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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廣莘 首屆國醫大師 1927年1月出生于江蘇省松江縣顓橋鎮，2014年9月13日于北京逝世。2009年被評為首屆國醫大師，中國中醫科學院資深研究員、曾任高級顧問。我國現代中醫基礎理論的奠基人物，敢于提出尖銳問題、善于邏輯思辨，被譽為“中醫界的哲學家”。 陸廣莘是我國第一批“中學西”人員，早年師從陸淵雷、章次公、徐衡之等中醫大家，50年代又考入北京醫科大學系統學習西醫理論。在之后半個多世紀的臨床工作和理論研究中，陸廣莘教授以其精湛的醫術和獨特的醫學理念在中國中醫界享有盛譽，被公認為中國中醫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呂玉波：陸老，您是現代中醫基礎理論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臨床中醫大家。能否跟我們講講您的成才之路？ 陸廣莘：我學中醫是很偶然的。我是江蘇人，18歲就讀上海中學高中工科期間，日本軍隊在我們的宿舍樓內發現一枚炸彈，為躲避日本人的監禁詢問，我就輟學回到老家。父母考慮“以后有飯吃”，讓我拜家鄉老中醫為師臨診學醫。中西醫的差異，使曾學工科的我感受到思維方式的格格不入，但反而產生了興趣，下決心要探究近代中西醫論爭。 1952年，國家號召中醫藥人員要系統學習西醫，我通過考試，到北京醫學院醫療系，系統學習了5年西醫學，畢業后到中央人民醫院，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工作。在西醫院堅守中醫陣地26年，56歲時被調到中國中醫研究院，組建中醫基礎理論研究隊伍。 譚志健：您跟隨3位中醫大師，對傳承很有體會。 陸廣莘：我先后師從陸淵雷、章次公、徐衡之，3位老師的言傳身教，對我影響很大。 陸淵雷先生的古文學和中醫學造詣很高，1929年與徐衡之、章次公兩位先生創辦上海國醫學院，國學大師章太炎為院長。他強調“發皇古義，融會新知”，既要學習傳統文化，又要掌握新知識。我是他的函授弟子，打下了兼收并蓄、融古匯今的學風基礎。 章次公先生1955年任衛生部中醫顧問時，我隨他抄方侍診。1956年關于“五行存廢”問題的討論時，章先生與我討論，鼓勵我發表意見。章先生強調，“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堅定了我對中醫學自信、自強、自立的決心，成為一生的座右銘。 我1957年到中央人民醫院中醫科時，徐衡之先生是主任。他提出，中醫對西醫方法要“心知其意，不為所囿”，臨床上中西醫結合取得良好療效。我在一流西醫院里開設中醫門診，創建中醫病房，1958年秋在北京醫學院開設《中醫學概論》課程，推動醫院臨床各科更廣泛的中西醫合作，均得益于徐先生的支持。 另外，元末明初的醫學家王履樸素求實、敢于懷疑的精神，對我影響也很深遠。 黃學陽：您提出“中醫研究”不同于“研究中醫”，發出“醫學不能拜倒在科學的腳下”吶喊，對中醫學術界震動很大。大家都很好奇，您是怎么能提出那么多獨樹一幟、振聾發聵的觀點？ 陸廣莘：我是帶著探究中西醫論爭的心理步入中醫學殿堂的。在20世紀初期，梁啟超曾說過：“中醫盡能愈病，總無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胡適也說：“西醫，能說清楚他得的什么病，雖然治不好，但是西醫是科學的。中醫，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說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醫不科學。”為什么一些著名人士對于中醫學會有這樣的論斷？我一直在研究。 我1983年開始搞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提出“中醫研究”、“研究中醫”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不能互相代替，只能互補互滲，主張自主的“中醫研究”。“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中醫學欲尋發展與出路，首先就是求其“本”。 楊志敏：您對現代醫學模式有很精辟的批判，提出“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氣，用生生之具，謀生生之效”的高度概括，讓人佩服。 陸廣莘：從1993年開始，國際上興起了“醫學目的”大討論大反思。關于《醫學目的再審查》國際研究計劃報告指出：當代世界醫療危機，一是醫療費用不斷上漲，二是醫療社會服務分配不公。出現現在這種“藥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的困境，根源來自近代醫學模式，即針對疾病的技術長期統治醫學的結果。 究其根源，近現代西方科學是物質科學，用八個字可以概括其診療思想：努力找病，除惡務凈。疾病醫學模式發展帶來兩方面問題，一是加速藥物淘汰，如過去用青霉素，一天5萬到10萬單位，現在卻要800萬到1000萬單位；另一個是病人對糾正病理的藥物產生依賴，如降血壓、血糖的藥必須常吃，一旦停吃，血壓、血糖即刻上去。又比如，對高血壓患者使用降壓藥，按理發展為心血管病患者的數量理應減少了，實際上，中風的病人、充血性心衰的病人減少了，但缺血性腦病、缺血性心臟病增多了。而且細菌病毒極易產生抗藥性和異化，藥物淘汰速度越來越快，新藥研制費用也越來越高，醫療費用不斷上漲，這就陷入了惡性循環。你看美國的醫療費用，非常驚人。 呂玉波：中醫在這方面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您如何看待中西醫區別？ 陸廣莘：我曾經概括為，“中醫學之道是養生治病，必求于本為主旨的生生之道，是辨證論治的發現和發展人的生生之氣，是聚毒藥以供醫事轉化利用為生生之具，是通變合和、謀求實現、天人合德、生生之效的健康生態的實踐智慧學。” 中醫并非萬能，所有醫學都不是萬能的，真正治好病的是人的自我調節能力。醫學的目的在于“救人”而不是單純的“治病”。中醫治病把重點放在提高人本身的痊愈能力上，而不是簡單地用藥物殺死病毒。190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發現，錐蟲紅能殺死錐蟲。但在人體內，殺死同量錐蟲，藥量僅為實驗室藥量的1/6，省去的5/6藥量就是人體內的自身康復能力。中醫的研究方向就是發現這個5/6，依靠和發展這個5/6。這就是中西醫的最大不同。不要把所有的疾病都看作是敵人，比如發燒，其實是人體機體抗病的一種反應，而大量地、長驅直入地使用抗生素把病毒和細菌壓下去，其實會加速病毒變異，制造出新的病原體。 譚志健：您用中醫的思維方式處理問題，曾經在坦桑尼亞引起轟動。 陸廣莘：那是在1987年，中國派專家組到坦桑尼亞幫助他們治療艾滋病，我是專家組成員。會談中，對方提問：“中國有艾滋病嗎？”“你們見過艾滋病嗎？” 我回答：“中國沒有艾滋病，但我堅信艾滋病是可以戰勝的。”他們一片嘩然。殊不知，中醫不是去治療某種病毒或者細菌，而是治被病毒感染的人，中醫始終以這種“不變應萬變”的治人之法，迎接新出現的疾病。具體說來，中醫的“治人之法”就是調節病人本身抗病反應的動力機制。當時在肯尼亞有個紅燈區，其中的婦女卻很少有感染艾滋病的，這說明人體能夠產生對艾滋病的抵御能力，治療的關鍵就是要把這種能力調動起來。所以我們在坦桑尼亞開起了中醫治療艾滋病門診。 楊志敏：什么樣的醫學模式更適合人類發展？ 陸廣莘：“醫事”有三等，上醫醫國，醫未病之病，重在生態和養生；中醫醫人，醫欲病之病，重在穩態和保健；下醫醫病，醫已病之病。中醫注重認識人的防衛功能、抗病能力、調節能力。 中醫向疾病醫學學習是沒錯的，但把中醫傳統貶低為疾病醫學，就成了下醫。我從養生角度告訴大家，不要誤以為醫生必須開藥，必須要求病人非打針不可。要站在健康醫學的角度，治病于未病。中醫實際上是養生醫學，是關于“生”的醫學。中醫思想融合在了百姓生活中，比如藥食同源，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傳統文化與醫學思想是聯系在一起的。養生不僅僅是醫學的一部分，而恰恰是醫學的指導思想。 中醫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與影響日益擴大，這是中華民族對世界醫學的貢獻，是我國具有原創性優勢的學科。如果中國百姓反倒不能享受這樣成本低廉而且有效的醫學，會是多大的損失與諷刺？ 陸廣莘認為，養生之道，主要是胸懷要寬廣，心態要健康，對世事少計較，追求高遠的目標。他特別強調，可以“帶病延年”。“人老了，都會有病。個別‘零件’有問題，大致是健全的就行了。” 他認為，老年人不要激烈運動。“我是1952年北醫足球隊的，年輕時代的體育運動，對后半輩子有很大作用。老了反而不要鍛煉太多，骨頭不靈了。”他走路快，因為健步行走可以把下肢的血液泵到大腦。“腦為元神之府”，大腦供血、供氧情況直接標志著人的健康和衰老狀況。 陸廣莘強調老年人脾胃消化不好，要“吃得少、吃得慢”。他1958年做過一個試驗，讓50個糖尿病人嚼半小時海綿吐掉，結果所有人的血糖、血脂都降了，說明咀嚼可以降血脂、血糖，防止糖尿病。吃飯吃得很快，就會血糖升高，慢慢吃，飯后再活動活動，就不容易造成脂肪積存。一個人能夠活動活動，并且注意咀嚼，大腦退化就可以比別人晚幾年。 他現在一天三餐很簡單。早飯一碗粥，兩個茶葉蛋。午飯一直是一個饅頭，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飯，就是一盅啤酒，一塊魚，還有花生米、西紅柿、黃瓜。有時晚飯只吃水果餐，比如吃桔子時要吃桔絡，一是粗纖維，二是舒肝理氣。 他推薦，保健品就吃“四味藥”。吃一包“補中益氣丸”和“加味逍遙丸”，可以抗抑郁，一個禮拜吃兩次。感冒了、拉稀了，皮膚過敏了、蕁麻疹了，用“防風通圣丸”。再加一個“六味地黃丸”，家庭常備就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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