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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與后金交戰，一方面兵力不足，另一方面將領又心懷鬼胎，不能全力以赴，企圖保存實力。大家都明白，手中有兵，就是實力。一旦改朝換代，這就是籌碼。而大明的最后一個支柱，讓后金聞風喪膽的袁崇煥又讓崇禎皇帝殺掉了，大明軍隊就沒有了善于將兵，可以抵御后金進攻的將領了。 崇禎皇帝是大明王朝最為用功的一個皇帝，然后又是最為悲情的皇帝。剛愎自用，猜忌多疑，讓他頻繁更換大臣、將領，文臣武將很難得到他的長久信任。殘破的大明大廈岌岌可危，崇禎皇帝已經無法力挽狂瀾，雖然他想振作，先后啟用了袁崇煥、孫承宗督師遼東，又以洪承疇、孫傳庭、楊嗣昌等鎮壓農民起義，但是他對于這些文臣武將又不信任，不能放手讓他們去拼殺，反而處處牽制，這皇帝當得真累。
崇禎皇帝 后金對大明疆土虎視眈眈，不斷襲擾、攻擊，已經讓大明力不從心，幾次交戰，都是敗多勝少，難得遇到袁崇煥這樣的忠心耿耿，又有計謀，可以阻擋后金大軍的良將。假若放手讓袁崇煥指揮遼東軍隊，或許有勝算的機會，大明軍隊逆襲并非不可能。努爾哈赤、皇太極與袁崇煥交手都很緊張，努爾哈赤還被袁崇煥的炮火擊傷，最后一命嗚呼。遼東戰場的軍事態勢已經出現轉機，再讓袁崇煥經營幾年，或許可能直搗后金的興京。此次皇太極巧使離間計，竟然讓聰明一時的崇禎皇帝上了鉤，崇禎帝以“謀叛罪”殺了袁崇煥。遼東地區從此少了一位橫刀立馬，阻擋清軍入關的威武大將軍。 后金來勢兇猛，大明雖然軍隊比后金多得多，卻抵擋不住，政權腐敗、軍隊腐朽，戰斗力下降。與后金打則敗，不打更不行。 讓大明王朝感到頭痛的還不只是這些。打仗要增加軍費，錢從哪里來？增加田賦，增派三餉，大明的百姓負擔又重了，加劇了社會的矛盾。農民反抗集中表現為農民起義，李自成、張獻忠兩支農民武裝是其中最大的，對朝廷威脅最大。遼東要對付后金的攻擊，在山海關以內的地方，又要剿滅農民起義，崇禎皇帝太累，大明軍隊太累。
李自成 明末農民起義如火如荼，遍地開花。大明朝廷開始對全國農民起義圍剿甚是厲害，李自成、張獻忠幾次被逼到絕路。張獻忠還演出過投降明廷受招安的把戲，一旦有機會居再次“反叛”，挑起大旗，與明廷對抗。在后金軍隊多次越過邊界，深入河北、山東等地攻城掠地之時，農民起義也得以乘亂興起，發展壯大。外有后金之患，內有農民之亂，已經日薄西山的大明政權禁受不起折騰。抵御后金攻勢，內陸腹背受敵；圍剿農民起義，遼東岌岌可危。農民起義武裝雖然沒有后金勾結，但是客觀上，后金與李自成、張獻忠等知道利用大明前后夾擊，內亂外患的困窘，不時地出擊，消耗大明力量，壯大自己。對于李自成等農民起義領導者來說，推翻大明王朝，遠比后金入關更重要，他們飽受大明朝廷的欺壓，并不清楚滿清的統治對自己的欺壓更甚。寧愿國土讓后金侵占，也要推翻大明王朝；后金則要進入山海關，席卷中原大地，管你是大明王朝，還是農民起義，都要消滅。 按照黃仁宇先生大歷史觀來分析，看歷史要過后幾百年，假若沒有李自成等農民起義，大明王朝未必在崇禎皇帝手上會斷送，或許還會維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那么，或許也不會有孫中山的辛亥革命。 明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在西安稱帝，建國“大順”。之后兵發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走投無路的崇禎皇帝朱由檢在煤山（今景山）上吊自縊，大明王朝年江山至此土崩瓦解。 駐守山海關的遼東總兵吳三桂聞風而倒，投降清軍，引清軍入關，進攻北京，成為民族敗類，千古罪人。李自成建立時間不長的大順王朝，匆匆撤離北京，退往陜西。清軍在多爾袞的率領下，長驅直入北京，取代了大明王朝的統治。隨后，清兵破陜西，入湖廣，連敗大順軍，又敗張獻忠于四川。 吳三桂是引領清兵入關的罪魁禍首，農民起義則摧毀了大明大廈的根基。過去，我們更多地從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的角度考量農民起義，有其進步性，很少從政權的穩固，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的角度來考量農民起義對社會的破壞。人民其實是不喜歡戰爭，他們需要穩定的生活。國泰則民安，民安則國泰，任何時候，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穩定和睦，人民才會有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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