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武德勵士思想和實踐經驗,軍事思想論文

　　武德是軍人從武、用武之德性。在中國傳統武德文化中，武德的'勵士治氣'功能為歷代兵家所重視。我國古代卷帙浩繁的兵書記載著許多著名將帥、軍事家、政治家的武德勵士思想和實踐經驗。這些豐富的勵士理論和精湛的勵士藝術對今天提升軍隊士氣，增強軍隊戰斗力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上下同欲、齊勇若一':以統一的武德目標勵士

　　軍隊是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行動需要有明確的目標作指引。統一的武德目標，是軍隊號召眾多個體齊心協力奮斗的一面旗幟。孫子指出':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1]

　　民眾與君主的目標、意愿一致，同心同德，可以使民眾在戰爭中為君主死，為君主生，而不懼危險。軍隊的戰斗力強不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軍中上下有沒有共同目標，能不能步調一致。有統一的武德目標，軍隊上下就會同心同德、'齊勇若一'[2].否則，離心離德則一盤散沙，不攻自破。因此，孫子在兵法中強調'上下同欲者勝'[3].在中國古代治軍史上，那些杰出的軍事家、思想家，無不重視用統一的武德目標勵士激將?！豆砉茸印ゐB志法靈龜》中指出',志不養，則心氣不固',要求把立志作為勵氣的重要前提。戚繼光在《練兵實紀·練將》中，針對軍官的品行教育和養成，提出了'七立'說，把'立志向'作為'七立'之一，認為'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業'.

　　為了做到'令民與上同意',使軍隊與統治階級在價值取向上保持一致，古代兵家十分注重發揮武德價值目標的激勵作用。軍人的武德行為離不開最高價值目標的指引，實現最高價值目標，是軍人養成武德的重要內涵。我國古代的軍事家、思想家對軍人的最高價值目標進行了闡述。管子認為軍人乃'尊主安國之經也'[4];孔子把'能執干戈以衛社稷'[5]視為軍人的價值目標；孫子強調軍人要'唯民是保，而利于主'[6],等等。這些觀點都指明了確保國家安全、人民安寧是軍人的最高價值目標。這種最高價值目標所傳達出來的以國家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報國使命感，培育了歷代軍人于國、于民、于君的深厚道德感情。歷代名將，諸如霍去病、馬援、岳飛、戚繼光等等，無不在這一崇高價值目標的激勵下，擔國之責任于己肩，以戰死沙場和為國捐軀為最高榮譽。當然，古代兵家所強調的武德價值目標激勵，是以統治階級的利益作為價值目標取向，以報效國君為一切武德行為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其中的封建糟粕是顯而易見的。這是歷史的局限性使然，又是歷史的需要和必然。

　　二、'賞以勵士、罰以勸誡':以嚴明的武德賞罰勵士
　　
　　古代兵家認為，賞罰不僅是軍法軍紀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推行軍紀軍規、激勵士氣的重要手段，認為'賞罰不明不足以勵士氣'[7].在治軍實踐中，古代兵家都注意用嚴明的賞罰來培養將士服從命令、嚴守紀律等武德品質。而軍中賞罰的內容又多是以道德為基礎，著眼于解決軍隊各種倫理關系而制定和執行的，這使賞罰又具有了明顯的道德意義，體現著武德規范的要求。

　　賞罰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武德賞罰的目的在于揚善抑惡。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商鞅認為',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8],明確指出人的心理狀態是賞罰的基礎，設賞罰就是為了引導和駕馭人們的情感?！段究澴印ぴ佟分姓f':明賞賚，嚴誅責，止奸之術也。'[9]

　　諸葛亮進一步指出':賞罰之政，謂賞善罰惡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奸'[10].賞罰的真正目的不在于使受賞罰者個人得到因果報應，而是在于激勵賢者，警戒惡者，達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11],實現揚善抑惡、發揚正氣、打擊歪風、激勵士氣的目的，也'只有符合此目的的賞罰才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也是可取的賞罰之道'[12]197.

　　三、'正己教人、率身勵眾':以高尚的武德人格勵士

　　武德人格即軍人道德人格，是指軍事實踐主體也即軍人個體'在軍事實踐中所展示出來的武德內在素質與外在形象的統一，是軍人價值、尊嚴與品質的總和'[13]144.武德人格，尤其是將帥的武德人格，是一種非權力的影響力、號召力，它能使廣大士卒產生敬佩、信賴、親切感，它的影響和激勵作用比那種帶有強制性并由將帥的職位、資歷等因素構成的權力影響力來得長久。古代兵家極為重視將帥自身高尚武德人格的養成，認為高尚的武德人格具有通過'教人'而實現'順治'的作用。'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教人者順。'[14]

　　將帥只有自己樹立起武德人格的高尚形象，才能感召軍心，使士卒心服口服，從而帶出英武忠義之師。諸葛亮在《將苑·厲士》中說',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將帥身先士卒，以身作則，嚴于律己，在部屬中起模范帶頭作用，這對于激勵部隊士氣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十分重要的作用。'夫勤勞之師，將不先己。'[15]

　　一支能夠吃苦耐勞，堅韌不拔，有頑強戰斗力的軍隊，其將領必須是首先能嚴格要求自己的。因為'上之所為，人之所瞻也，夫釋己教人，是謂逆政，正己教人，是謂順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16].將帥自身的言行舉止具有強烈的示范效應和引導功能，它能逐漸為下屬所認同和模仿，并內化到他們自身的心理結構之中，從而起到一種正強化激勵的效果。

　　相反，如果將帥不是武德規范的厲行者、武德人格的榜樣，只知道發號施令，不以身作則，那么其對下屬、士卒進行教育激勵必然會適得其反。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17]的道理就在這里。在治軍帶兵實踐中，歷代名將無一不具有高尚的武德人格，發揮著武德榜樣的激勵作用，在武德人格修養方面堪稱楷模。如，孫子要求將帥做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6];尉繚子提出'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18];諸葛亮強調將帥要有'責帥'精神；岳飛主張'文臣不要錢，武臣不惜死',處處身先士卒、嚴于律己；戚繼光'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19],等等。當然，歷代兵家所強調的武德理想人格的標準，有其明顯的時代性和階級性特征。但是，這其中超越時代、超越階級甚至超越職業局限的人格設定，從一個側面折射著歷代軍人及尚武之士的道德理想境界的寬宏、博大和崇高。

　　四、'以義激怒、明恥教戰':以豐富的武德情感勵士
　　
　　情感可以通過各種形式刺激或抑制主體的生理、心理等諸要素。積極的道德情感體驗可以催促、刺激主體采取相應的積極行動，消極的道德情感體驗可以驅使人們采取相應的消極行動。中國古代兵家非常重視武德情感激勵法的運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注重愛心激勵。中國古代兵家強調要和軍愛兵，對士卒厚施仁愛，從而讓士卒產生情感上的認同。孫子在其兵法中首先提出了愛兵如愛子的觀點':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6]孫子的愛兵思想，對后世兵家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

　　諸葛亮指出':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20]愛卒親卒的激勵作用是很明顯的，正如戚繼光所說':愛行恩竭，力齊氣奮，萬人一心，何敵不克？功成名立，捷如影響。'[21]

　　二是注重廉恥激勵。外在善惡標準轉化為內在心理情感體驗的最初形式，是羞恥心和自尊心。中國古代兵家非常重視以'恥'來激勵將士，認為'夫人有恥，必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大足以戰，小足以守'[22].他們把明恥視為勵士的重要內容，提出'明恥教戰',即用階級、民族、國家和軍隊所受過的恥辱來教育部隊，從而激發起將士敢打敢拼、奮勇殺敵、一往無前的高昂斗志。三是注重戰場'危境'的激勵效應。人的道德情感總是在一定道德環境中產生的，道德環境中的各種因素對道德情感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孫子認為'眾陷于害'[2]的戰場危境能激發軍人'勇'、'從'、'固'的道德情感，這種道德情感又激勵著全軍將士不怕犧牲、勇敢頑強的武德意志，而一支有著超常勇敢精神、守紀、團結的軍隊往往又能絕處逢生。

　　由此，孫子所首倡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2]的戰場武德環境激勵方法為歷代兵家所重視并在戰爭中實踐著。項羽破釜沉舟，鏖戰鉅鹿，滅秦主力；韓信背水列陣，戰于井陘，大破趙軍等等，都是采用'陷之死地',示以必死之心，以激發士卒殺敵決心和勇敢精神，從而取得戰爭勝利的實例。

　　用武德的力量來激勵軍心士氣是中國古代兵家普遍遵循的治軍原則。幾千年來，許多治國治軍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在軍事實踐中不斷地豐富和發展了武德勵士這方面的理論，形成了具有鮮明特點的武德勵士思想。當然，由于歷史條件和階級的局限性，古代軍隊的武德勵士思想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唯心史觀，帶有剝削階級的偏見和認識的片面性。對待中國古代軍隊的武德勵士思想，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在繼承傳統武德勵士思想合理成分的基礎上，積極適應時代的發展，緊貼部隊實際，不斷改進、創新激勵方法，建立和完善符合我軍實際的道德激勵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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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論語·子路[M]. [18]尉繚子·武議[M]. [19]練兵實紀·儲練通論[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