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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值得認同的“城市記憶”，應該是人類共同的記憶。而在現(xiàn)實的城市發(fā)展中，很多“城市記憶”物化為現(xiàn)存的城市景觀，成為具有城市文化特色的“歷史地段”。正如故宮、天壇對于北京；西湖、靈隱寺對于杭州；外灘、豫園對于上海；中山陵、夫子廟對于南京、瘦西湖和“煙花三月”的概念對于揚州一樣，城市的歷史積淀，既是城市本身的記憶，也是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賦予城市以個性化的生命。 “城市記憶”——“城市文化資本”的構成要素一城市是人類記憶的集中地，是人類記憶文化的大“容器”。芒福德認為：“在城市發(fā)展的大部分歷史階段中，它作為容器的功能都較其作為磁體的功能更重要：因為城市主要地還是一個貯藏庫，一個保管者和積贊者。……城市社會的運動能量，通過城市的公用事業(yè)被轉化為可貯存的象征形式，從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國哲學家）到W·M·惠勒（W·M·Wheeler）的一系列學者都認為，社會是一種‘積累性的活動’，而城市正是這一活動過程中的基本器官”。[i]城市是一個文化容器之說，鮮明地揭示了城市在人類文化進化方面的作用與功能，縱觀人類城市的發(fā)展，我們可以看到，最新的人類文化成果總是產(chǎn)生在城市里，無論是西方古希臘羅馬城邦創(chuàng)造的人類文化奇跡，還是同時代中國春秋戰(zhàn)國文化黃金時代創(chuàng)造的“百家爭鳴”的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始終是一種資本存在形式，而沒有被人們所正視。本文論及的“城市文化資本”的概念，是受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啟迪和影響，并從個人文化資本——教育和相關文化資源的意義上，延伸到“城市文化資本”。從文化資本意義上認識城市，我們會發(fā)現(xiàn)城市又有一個全新的世界和層面，包括新功能的演繹。[ii]“城市文化資本”的提出，在一定意義上是強調城市業(yè)已存在的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財富的“資本性”意義，如城市自身歷史的物質文化遺存，流芳千古的人物及精神價值，以及城市自身創(chuàng)造的一系列文化象征與文化符號等，都具有鮮明的資本屬性和資本意義。[iii]在這一認識角度上，芒福德的學術觀點進一步證明了“城市文化資本”的存在與價值。“用象征性符號貯存事物的方法發(fā)展之后，城市作為容器的能力自然就極大地增強了：它不僅較其他任何形式的社區(qū)都更多地聚集了人口和機構、制度，它保存和留傳文化的數(shù)量還超過了一個個人靠腦記口傳所能擔負的數(shù)量。這種為著在時間或空間上擴大社區(qū)邊界的濃縮作用和貯存作用，便是城市所發(fā)揮的獨特功能之一，……愛默生（R·W·Emerson,1803-1882,美國著名哲學家，散文作家和詩人）講得很對，城市‘是靠記憶而存在的’。”[iv]伴隨著城市的發(fā)展歷程，城市留下片片記憶，而這城市記憶是可以信手拈來的，如巴黎的凱旋門、埃菲爾鐵塔；北京的長城、前門；西安大小雁塔等，這些“城市記憶”成為一種歷史的象征，既是城市所屬的財富，也是人類社會的財富，并以城市文化符號形式和“城市文化資本”形式存在與發(fā)展著。僅就中國城市而言，幾千年華夏文明積淀下來的以北京為代表的“京派文化”、以上海為代表的“海派文化”，以香港為代表的“港派文化”均構成巨大的無形資產(chǎn)與“城市文化資本”形式，而且這些資本形式具有唯一性和壟斷性的資源屬性，自身既產(chǎn)生永續(xù)的人文意義與情節(jié)，又具有無限的與時俱增的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價值，甚至在很大程度還構成了個人“城市文化資本”與文化心理符號。 “城市記憶”是被集體感知的文化認同。一座城市就如同一場戲劇，無數(shù)種要素構成了城市存續(xù)過程，城市的主體是人，城市中了存在著戲劇情節(jié)——主角和配角、高潮和低潮，這些人的活動與城市的場域構成“城市記憶”活的要素，因而使城市生活顯得豐富多彩。城市景觀中的各個部分，組合成一個相關的模式，猶如一個舞臺，“城市記憶”可以被視為是具有可讀性的（legible）。在人們心目中存在著的“總意象”（capsule image），也可以視為“整體感知”，我們把這“總意向”或“整體感知”可以看作是“城市記憶”的集中表述，即一般人對“自我經(jīng)驗”或“他人經(jīng)驗”的一種認同或“共享認同”及感受。“總意象”即把整個城市作為一個單元所給予人們的總體印象，構成城市的“整體記憶”，如廣州是“花都”，哈爾濱是“東方莫斯科”、蘇州是“東方的威尼斯”，這是歷史的經(jīng)驗，也是個人的記憶，同時也是城市個性的要素特征，這種“共性感知”通過一個共性認同的語言的總結，把一個城市最有代表性、是主要的特色意象特色劃出來，最終形成城市的“集體記憶”。 “城市記憶”作為人類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和感知，或者作為一種研究對象，在城市設計者與建筑設計者眼中早就被提到重要位置，城市美學、建筑美學、景觀美學等研究都是從不同的層面在研究“城市記憶”的要素。在事實的發(fā)展中，城市社會的轉型與“城市記憶”重新構建的矛盾是非常明顯的。如當城市古典意義上的建筑文化區(qū)或建筑文化群群應該受到保護時，現(xiàn)代城市市民的新型居住生活就要受到某種影響；當人們在追求城市回歸自然城市時，城市的街區(qū)和建筑正在以汽車作為交通的主體進行規(guī)劃。人文情愫的缺失和城市記憶的喪失，正在中國的城市中發(fā)展著，而這種“城市記憶”的喪失，也是“城市文化資本”的流失。 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城市記憶的價值，面對城市文化資源，不能僅僅把它看作資源，而應該視為一種獨立存在的“城市文化資本”，亦如西湖對于杭州城市一樣，人們世世代代可以享用這種資本。認識“城市記憶”的“城市文化資本”還意義在于，通過對城市文化資源的再挖掘和整理，創(chuàng)造城市的“城市文化資本”，并使個體“城市記憶”成為世界的“城市記憶”，進而推動城市文化、城市精神和城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 從城市社會學、城市文化和城市人類學的意義上來看，城市本身具有人格化的意義，既存在著具體的精神與“持久來的‘性情’形式”，也存在著客觀狀態(tài)的“文化資本”形式，包括經(jīng)濟學意義的“文化資本”。同時，城市還存在著“體制狀態(tài)”、客觀“文化資本”與財富，從“文化資本”的運作意義上，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獨有的文化資源，而這一資源可以轉化為“城市的文化資本”。[v]我們可以這樣說，“城市文化資本”與經(jīng)濟資本的一個屬性差異是，“城市文化資本”是人類的精神與物質文化的一種新意涵，集中體現(xiàn)著人類文明物質進化的進程，集中體現(xiàn)著人類精神積累的價值本質。 在純粹的文化資本意義上，城市本身就是人類文化資本的集中地，并有著對人類文化資本吸納和保存能力，縱觀人類文化歷史腳步，城市是人類文化精華的載體。每一座城市都有個性化的自然空間、個性化的人文景觀和個性化的歷史遺存，這些本來就可以直接轉化為城市的經(jīng)濟、社會與文化資本，如有特殊文化意義的旅游景觀、有特定歷史與美學意義的建筑等，都具有“城市文化資本”屬性。對城市歷史文化的保護與創(chuàng)新，也是“城市文化資本”的一種運作。如僅從城市“歷史地段（Historic District ／Historic Site）”這一概念來分析，在城市管理、城市規(guī)劃、城市社會學等方面的意義非常重大，即必須把城市分解出或結構性地分化出“城市文化資本”的“靈魂”所在，即歷史的、現(xiàn)實的、物質與人文精神文化的核心性與存在意義。所謂城市的“歷史地段”即是能夠集中反映城市自然景觀演變、歷史文化發(fā)展、社會人文精神和歷史文化精華的，并包含著城市歷史的特色、特質和景觀意象的地區(qū)，是城市價值與城市人的心理歸宿要素，是“城市記憶”的物化形態(tài)，離開這個歷史地段，城市特定的歷史文化屬性就沒有了。亦如“故宮是北京的一個文化與價值符號，北京的主要文化與價值符號是故宮”一樣，這種特殊“歷史地段”是城市的“別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代表城市的意義上是可逆的。有價值的歷史地段是重要的“城市文化資本”。“歷史地段”包括自然景觀區(qū)、傳統(tǒng)建筑群、老街道、具有景觀意義的街區(qū)、歷史風貌區(qū)、政治景觀與宗教文化景觀等。美國在城市建設中，很注意“歷史地段”意義的運用，在《美國歷史地點注冊法》中規(guī)定：“歷史地段的意義是指一個有地域性界限的范圍——城市的或鄉(xiāng)村的，大的或小的——由歷史事件或規(guī)劃建設中的美學價值聯(lián)結起來的敷地、建筑物、構筑物或其他實體，其意義上有凝聚性、關聯(lián)性或延續(xù)性。”“城市文化資本”的“頑固性”，“城市記憶”越久遠，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使“城市文化資本”“增值”，越具有歷史與人文精神的“城市文化資本”越具有資本再積累的功能與價值。 “城市記憶”——城市永續(xù)發(fā)展的“文化動力因”城市文化是城市發(fā)展的新的“文化動力因”，而這一“文化動力因”具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特點。當代中國經(jīng)濟與社會的發(fā)展，正在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中國正處在城市社會來臨的前夜，目前形成的世界化潮流，其競爭形式，既表現(xiàn)在國家間的競爭，也表現(xiàn)在城市間的核心力競爭，創(chuàng)造新城的城市“文化動力因”，就是在創(chuàng)造城市新型的核心競爭體系。認識、保留、開發(fā)“城市記憶”，最終的目的是創(chuàng)造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文化動力因”。 城市是大眾的記憶，大眾記憶的是城市的記憶。“城市記憶”在長期的社會發(fā)展中，會形成文化特質、文化叢、文化鏈、文化圈、文化行為和文化模式等，在這些文化的表現(xiàn)系統(tǒng)中，城市文化模式在社會文化表現(xiàn)上，在公眾心目中往往會中會形成濃縮的、概括性語言，這些濃縮的、概括性語言往往是大眾對“城市記憶”的總體感知。人們對于”城市記憶”的感知，往往是通過觀察、觀看獲得的，“所謂‘觀看，就意味著捕捉眼前事物的某幾個最突出的特征。例如，觀看天空主要捕捉的是天空的蔚藍色，觀看天鵝最注意的是它那彎曲的長頸……在觀看中，僅僅是一個由幾條簡略的線條和點組成的圖樣，就可以被看作是一張“臉”。[vi]城市的形象，在多數(shù)場合是被觀看和觀察而印在人們心中的，城市在大眾的“觀看”中，“從一件復雜的事物身上選擇出的幾個突出的標記或特征，還能夠喚起人們對這一復雜事物回憶。事實上，這些突出的標志不僅足以使人把事物識別出來，而且能夠傳達一種生動的印象，使人覺得這就是那個真實事物的完整形象。”[vii]“城市記憶”往往成為城市形象突出的要素，而被人們所觀察。 城市的“集體記憶”是社會多數(shù)人的感知的結晶。“城市記憶”是人類感知的總結，城市作為人的外部感知整體，具有“客體巨大”的表現(xiàn)性，人們對作為客體的認知總是信息不匹配，或形成人的個體的“外部感知不完整”，而“城市記憶”是在“外部感知不完整”的事實下，所給予人們的不完整的整體概括。當然這種不完整是相對概念，或許這種“外部感知不完整，恰恰是城市特質一種效應或特持的文化升華。我們強調人對”城市記憶”感知的個人文化背景、心理文化結構和城市中的“個人遭遇”，或可稱為“個體的城市情結”，都會明顯地影響“城市記憶”的認知與傳播。通過大眾流行的“城市外部認知”，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對城市的理解“包含情感的感知”，包含著“審美地產(chǎn)生能動性”，對城市的直覺、想像、感覺隨處可見，人們在對“城市記憶”的表述上，最常見的話語是：“這個城市很美”或“這個城市一點也不美”，人們對城市的審美具有從“審美地產(chǎn)生能動性”方面，表現(xiàn)了“城市記憶”作為美學意義的特殊傳播，即大多數(shù)人都有過對城市美、”城市記憶”感知的“經(jīng)驗世界”。這個“經(jīng)驗世界”可能來自自己的直接感受、直接感覺，也來自文獻上或傳媒的影響，個體的主觀“城市記憶”是城市總體感知傳播的文化要素和載體：有人說：北京太大，官大、城大、門面大、口氣大、院落大、輩大；上海太擠，路上擠、購物擠、房子擠、錢袋擠、情人擠、擠外人。另外一些城市是廣州太鬧、沈陽太臟、南京太熱、成都太陰、深圳太緊張。北京男性見人面稱“爺”，這是傳統(tǒng)都城文化中的“京官意識”所演化的“京民意識；有人說：城市像人。杭州如大家閨秀，蘇州似小家碧玉，南京猶是農(nóng)民進城，上海仿如洋場少婦（當然是舊上海），成都恰是寶釵初嫁，重慶頗似是徐娘半老，廣州若文君賣酒，武漢亦如木蘭從軍，廈門是純情少女，揚州是“小女出長成”。這種感覺雖然當代人的一種城市情結的再現(xiàn)，但是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城市記憶”感知是群體與個體共同創(chuàng)造并通過傳播的擴張而形成的文化要素。人們對認同的文化要素越來越多，往往成為社會傳播型的“城市記憶”模式，這既是可悲的，也是可感悟的。 城市的記憶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對新的城市，每一人都想獲得城市中最主要的意向和感覺。“城市記憶”的一部分在歷史的大浪淘沙中，被物化為城市景觀要素，城市文化景觀－－是一個城市歷史和城市文化模的象征符號，文化景觀（Landscape）在傳統(tǒng)社會中，是人類社會某一群體為滿足某種需要，利用自然條件和自然所提供的材料，有意識地在自然景觀之上疊加了人類主觀意志所創(chuàng)造的景觀。在現(xiàn)代社會里，城市文化景觀是大眾的產(chǎn)物。由于不同的人類集團和階層的人有著不同的文化需求和背景，因此，文化景觀也因分化的群體的不同而不同，具有多元化的發(fā)展趨勢。從一個特殊層面在來認識，文化景觀是某種群體的文化、政治和經(jīng)濟關系及社會發(fā)達水平的反映。文化景觀的最低存在價值意義是人類衣食住行、娛樂和精神需求的補償，最高存在價值意義是表現(xiàn)為不同群體的政治觀念、價值觀念、人文精神和宗教觀念。從城市文化景觀的整體上看，城市文化景觀以“城市記憶”的形式，反映著不同城市物質與精神的文化差異。 “城市記憶”是城市文化景的發(fā)展特質，有些城市的文化景觀就是城市歷史的直接記憶，因此，城市文化景觀具有某種歷史定位的符號象征功能，在城市中自然形成一定方式的發(fā)展序列，西方學者稱之為景觀“相繼占有”的文化現(xiàn)象。如果從認識上把城市作為一個藝術品來開發(fā)，城市本身即是文化景觀的集合體。在“城市記憶”整合與“城市文化資本”的運作體系內(nèi)，城市所有的要素都具有景觀性，日本人把城市街道的各種要素稱為“城市家具”。關鍵是在城市文化景觀的建設上，幾乎所有的城市都經(jīng)歷了急功近利的過程，城市越現(xiàn)代化，城市的整體風格越雷同越相像，在中國我們能夠感覺到農(nóng)業(yè)社會在向工業(yè)社會過渡的城市景觀變遷，城市景觀共性是：高樓、高架道、過寬的馬路、汽車流、金屬裝飾、豪華的大型商業(yè)設施、相似的建筑風格及風格一致的裝飾……。上海的高架路給我們以現(xiàn)代化大都市的感覺，同時，也給了我們“城市水泥森林”的悲哀，這正是我們在尋找“城市記憶”的原因。 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應該從“以人為本”向“人與自然和諧為本”轉型”。城市中的任何建筑和任何文化景觀，一旦成為城市的一個文化景觀要素，就必然決定和影響著其他后出現(xiàn)的文化景觀的選擇形式和存在形式。因為有了歷史的文化景觀，很多城市的文化景觀的設計與開發(fā)，就不得不遵循于歷史文化景觀的要求，或是不能超過以往文化景觀的高度，或是不能破壞這一景觀的內(nèi)涵，因此，近一百多年來，幾乎所有的國家都經(jīng)歷了如何保存和保護城市傳統(tǒng)歷史文化景觀的問題討論。后工業(yè)社會國家在城市文化的表現(xiàn)上有兩種狀態(tài)，一種前沿性的城市技術發(fā)展，如城市建筑的新材料、新技術等；一方面朝著生態(tài)化和回歸自然化方向發(fā)展。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的“小橋，流水，人家”的天人合一的情景，正在西方后工業(yè)社會中興起。 各種建筑要素通過空間關系的變化組合成城市特有的文化景觀，人們對城市景觀感知并不是因為這種景觀的存在，而認同建筑者的意圖和設想。在同樣的城市景觀面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甚至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解釋。城市景象與反映在人們頭腦中的東西并不完全一致，往往經(jīng)過個體文化篩選，這是因為人們頭腦中存在著所謂的“意境地圖”（mental map），不同的對這種意境地圖包括著不同的心態(tài)加以解釋，如果這種解釋偶然與景觀的意外功能結合，往往形成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特別是成為一個城市中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如南京新街口曾有一個“三把鑰匙”的雕塑，城市市民有多種理解，或理解為“三面紅旗”或理解為“三把菜刀”，最終而被遷移，成為忘卻的記憶。這主要是由于每一個人對自己的環(huán)境都有自己個性化的心理和生活需求，因此，對城市景觀的景象，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和選擇。城市文化要素在城市發(fā)展中沉淀，只有那些經(jīng)過歷史考驗的文化景觀，結果為真正的“城市記憶”時，城市文化才最終能夠成為城市人共同的心理文化符號而成為城市的永續(xù)發(fā)展動力。 回歸城市記憶——城市人的心理文化結構城市魅力是三度空間與時間整合的結晶。長城、故宮、天壇……長篇而陳舊的古代史的筆墨重重地烙在北京這座城市上，所以上蒼賦予了北京以大氣。外灘、南京路、匯豐銀行、和平大廈、國際飯店……屈辱的近代租界史所幸?guī)淼氖墙?jīng)濟和貿(mào)易，所以上蒼賦予了上海以國際型開放式的繁榮。城市的創(chuàng)造力和城市精神，如果離開了歷史文脈的延續(xù)，城市就會沒有記憶，沒有記憶的城市必定是蒼白的城市，文脈傳承的蒼穹史命賦予每座城市無法再造的氣度！蒼桑的金陵，十朝古都盛衰遺留下中山陵、夫子廟，南京曾經(jīng)的大氣與繁榮，影影綽綽。強烈的歷史感觸動南京的驕傲，構筑出南京自己的片片記憶。空間是時間的切面，城市記憶是城市時空的結晶。亦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記憶一樣，城市歷史的痕跡蘊藏在城市的每個角落。對于杭州，靈隱寺、西湖是他們的記憶，而對南京的記憶，無論本土或外鄉(xiāng)人，中山陵、玄武湖、夫子廟都會泛起熟悉的記憶，夫子廟已成為每位南京人的文化背景和南京城市的文化底蘊，這就是城市的記憶、底蘊和本原。南京的古都記憶形成的景觀，形成“城市記憶”的物化文化，并與城市的現(xiàn)代街區(qū)形成新的時空對話，這種對話有著更為激進的本質，歷史和現(xiàn)實在這里遭遇了最為有力碰撞。 空間是品味的力量，空間是結晶化的時間。空間塑造一個人的氣質，空間增值感所強化的“城市記憶”，影響著我們城市的未來價值，吸引著更多的人去融入文化的河流中。人們可以假設，假如南京沒有夫子廟、沒有玄武湖、沒有中山陵……。 城市的記憶往往與現(xiàn)代摩天大樓一線相隔，即擁有歷史也擁有現(xiàn)代。出于保護傳統(tǒng)遺跡，夫子廟附近應該限高，在這一地段的特有的符號意義上那么任何一座建筑都可以為一個地標性的建筑，成為傳統(tǒng)城市記憶的風景線，在這里“城市記憶”的價值在歷史中成長。 我們抬眼看看世界：日本的奈良是世界歷史文化名城，這個城市的精英群體曾提出這相一句名言：奈良是日本傳統(tǒng)的文化的守護者。 應該說，在日本的奈良的確能夠強烈地感受到日本文化的存在和氛圍，現(xiàn)代化的東京不象日本。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是一次世界空前的城市化運動，很多城市變了模樣，很多城市傳統(tǒng)的、優(yōu)秀的文化和“城市記憶”正消失，保護中國的“城市記憶”文化已經(jīng)迫在眉睫，南京作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應該當仁不讓的承擔起守護中國城市傳統(tǒng)文化的責任。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如果南京能夠真正提出把南京作為中國城市文化的保護者、守護者、創(chuàng)新者，其世界意義和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城市記憶是可以穿越時空的價值符號，既擁有過去，也擁有現(xiàn)在，更擁有未來。
[i]劉易斯·芒福德；宋俊峻等譯者.城市發(fā)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北京：中國建筑出版社，1989.74 [ii]“文化資本”從原意上是對個人或群體而言的表現(xiàn)為知識或思想形式的財富，它支持著身份和權力的合法性。布爾迪厄（Bourdieu）提出的文化資本的概念擴展了馬克思經(jīng)濟資本的概念。人們認為擁有文化資本的人能對其他群體行使一定的權力，而這種形式資本可以獲得想要的職業(yè)、地位，并且可以獲得更大的經(jīng)濟資本，并使這種經(jīng)濟資本獲得合法化的社會意義。在揚善華主編的《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一書中對布爾迪厄文化資本進行說明與介紹：“所謂文化資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動傳遞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條件下，這些文化資本可以轉化為經(jīng)濟資本，并可以通過教育證書的形式予與制度化。文化資本有三種形存在形式：一是身體化的形態(tài)，體現(xiàn)在人們身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性情傾向中：二是客體化形態(tài)，體現(xiàn)在那些文化物品之中（例如書籍、詞典、機器等）；三是制度化形態(tài)，體現(xiàn)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諸如教育的資格認定方面的規(guī)定）。……而且文化資本與經(jīng)濟資本更頑固，這一點特別體現(xiàn)在文化資本積累上。”揚善華主編.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84-285 [iii]美國學者弗雷德理克·詹姆遜在《文化轉向》一書對“文化與金融資本”進行研究分析，他認為：“至于抽象問題——金融資本是其中的一個部分——也必須從它的文化表達上去理解。弗雷德理克·詹姆遜；胡亞敏等譯.文化轉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39-140. [iv]劉易斯·芒福德；宋俊峻等譯者.城市發(fā)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北京：中國建筑出版社，1989.74-75 [v]布爾迪厄認為：“在客觀化狀態(tài)中的文化資本會呈現(xiàn)一些特征，這些特征只有放在與具體化的文化資本關系之中才能被定義。在物質和媒體中被客觀化的文化資本，諸如文學、繪畫、紀念碑、工具等等，在其物質性方面是可以傳遞的。”布爾迪厄；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8 [vi]魯?shù)婪?/span>·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0 [vii]魯?shù)婪?/span>·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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