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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是“對人生虛妄的抵抗” ——付秀瑩訪談錄
李德南：讓我們循例從你的寫作之路談起，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文學創作的？你曾讀過文學的研究生，按常規而言，很多人會一路讀下來，先碩士，后博士，畢業了留在高校，從事學術研究，但你最終選擇了寫作。這里面是否有什么機緣？ 付秀瑩：真正意義上開始發表小說，是在2008年。那時候還在讀研，無知無畏，一上手就寫長篇。我讀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原來的想法也是想做做學問，但后來還是陰錯陽差的，搞起了創作。一個偶然的機緣是，在研二的時候接受了一個命題作文式的長篇任務，跌跌撞撞的，吃了不少苦頭，受了很多煎熬，卻也因此引發了對小說的好奇心，開始嘗試。 李德南：創作與研究，無高低之分，要緊的是選擇適合自己的，從中得滋養，得樂趣，發揮個人才能。由“好奇心”開始，在小說創作的路上越走越遠，其中的機緣，想來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你看來，今天成為一個小說家需要有哪些準備？或者說，一個小說家應具備怎樣的教養？雖然你如今并沒有從事學術研究，但是曾經的學院訓練是否給你的文學創作帶來影響？
付秀瑩：一個小說家需要有哪些準備呢，大約，首先應該是對世事的敏感，對生活有好奇心。小說家 李德南：學院教育的意義，更多是為一個人的問學提供平臺和便利吧。的確，寫作跟學歷沒有必然的關系，學術研究也同樣如此，但是不管是寫作還是研究也好，最終跟一個人的學識、修養又有很大關系。你所說的稟賦、天分、才華、性情以及耐力，等等，我覺得對一個人的作品的底色有決定性的作用，學識與修養則決定著一個人及其作品的視野和境界。也可以說，在剛剛開始寫作時，稟賦、天分、才華、性情是非常重要的，比學識和修養要重要得多；而對于堅持寫作來說，對于如何寫得更好而言，耐力、學識與修養同樣必不可少。 我最早讀你的作品，讀的是《愛情到處流傳》這一篇“流傳”很廣的作品，后來又陸續到了你的《花好月圓》、《小米花開》、《舊院》、《遲暮》、《綠了芭蕉》等等，讓我想起不少學者關于抒情傳統的論述。陳世驤曾經認為，“中國文學的榮耀并不在于史詩；它的光榮在別處，在抒情的傳統里……以字的音樂作組織和內心獨白作意旨是抒情詩的兩大要素。中國抒情道統的發源，《楚辭》和《詩經》把那兩大要素結合起來，時而以形式見長，時而以內容顯現。此后，中國文學創作的主流便在這個大道統的拓展中定型。所以，發展下去，中國文學被注定會有強勁的抒情成分。”普實克、高友工、王德威等學者也認為，抒情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特質，或是理解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重要維度。我覺得，你的寫作參與了抒情傳統在當代的重構，你遣詞造句、經營意象的方式，可看出對文學傳統的傳承，但小說中人物的精神意識又是非常現代的。你的寫作受益于中國古典文學，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好奇的是，在你看來，西方文學對你的影響到底是怎樣的？
付秀瑩：參與抒情傳統在當代的重構，我把你這個評價當作很高的贊譽。但其實做得還遠不夠。我也很贊同陳世驤先生所說的，中國文學的榮耀和光榮，確實在抒情傳統中。從審美趣味上，我對這些幾乎是一見鐘情， 李德南：你的《花好月圓》、《舊院》、《愛情到處流傳》等作品發表后受到廣泛關注，這些作品，也包括你最近發表的《綠了芭蕉》，都很有辨識度。你的《對面》、《出走》、《幸福的閃電》、《你認識何卿卿嗎》、《那雪》等，也是非常不錯的作品，但發表后好像得到的關注的程度沒有前一類作品高。也許是因為文壇對一個作家的接受，也包括批評界對一個作家的關注，會有風格上的考慮。最有個人風格的那部分作品，總是格外受歡迎。你如何看待一個作家的寫作風格？風格對一個作家來說重要嗎？
付秀瑩：一個作家有自己的風格，固然是好的。風格就是個性吧。相較于風格，我其實更喜歡另外一個詞，氣息。 李德南：如何看待你的職業和你的寫作？徐則臣曾經講過，作為一個編輯需要讀大量不怎么好的稿子，這會對寫作造成干擾。每次在寫作時，他會選擇讀一些非常好的作品，以順利地進入寫作狀態。你是否也遇到類似的困擾？ 付秀瑩：我倒是沒有這樣的困擾。相反的，讀了大量的平庸的稿子，倒激發起自己的寫作欲望了，所謂的技癢，大約就是如此。可能人有時候需要這種，怎么說，叫做自信也好，叫做斗志也好。讀了非常好的，好到令人難以企及的，因為驚艷，也因為震撼，有時候會是絕望，覺得，有文在此，不寫也罷，反而會有審美的眩暈，短暫的休克，很難輕易回到自己的寫作中來。在《小說選刊》做編輯，算是職業讀者，每個月要讀大量小說，好處自然是視野寬闊一些，現場感強一些。壞處是，總需要下判斷，對小說這件事就更清晰一些。清晰絕非好事。寫小說最好的狀態，是渾沌。這也算是一種干擾吧。 李德南：你的《舊院》從一個家族入手，寫人，寫世情，寫一個地方的風俗，我讀后一直印象深刻。我覺得這篇小說的題材和結構都非常適合寫成長篇，但最后呈現的卻是中篇的形式。你是否更偏愛中短篇小說的形式？在你看來，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在寫法上有哪些差別？ 付秀瑩：究其實，可能還是更偏愛中短篇吧。尤其是短篇，我尤為鐘愛。到目前為止，我寫的最多的，也是短篇。總覺得，人生也好，生活也好，是由無數個片段組成，短篇或許更能傳達生活的某種意味。一個眼神，一個小動作，一段小心思，有時候只是一聲嘆息，就有可能隱藏著一個短篇。中篇容量更大一些，結實有力，或許是好的。短篇則要空靈，不說的比說出的還要多。長篇該是渾沌的，有煙云繚繞，一言難以道盡。就我個人來說，寫短篇更過癮，速度，激情，燃燒，不斷的開始，危險的一次性，十足的挑戰性。短篇的藝術難度大約是最大的。
李德南：從目前的狀況來看，70后作家顯然更偏重也更擅長寫作中短篇小說，并且有不少作家的作品從世界文學的范圍來看，也不比其他國度的同齡作家遜色。相比之下，有厚度、廣度與深度的長篇并不是特別多——國外的情況也大抵如此。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你打算從事長篇小說的寫作嗎？ 付秀瑩：這一現象其實也很正常。大作品的出現，總是需要一個長期的積淀，這跟才華、閱歷、心性有關，也跟機緣有關。這一代人缺少好作品、大作品，是時候未到。大環境浮躁，倘若定力不夠，出大作品就很難。我正在寫長篇，已經基本完稿了。但究竟如何還是讀者說了算。 李德南：你更喜歡鄉土中國還是城市中國？今天的鄉土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困境，你的《六月半》、《舊院》等等也觸及這個問題。面對鄉土中國的衰落，你是否覺得難過？ 付秀瑩：我從鄉村走出，至今還有眾多親人在鄉下。要論情感，肯定是鄉土中國更讓我覺得親近。雖然在城市里生活的時間更長一些。在《舊院》里，我對于鄉村更多的是眷戀。是誰說過，故鄉是用來懷念的。而其實，對于現實中的鄉村，我感情復雜，又愛又痛。痛是痛心，難過。我越來越深切感到，記憶中的鄉土早已逝去了。而當下的鄉土正在衰落，田園將蕪，或許將永不再來。這一種痛是撕心裂肺的痛，又無力，又悲哀。 李德南：今天的中國，正在由鄉土中國向城市中國轉型，而且因為有意識形態的配合，這種轉型顯得尤為果斷、迅猛。我不是社會學方面的專家，但我總覺得，這種大面積的甚至是全面的轉型是有問題的。難道一定要把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都納入城市的范疇么？應該警惕這種城市主義意識形態，在現實和價值的層面肯定鄉村的價值，讓鄉村擁有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不必一味向城市看齊。如果在將來，所有人都生活在城里，鄉村徹底消失了，這無疑是很可怕的事情。 繼續回到文學的話題，在有的人看來，城市是缺少詩意的，尤其是缺少靜穆的、諧和的詩意。城市給人的感覺多半是喧囂的，泥沙俱下的，但你經常能在城市中發現詩意。以抒情小說的形式來寫城市中國，是否遇到什么困難？ 付秀瑩：或許鄉村有一種自帶的詩性，田野，星光，鳥鳴，月色，這些都是可以入詩的審美符號。城市卻不然，鋼筋水泥，高樓林立，霧霾，擁堵，這一切似乎跟詩意毫無瓜葛。但是，文學是人學。城市也好，鄉村也罷，不過是人的生存場域。文學最終還是要回到人本身，回到人性本身。從這意義上，關鍵是小說家內心詩意的有無。 李德南：你如何看待“70后”這代作家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位置？如何看待代際作為一種批評話語？在你看來，這種話語方式是有效的嗎？
付秀瑩：代際劃分，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吧。為了言說方便做這樣的劃分或可理解。但個體差異太大了，作家的個體差異尤其強烈。這樣的劃分總是顯得過于粗糙和武斷了，因而有效性就值得懷疑。我們也將很快面臨著劃分上的尷尬，和言說上的更大的不方便。比如，90后，00后，10后，20后，如何指稱呢。其實，百年之后，或者幾百年之后，我們都是同代人。 李德南：文學批評對你的寫作有幫助嗎？在你眼中，理想的批評家是怎么樣的？ 付秀瑩：好的文學批評，是能擊中作家的痛處，或者搔到癢處。這樣的批評才讓心服口服。理想的批評家是作家的知己。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我確實曾有此幸運。 李德南：如何看待作家和讀者的關系？在你看來，理想的讀者應該是怎樣的？ 付秀瑩：作家和讀者，應該是對話關系吧。作家一腔廢話，總有氣息相投的讀者喜歡聽。理想的讀者，大概是能夠和作者共同參與創作，一部好作品的完成，需要理想讀者的參與。好作品的生命力，也需要理想讀者的不斷滋養。 李德南：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 付秀瑩：中國有偉大的文學傳統，面對世界文學，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力。相較于外面走進來的，我們走出去的太少了，這是一種嚴重的不平衡。 李德南：寫作經年，你從寫作中收獲最大的是什么？ 付秀瑩：內心的寧靜。對人生虛妄的抵抗。面對時間流逝，不慌張，不害怕。 李德南：接下來有哪些寫作計劃？ 付秀瑩：寫完這個長篇，鄉村敘事告一段落。可能要寫城市了。 李德南：期待你的更多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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