“黃金方寸為一金”。黃金的比重為19．3g，漢代出土黃金檢測純度高達99％，一寸為2。31cm，計得漢代重為237．9so又如用水的比重為衡量基準，《后漢書禮儀志》：“水一升，冬重十三兩，”計得爾漢一斤重為246．5g。
(5)柯雪帆的考衡根據為與上述邱光明所指的東漢唯一一件銅權“光利人司農銅權”是同一刊：銅權。他按秦漢衡制在250克左右計算，一兩=250克÷16=15．625克。(上述衡的數值標示即從此)
二、醫藥學家的考證認識
1．古代醫家：
(1)北宋·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按古之三兩，準今之。
(2)金·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仆景之時四升，乃唐宋之時一升。
金·李東垣注《名醫別錄》：“古云三兩，即今之一兩；云二兩即今之六錢半也。”
(3)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也。”
明·張景岳《類經》：“古一兩為六錢。”
(4)清·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今人以古人氣體充實，故方劑分量甚重，此無稽之說也.自三代至漢晉，升斗權衡雖有異同，，以今較之，不過十之一二。”
清·汪昂《湯頭歌訣》：“大約古用一兩，今用一錢足矣。”
(5)章太炎：“漢之一兩，當今之四錢二厘九毫半。”
唐高機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第一次鑄造開元通寶銅錢，作為通用的法定貸幣，并用銅錢一枚的重量作為衡的單位，稱為一錢，來代替以銖為單位的舊制。因此就形成了斤、兩、錢、分的衡目，而分、錢、兩之間為十進制，但仍以十六兩為一斤。經宋、元、明、清、至1979年以前一直沿用；自1979年1月1日起實行以克為為基本單位的國際公用制，1公斤=500克，1兩=50克；合唐之制為：1斤=500克，1兩=31．25克，1錢二3．125克。若以此對上述醫家所述的衡值進行換算，可分為大致三種情況：一為同于現在常用量的古一兩二一錢’3．125克；一為以張景岳為代表的大量古一兩二六錢二18．75克：一為介于二者之間的古三兩合一兩，一兩二六錢半÷2=3．125克*6．5÷2=10．15625克。但多數持古之一兩合今之一錢，并運用。
2．日本漢醫家：
(1)小島學古《經方權量考》：“兩者三分四厘八毫也”(按清制約為1．3g)。兩等于37．31g計
(2)平井《古方分量考》認為一兩等于二分五厘(按清制計約為1．0g弱)。
(3)清水藤太郎《國醫藥物學研究》：“一兩二1．42g'’
(4)大冢敬節《藥物的權量》：“漢制一兩，合今1．3g，一升合今200ml。”
(5)矢數道明《漢方處方臨床應用解說》仲景方基本上按一兩二1．33g折算。
(6)日本《第三改正日本準藥局》：“1兩二2 go”
3．“藥秤”及累“黍”計量”：
(1)關于有無“藥秤”：一直是人們爭論的焦點，這關系著是人量、小量之爭，這由陶弘景的一段話引起，也涉及到累“黍”的計量法。陶氏于《本草經集注》云：“古秤唯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為一斤。雖有子谷柜黍之制，從來增之已久，正爾依次用之。但古秤皆復，今南秤也。晉秤始后漢末已來，分一斤為二斤耳，金銀絲綿，并與藥同，無輕重矣。古方唯有仆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湯，則水殊少，故知非復秤，悉用今者爾。”僅從這段文字看，支持有“藥秤”的說法有三點：一、陶弘景為南朝梁時人，據考證南朝的重量是不小的，1斤在250克以上，但此所云重量是很小的，“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即一兩二10x 6x4二240粒黍重(約1克)。可能是指當時的藥秤量；二、其所云臼晉就有一種起于后漢的晉秤“藥秤”，是把一斤分為二斤(秦漢一斤約250克，此則約為125克)，專用來稱金銀絲綿與藥用的；三、認為仆景川的是當時小秤“藥秤”，如云“古方唯有什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湯，則水殊少”。但未找到其他支持的次料。
(2)累黍計量：“黍”為北方的粘小黃米，與“粟”不粘小黃米稍人，個粒均勻。古代度量衡定制多以“黍”為標準。·多少黍為一銖，基本上有兩種說法：一為100黍為1銖，一為10黍為1銖，相差十倍。但大多基本上是100黍為一銖，如《禮記·儒行》：“雖分國，如錙銖”，疏：“十黍為參，十參為銖，二十四銖為兩。”《漢；口·律歷志》“權者，銖、兩、鈞、斤、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即：12銖=1200黍，1銖=100黍。1兩=24銖=2400黍。240黍斗克，則1兩二10克：1斤’160克。
(3)黍重的現代研究：王伊明根據對馬王堆一號暮出土植物標本的研究，漢代黍子的形狀大小現代的黍子基本一致。馬王堆山土黍子：呈K橢圓形，頂端稍尖，粒長2．48±0．14毫米，‘K寬之比為2：l，經二千年的實驗風干法，測得240粒飽滿者合1．5—1．6克，不飽滿者合0．8—0．9克，平均為1克左右。
(4)累黍測重卻分大小兩的不同：至唐朝仍沿用以累黍為標準的方法并提倡剛大制。唐玄宗時修訂的《大唐六典》：“凡權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即小制：1兩二2400黍=10克，1斤二160克；大制：l大兩--1603二30克，1斤二30克x16兩二480克，基本同現行的一斤。但唐朝漸以銅錢為標準替代黍。
4．中醫教材和辭典的折算：
(1)李培生古今劑量折算表：東漢一兩折合為3克，一升折合60 ml至80 ml，或18克至30克。
(2)許濟群主編的《方劑學》古方藥量考證表：秦和西漢一兩折合為16．14g，一升折合170ml；新莽和東漢一兩折合13．92g，一升折合100 ml。而對東漢仲景方劑量并未按此折算，且沒有規律，隨意性大。如小青龍湯：麻黃三兩(9g)，芍藥三兩(9g)，細辛三兩(3g)，桂枝三兩(6g)，五味子半升(3g)，半夏半升三兩(9g)。而栝樓薤白半夏湯用半夏半升卻折合12g，半夏厚樸湯用半夏一升也折合12g。
(3)彭懷仁主編的《中醫方劑大辭典》古今度量衡對照：秦和西漢一兩折合為16．13g，一升折合342．5ml，一尺折合27．65cm，：東漢一兩折合13．92g，一升折合198m1，一尺折合23．04cm。《中醫名詞術語解釋》、《簡明中醫辭典》、《中藥大辭典》等與之同。
5．現代醫家的考證研究：
(1)陳家華等據《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篇烏頭桂枝湯方后煎煮法，“右一味，以蜜二斤，煎減半，去滓，以桂枝湯五合解之，令得一升……。”認為1斤蜜的容積為0．5L(五合)，按東漢一升合今之198ml，則0．5L為99m1。又測得生蜜比重為1．27g／推得東漢一升合今之126g，一兩合8g弱。
(2)李鐵君根據《中國度量衡史》記載，認為東漢一兩合今13，92g，一升合今198義根據張仆景用藥習慣每一劑藥分三服，得山一兩合今4．5。
(3)劉云按爾漢承新莽制，以新莽嘉量和東漢光和火司農銅權等文物為據，得出爾斤等于250g，一升合200 m1，一尺合23cm。
(4)賈文成等>H“秦十兩”錢、秦權、馬干堆一號漢暮出土的部分容量及西安、蕪湖、山東等地出十的文物考證，得出爾漢一斤合今250g，一升合200 ml，一尺合23cm。
(5)暢達等把張個IJ景方中的以量器或個數計量的28昧藥物，分別按《傷寒論》教材的一兩折今3g與柯雪帆等的一兩合今15．6g進行比較，贊同柯氏數據合理。
(6)心小峰根據近代不少專家學者的考證，漢代用量與近代用量換算，基本上可按之比來換算，即：漢之一兩，相當于現代的兩錢(6g)左右。
（7）朱文惠等根據唐《新修本草》“謹按古秤皆復，今南秤是也，后漢末以來，分一斤為二斤，一兩為二兩耳，金銀絲綿，并與藥同，無輕重矣，古方唯有仲景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湯，測水為殊少，故知非復秤，悉用今者耳”一段文字，推斷張仆景時代的藥秤是“復秤”，即僅為當時衡量二分之一的“小秤”，按當時衡值1斤為250g，故仆景時藥秤一斤為125 g，一兩為7．8g。
三、對確定劑量存在的看法
1．雖改朝換制，實際用藥量延續穩定：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雖朝代變更，度量衡制變化，人們對藥物的實際用量基本是穩定延續的。這是最重要的事實，不依任何政令利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比如，自1979年改用公制后，現在用藥都用克，但仍是把改制前的用量換算成改制后的量，3克、6克、10克、……30克地用，3克、6克、10克就是按照過去的一錢、二錢、三錢，30克就是用的16兩秤的一兩，誰也不會把用中藥的一兩認為是50克。故古之一兩今之一錢的說法，按一兩：3克計藥量，還是合理的。
2．藥量制與社會的上稱重不同：
自古就有兩種衡制和藥秤的認識，如在漢以黍定衡制的史料中，就有十黍為一銖和一百黍為一銖兩種。陶弘景說的有一種晉秤把一斤作為二斤來秤金銀絲帛與藥等精細之品，也是指的藥秤制。孫思邈認為有藥秤，《備急千金要方》序例中言：“此神農之秤也。吳人以貳兩為壹兩，隋人以叁兩為壹兩，今以四分為壹兩秤為定。”說明藥秤與社會上通用的秤衡不同。不能因為實物及出土實物皆為通用的衡制物就否定藥秤的存在。就現在用藥治病與社會上交易藥材來看，完全是兩種形式，用藥治病一兩就是按三十克，商品交易是一兩按50克制。
3．一斤=250克左右，一兩=15。625克不符合用藥實際：
東漢一斤=250克左右，為東漢社會上通用的衡制，這可由出土的自名衡器所證實。若依此標審視張仲景的用藥及方中藥物比例，則顯不妥。如仲景用柴胡皆為半斤，小柴胡湯中柴胡為125克，半夏為45克，小青龍湯中細辛為45克，炙甘草湯中生地為250克，隨便配一劑藥都如獸用。若從數目量、擬量、服藥量等上看，什景的用藥量并不大：如用枳實，小承氣湯僅三枚，厚樸大黃湯用四枚，人承氣湯才用五枚；用附子，回陽救逆之四逆湯、通脈四逆湯僅用一枚，強人才用大者一枚；用半夏，射干麻黃湯才用八枚。從擬量看：如升麻鱉甲湯，鱉甲為方中主藥，才川手指大一片；葶藶大棗瀉中之葶藶，才用搗后如彈丸大一枚。從服藥量看：仆景常言如小豆人、如兔屎大、如梧桐子大、彈子火，服／L枚，／J,95人能多人?兔屎人能多人?梧桐子能多人?如人黃庶蟲丸，“右十二味，末之，煉蜜利丸小豆人，酒飲服五丸”，小豆人，且為十二味藥組成，又煉蜜為丸，可見每丸中一味藥的量很少。
4．按陶弘景所云之制太小：
1兩為1克強，1斤為16克強。日本學者主要就此計算而來，1兩在1—1.6克之間，現在仍在按此實用，也取得了好的療效。不過，在同一張方中，與數日量、擬量的藥物比較，藥物間的比例在方劑協調性上看，顯得太小，故有待研究。
5．東漢藥秤為1斤=83．335克，1兩；5．2克計：
漢時雖以五銖錢為衡制標準，由于各地私鑄猖行，把錫、鉛、鐵等摻入銅中，而黍粒均勻，故也以黍為衡制標準。若按《漢：口·律歷志》所載1銖二100黍，1兩二24銖二2400黍，16兩為1斤計算；按干伊明對黍的實測240黍二1克為標準(實為1．1克)，則東漢社會上的衡制應為1兩=10克強：1斤二160克強。依此再按陶弘景所述的起于漢末的稱金銀絲帛與藥的藥秤，分一斤為二斤的標準計算，則此藥秤當為80克一斤，一兩=80／16二5克。若按唐朝之前的大小兩也可以換算得到1斤=160克強，即在唐朝定一斤合現在之500克廢銖用錢作單位之前，一直是分大、小兩的，一人兩等到于三小兩，則小兩之制的一斤應為500／3=166．67。再發陶弘景所述的藥秤分一斤為二斤計算，則1斤=83．335克，1兩二5．2克。
6．一尺折合23．1cm，一寸折合2．31cm：
1升=200毫升，一合=20毫升：基本上得到得到認可，可按此使用。但只是就個別方劑的用量提出疑問，如治肺陰虛咽喉不利的麥門冬湯，麥冬七升，半夏一升，按1升=200毫升計算，藥量又太大，故仍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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