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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人工智能的發展歷程，在它的起源階段，有三位名人和一個關鍵地點，還有兩次寒流，是大家應該知道的。
第一位名人大家耳熟能詳，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計算機科學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阿蘭·圖靈（Alan Mathison Turing）。他對人工智能的貢獻集中體現于兩篇論文：一篇是1936年發表的《論數字計算在決斷難題中的應用》，在文中他對“可計算性”下了一個嚴格的數學定義，并提出著名的“圖靈機”設想，從數理邏輯上為人工智能用上“機械大腦”開創了理論先河；而另一篇論文對人工智能的影響更為直接，其名字就是《機器能思考嗎》。在這篇論文中，圖靈提出了一種判定機器是否具有智能的試驗方法，即著名的圖靈測試：如果一臺機器能夠與人類展開對話而不能被辨別出其機器身份，那么這臺機器就是智能的。“中文房間實驗”正是圖靈測試的一個變種。可以說，圖靈是第一個嚴肅地探討人工智能標準的人物，被稱作“人工智能之父”當之無愧。
第二位名人是一位神童，18歲即取得數理邏輯博士學位，這就是“控制論之父”維納（Norbert Wiener）。1940年，維納開始考慮計算機如何能像大腦一樣工作，發現了二者的相似性。維納認為計算機是一個進行信息處理和信息轉換的系統，只要這個系統能得到數據，就應該能做幾乎任何事情。他從控制論出發，特別強調反饋的作用，認為所有的智能活動都是反饋機制的結果，而反饋機制是可以用機器模擬的。維納的理論抓住了人工智能核心——反饋，因此可以被視為人工智能“行為主義學派”的奠基人，其對人工神經網絡的研究也影響深遠。
第三位名人經常與圖靈搶“人工智能之父”的帽子，第一次提出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一名詞。他就是LISP語言發明者，真正的“人工智能之父”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在1955年，約翰·麥卡錫與另一位人工智能先驅馬文·明斯基以及“信息論”創始人克勞德·香農一道作為發起人，邀請各路志同道合的專家學者在達特茅斯學院共同討論人工智能。會上，正是約翰·麥卡錫說服大家使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一術語，參會人員也熱烈討論了自動計算機、自然語言處理和神經網絡等經典人工智能命題。
而一個關鍵地點，便是上述會議的舉行地達特茅斯學院。達特茅斯會議正式確立了AI這一術語，并且開始從學術角度對AI展開了嚴肅而精專的研究。在那之后不久，最早的一批人工智能學者和技術開始涌現。達特茅斯會議被廣泛認為是人工智能誕生的標志，從此人工智能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
從誕生之日至今天，人工智能一方面被視作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受人追捧而蓬勃發展，另一方面也備受批評，且遭受過兩次嚴重挫折，史稱“兩次人工智能寒冬”。
其中，1956年至1974年是人工智能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在這期間，“通用解題機”(GPS)被制造出來，而約翰·麥卡錫發明了重要的LISP人工智能語音，這種語音直至今天仍有許多程序員在使用。人工智能程序在問題求解、語言處理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而美國ARPA（即后來的DARPA，國防高等研究計劃局）每年也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至少300萬美元的經費。然而，民眾和當局似乎對人工智能期待過高，當研究成果不盡人意的時候，人們開始喪失對人工智能的興趣。另一方面，當時作為神經網絡先進成果的感知器受到強烈批評，人工智能的研究遭遇瓶頸。從1974年開始，人工智能遭遇第一次寒冬，投資者和政府對AI研究的資金投入驟減。
直到1980年，人工智能中專家系統的商用價值被廣泛接受，企業訂單增多，人工智能研究才開始復蘇。這主要歸功于符號邏輯學派的發展，神經網絡的突破性進展則是80年代末的事情。然而這種復興未能持續太久，從1987開始 Apple和IBM生產的個人電腦性能不斷提升。這些計算機沒有用到AI技術但性能上卻超過了價格昂貴的LISP機。人工智能硬件的市場急劇萎縮，科研經費隨之又被削減，AI經歷了第二次寒冬。
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隨著AI技術尤其是神經網絡技術的逐步發展，以及人們對AI開始抱有客觀理性的認知，人工智能技術開始進入平穩發展時期。1997年5月11日，IBM的計算機系統“深藍”戰勝了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又一次在公眾領域引發了現象級的AI話題討論。
2006年，Hinton在神經網絡的深度學習領域取得突破，人類又一次看到機器趕超人類的希望。這次標志性的技術進步，在最近三年引爆了一場商業革命。谷歌、微軟、百度等互聯網巨頭，還有眾多的初創科技公司，紛紛加入人工智能產品的戰場，掀起又一輪的智能化狂潮，而且隨著技術的日趨成熟和大眾的廣泛接受，這一次狂潮也許會架起一座現代文明與未來文明的橋梁。
雖然莫衷一是，但大家仍在熱切期待，人工智能即將掀起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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