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個人，救了10萬人

自1937年中日開戰(zhàn)以來，由于日軍先后在華北和華東開啟戰(zhàn)端，所以中國軍人的前進方向是向北、向東，踏上戰(zhàn)場，抵抗暴日。

與之方向正好相反的是，普通中國人、戰(zhàn)略物資的逃難路線，先是向南，繼而向西。總的來看，日軍從東而來，國人向西逃難。

那個時候，沒有飛機航班，沒有高鐵，僅有的幾條鐵路線也基本指望不上。主要的交通方式，就是通過公路、水路，向西逃難。實在急了，也只好交通基本靠走。

除非你貴為達官貴人，才可以優(yōu)先離開；否則逃難路上的千辛萬苦，你將一一品嘗。而這樣的辛苦凄涼，在1938年的湖北宜昌，達到了頂峰。

78年前的宜昌，成了“敦刻爾克”

1938年10月25日，武漢陷落。至此，中國難民向西、向四川的逃難，達到了最高峰。

再不跑，就只能留在淪陷區(qū)，靠日本人的恩賜而茍延殘喘了。所以，除了跑不動的，想投降的，基本都跑了。

當時入川，只能走長江水路。而水路入川的咽喉要道，在湖北宜昌。

宜昌，因為“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所以古稱夷陵。自古以來，宜昌扼守著著名的長江三峽，上接巴蜀，下控荊襄，歷來是兵家必爭的戰(zhàn)略要地。

來自華北、華東、華中的難民，在宜昌的大量聚集，是因為他們要在這里換船。

由于三峽航道狹窄彎曲，灘多浪急，險象環(huán)生，甚至有的地方僅容一船通過，所以1500噸以上的輪船當時不能溯江而上。

從長江下游來的船只，都不能直接進入三峽航道直達重慶，所有乘客和貨物都必須在宜昌換船，轉乘能走三峽航道的大馬力小船，才能繼續(xù)溯江進川。

所以，由于水路運輸?shù)倪\力有限，宜昌小城頓時人滿為患，到最后連起碼的住地都沒有了，很多難民只能露宿街頭。

難民中，最特殊的，是從華北、華東等淪陷區(qū)輾轉而來的8000余名難童。他們年齡幼小，卻已在戰(zhàn)爭中失去了父母。然而，他們是我中華民族的未來。現(xiàn)在的成年人，有責任將他們轉送后方，讓他們長大成人，讓他們接過我們手中的槍，繼續(xù)抵抗日本的侵略。

難民、物資從各個方向云集宜昌，一時之間，宜昌成了東方的“敦刻爾克”。

著名作家、出版家、教育家，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長、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的葉圣陶，此時也在宜昌的難民人潮之中。

他在宜昌苦等7天也沒有找到一張入川的船票，而眼前混亂絕望的人潮，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處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難民和難童的影子，城鄉(xiāng)的旅店、茶樓、學校、寺廟、醫(yī)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擠滿了。不少人找不到住處，只有露宿街頭。

葉圣陶寫下了這樣的詩句：“種種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無船。”

的確是“苦無船”。具體來說，當時宜昌不僅是“苦無船”，而且是“一少二多二急”。

一少：自然是船少。當時在宜昌，能走三峽航道的大馬力小船，只有隸屬于民生輪船公司的22艘（單艘運力約400-600噸）。當然，還可以利用漁民們的那些運力極其有限的小木船。

二多：一是人多，當時聚集宜昌的難民，保守估計已達10萬人以上。二是物資多，主要是需要運至后方的軍工器材、軍用物資和戰(zhàn)略物資十萬多噸。這些物資將在未來形成中國的國力與戰(zhàn)力，再重也是必須要運走的。

二急：首先當然是戰(zhàn)情急。武漢距離宜昌也就三百多公里，雖然我們還有部隊在層層設防，日軍要打來，按以往的經驗，也就是個把月的事兒。其次則是水情急。長江的水情是從每年10月中旬起，上游還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可以通行較大的輪船。40天過后，便是漫長的枯水期了。到那時，所有大船和大型設備將根本無法入川。

一言以概之，要在40天時間內，用22艘船加上征用漁民的木船，將十多萬難民和十萬多噸物資轉運入川。

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上述的難民和物資，是平時民生公司一年的運量，怎么可能在40天內運走?

除非奇跡出現(xiàn)。

天不滅我中華，奇跡真的出現(xiàn)了。

創(chuàng)造奇跡的人，叫盧作孚

盧作孚，是民生輪船公司的老板，也是當年在宜昌創(chuàng)造奇跡的人。

1938年10月23日，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到達一片混亂的宜昌。他沒法兒不來，畢竟現(xiàn)在能夠用的22條船，全是他公司的。

但是，人們認為這位濃眉大眼、身材瘦削的總經理來也白來。你又不是神，你能用那么少的船，運走那么多的人員和物資?

事實證明，盧作孚雖然不是神，但還真就不是一般人，至少，他是能創(chuàng)造奇跡的人。

通宵的會議協(xié)商之后，第二天清晨盧作孚就宣布：我能！

盧作孚的辦法是，分段運輸。分三段：宜昌到三斗坪為第一段，三斗坪到萬縣為第二段，萬縣到重慶為第三段；只有重要而不易裝卸的笨重設備才直接運往重慶，其它物資或在三斗坪或在萬縣卸下；碼頭24小時全天運轉，船只白天的時間全部用來航行，夜間則用來裝卸，將運輸能力發(fā)揮到極限；清理設備、器材，配套裝箱，按輕重緩急依次分配噸位。

對于難民，他將二等艙鋪位一律改為座票，從而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客運量。同時降低收費，公教人員實行半費，戰(zhàn)區(qū)難童免費，貨物運費只收平時的十分之一。

征用民船2000余只，臨時增加雇工3000余人，以保證運輸需要。

一個嚴密、合理、緊湊，甚至是完美的方案。

宣布方案的當天，10月24日上午，第一艘滿載著物資和人員的輪船啟航開出宜昌港。而第一批上船的，正是幾百名難童，他們由盧作孚親自護送上船。

輪船啟航之時，孩子們扒在欄桿上放聲高歌，揮著小手兒向盧作孚告別。這是民族的未來、祖國的花朵，在向戰(zhàn)亂之時保護他們的大人們表示感謝。

此情此景，令觀者無不動容。

接下來的日子里，20艘輪船、2000多只木船，沿江的多個碼頭，就如精密儀表的各種零件一樣，又如交響樂團的大小樂器一樣，在盧作孚的指揮下，有條不紊、絲絲入扣地運轉著。

到了1938年12月，喧鬧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安靜了下來。盧作孚獨自一人，在宜昌碼頭巡視了很久。他欣慰地看到：堆積如山的設備物資2/3已被拖走，人員也被撤運一空，宜昌大撤退奇跡般地勝利結束了。

盧作孚自己，后來是這樣回憶這段日子的：

“每晨宜昌總得開出五只、六只、七只輪船，下午總得有幾只輪船回來。當輪船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艙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裝貨的燈光，徹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數(shù)人或數(shù)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的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牙齒不斷的呼號，匯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顯示了中國人民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盧作孚就這樣，拯救了十多萬人的生命，還有十多萬噸戰(zhàn)略物資。

這次宜昌大撤退成功完成的重要意義，還是讓敵人來評價，最為權威：

日本軍方后來在檢討武漢會戰(zhàn)得失時，才認識到此次宜昌大撤退中被搶運的戰(zhàn)略物資在整個戰(zhàn)爭中的作用，慨嘆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年）在攻占武漢作戰(zhàn)的同時就攻占宜昌，其戰(zhàn)略價值就大不一樣了。”

我們應該記住盧作孚

宜昌大撤退，后來經常被人拿來與“敦刻爾克”相對比。

但是，同樣是大戰(zhàn)來臨前的人員和物資大撤退，宜昌大撤退比“敦刻爾克”更難。

“敦刻爾克”依靠的是國家動員、政府力量，撤退的主要是組織相對簡單的軍隊人員，而且留下了幾乎所有的重型裝備沒有撤走；宜昌大撤退則主要依靠的是企業(yè)和民眾的力量，撤退的也是雜亂無序缺乏組織的逃難平民，還撤走了十多萬噸戰(zhàn)略物資。

而在這次大撤退中，民生輪船公司的員工們，不僅要面對時間緊、任務重、水險灘急，還要面對日軍的轟炸。幾乎每天都有員工為此獻出生命：共損失輪船16艘，犧牲員工116名、傷殘員工61名。

民生輪船公司作為企業(yè)，其戰(zhàn)時經濟損失更是高達400萬元之巨：戰(zhàn)時各種原材料價格成百倍上漲，比如機油價格上漲200倍，煤炭價格上漲150倍；但公司輪船的貨運業(yè)務，每噸收費僅60元左右，難民則幾乎是免費運輸?shù)摹?/p>

中國有幸，在國難當頭的時候，還有這樣愛國的企業(yè)，愛國的企業(yè)家。

盧作孚，重慶合川人，1893年出生。他17歲加入同盟會，23歲在成都《群報》當記者，26歲成為《川報》總編。1925年棄文從商，創(chuàng)辦民生輪船公司。

抗戰(zhàn)后，盧作孚把長江航線的重點移至上海，并以此作為向沿海、遠洋發(fā)展的基地，把航線延伸到越南、泰國、菲律賓、新加坡和日本。到1949年，盧作孚的企業(yè)已擁有各種船駁150余只、噸位72000噸、職工9000余人。

作為一個大企業(yè)家，盧作孚一生卻過著十分簡樸的生活。他將公司經營的盈利全部用來發(fā)展，自己只在公司按月領取一份工薪。

1952年2月8日，他在重慶服用大量安眠藥自盡時，家里仍然一貧如洗。他不僅沒有給家人留下任何財產，還留下遺囑要求妻子把家中借用的民生公司家具送還給公司。

偉哉，盧作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