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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有個美國心理學家主持了一次實驗。他從應征的70名志愿者中選出了24名身心健康、情緒穩定的大學生，他們被隨機分為“獄卒”和“犯人”兩個組，被置身于精心布置的模擬監獄環境中，心理學家希望借這個實驗了解“情境力量”對個人行為的影響。然而，原本計劃兩周的實驗不得不得在第6天宣布終止。因為，原來單純的大學生已經變成了殘暴的獄卒和崩潰的犯人。在電影《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心理學家自己也成為了“被實驗者”。 這個心理學家叫菲利普·津巴多，他以這個實驗的真實經歷寫了一本《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試圖用他的實驗解釋很多問題，包括飛行事故、人在面對惡行時的無動于衷、護士對病人的不當處置以及自殺式襲擊者和恐怖分子的行為。由于對自己角色的認識，護士會過度服從醫生的安排，哪怕明知醫生開出的劑量遠遠大于規定的劑量；有四分之一的飛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于副機長過于服從機長的錯誤判斷。 “路西法”曾是上帝最愛的天使，卻最終因墮落被趕出天堂。津巴多認為，在日常生活中種種社會角色劇本的規范和約束下，人極易受到環境的影響，人性是脆弱的。 那么，人真的無法抵抗環境的力量嗎？ 這幾天我開始第二遍讀李笑來的《把時間當作朋友》，翻到一個以前沒有注意到的細節，在第1章“醒悟”結尾，李笑來以奧地利精神病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的經歷為例說明一個觀點：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大腦，“運用心智獲得解放”。 很巧，維克多·弗蘭克的書剛好我上周看過。 二戰之初，維克多·弗蘭克沒有逃過席卷整個歐洲的納粹種族滅絕運動。他被關進了“死亡工廠”奧斯維辛集中營，然而，他幸運地活了下來。出于想通過集中營生活的具體事例向讀者傳遞一種觀點的初衷，他寫出了《活出生命的意義》。 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我們看到—— 在維克多想保留自己視作生命希望的科學手稿而向一位老囚徒求助時，他看到老囚徒“臉上慢慢露出一絲笑容，起先是哀怨的苦笑，隨即轉化成嘲諷和侮辱的笑容。最后，他甩給我一句囚徒們常用的狠話：狗屁！” 負責新囚徒棚屋的高級囚徒訓話說，誰要是敢將錢和珠寶藏進皮帶夾層，他就親自把這個人吊起來，并自豪地解釋，“作為高級囚徒，集中營賦予他這么做的特權”。 由剛進入集中營時的驚恐轉變為冷漠、遲鈍、麻木是囚徒的第二個心理反應表現。當看到一具冰冷的尸體被隨意地拖出去時，兩個小時前還跟那個病人交談過的維克多，繼續低下頭去喝湯。他還能毫不沮喪地目睹重復發生著的情形：有人奪走死者剩下的土豆泥；有人換下看起來比自己的要好的死者的木鞋；連只拿到細繩的人都因此沾沾自喜。 一門心思只想活命的囚犯們的內心生活退步到原始水平。一個“一向表現得非常勇敢和自尊”的人清晨起來像孩子一樣嚎啕大哭，因為他發現自己的鞋子已經破得無法再穿，這就意味著以后只能赤腳走在冰天雪地里。 侮辱比鞭打更令人感到疼痛。維克多因為在“不得不聽一個對生活一無所知的人對自己的判斷后怒發沖冠”而被一拳打倒。 保證基本生活和謀求生路是囚犯們努力的最終目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忽略。在從奧斯維辛轉往下一個集中營的路途中，火車依次經過了維克多出生的街道和居住多年的老宅子，維克多感覺自己是在用陰間人的眼光看自己童年生活過的城市，他希望能夠站在窗前多看片刻，祈求被粗暴拒絕并被人嘲諷：你住了那么多年，應該已經看夠了！ 帶著對妻子的思念維克多忍受著痛苦（不幸的是，他懷孕的妻子慘死于集中營，其父母和弟弟也是）。他保持著幽默和樂觀，向另一位外科醫生建議兩人每天編一個好笑的故事給對方聽。他常常設想重獲自由后自己該如何站在講臺上把“集中營心理學”講給觀眾聽。 在集中營結識了很多烈士，這讓他常常記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話：“我只害怕一樣——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苦難為人提供了賦予生命更深刻含義的巨大機會，有的人會充分運用它，有的人會放棄它，這就決定了他是否配得上自己所遭受的苦難。 維克多想通過這些經歷說明：即便在集中營，人也能保持自己作為人的尊嚴。任何人都能決定自己成為什么樣的人，因為，他有選擇自己應對環境的態度和行為的自由。 維克多認為尼采的“知道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是任何心理治療都應當遵循的座右銘，也是所有心理治療師的座右銘。在《活出生命的意義》的第二部分“意義療法”中，維克多這樣詮釋——“生命的意義在每個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義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時刻每個人特殊的生命意義”。擔當起生命的意義是人存在的本質。 就像李笑來用“一切都靠積累”這句話概括《把時間當作朋友》一樣，維克多的書反復提到的就是“你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唯獨在任何境遇中選擇自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剝奪。” ============ 作者：joj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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