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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中國文化史上貢獻特殊，漢唐則在中國政治史上地位顯赫。宋儒重道德而輕功利，故跨越漢唐、回向“三代”。文化重于政治是宋人的基本判斷，而治政上取法三代是“法其意”（王安石語）。
宋時士大夫的社會地位
1、“焚香禮進士”，進士可以拜相，漢代必有軍功、封侯，唐時則依靠關隴集團和山東門第為其執政基礎，五代科舉“武人化”。
2、立誓碑，有“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 “同治天下”的政治主體意識
1、唐時門第舊族之外，皆為“江湖之士”、“寒士”，為政府所輕薄，無法與“門第”子弟平等競爭，故轉投藩鎮，于李唐王朝無真切的認同感。宋時相反，士人被政府重視，故士大夫有“擔當天下”的責任感。
2、“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呂大鈞、呂大臨兄弟承張載之志建“鄉約”，范仲淹首創“義莊”，皆是從地方制度入手，以“禮”化“俗”。
3、“同治天下”、“共定國是”是宋儒士大夫與皇權之間的共識。
君權與相權之間
1、安石與神宗之間心志相契，“得君行道”，一如權相。
2、權相是宋代最突出的政治現象之一，哲宗時章惇，徽宗時蔡京，高宗時秦檜，寧宗時韓侂胄，理宗、度宗時賈似道皆是。
“國是”考
1、國是即當今之“最高國策”、“正確路線”。
2、北宋國是圍繞“變法”，在內政方面;南宋國是圍繞“和、戰、守”（李綱），在對外方面。人之進退、權之爭取與之相攜。
秩序重建
1、“圣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以體用為政教之本。“圣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于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
2、“說經以推明治道”，重在“得君行道”、重建人間秩序。
黨爭與士大夫分化
1、宋代黨爭與漢、唐、明、清不同的是源自士階層內部的分化與沖突。
2、“國是”法度化后，“朋黨”成為權相打擊異己的工具。一方是職業官僚集團，一方是道學集團，一方“安靜”守“成法”，一方尋求積極變革秩序，道學集團是以改革進取派的形象出現于歷史舞臺的。
3、趙宋崇儒之原因：（1）擺脫唐末、五代以來武人操縱政局的困境、穩定統治皆有賴于士階層。（2）民心望治心切，寄希望于“士”，上下相應。（3）尚文啟之，行而崇儒，前是一種政治選擇，后成為一種社會文化。 理學起于北宋，但至南宋方正式成立。經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大力倡說，成為儒學的主流。“內圣外王”為統一體，故于一人而言，“內圣外王”在時間和精力上存在矛盾。在知與行上，朱熹說“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在內圣外王上雖未見其言語，意見大抵應如是。 道學集團（道學朋黨）為改革派，官僚集團（臣僚朋黨）為保守派，兩者在歷史世界中的較量根本上是權力與利害的較量，體現為“位”的去留。道學派的問題，主要是：“自相推尊，患太過;與人無交際，患不及”，恃“道”傲人，宗派意識強烈，且有門人“偽”的問題。 孝宗對理學集團與官僚集團態度的前后變化，可見聯想皇權與學術的關系，政治與文化的關系，知識分子與執政者的關系，理想與現實的關系，以及歷史與時政，等等。一般認為，孝宗與光宗關系的破裂源自孝宗的“責善”與“吝權”。就本書言，孝宗對光宗沿用了高宗對他自己的做法，如果說其政治部署的三部曲尚好，則其在光宗的培養和引導上則存在巨大的疏忽和失誤，造成“國是”上的反調。但《宋史》還沒有看，不能作更多主觀的評說。 認同感主要來自密切相關的社會集體：如他的階級、民族和文化。儒家政治改革并不全出于“冷酷理性”的理想設計，而往往為君臣遇合的個人情感所激發。 孔子心中的“內圣外王”大致是“仁”與“禮”，即在“禮”的秩序下“仁”的功效才能發揮到“安百姓”與“博施濟眾”的極限。“外王”是由近及遠、由小及大的，可以在大大小小任何生活圈子中展開，通過“內圣外王”而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 余英時在后附的《試說儒家的整體規劃》一文中指出，法國哲學史大家哈多從希臘的“精神訓練”切入，指出古希臘、羅馬所謂“哲學”主要是為了在生活中實踐的，并不是如今人所了解的，僅僅是“一種簡單的理論談辯”。“精神訓練”的主要功用是使人自我轉化，提升精神境界，從關懷自我進而關懷他人和社會。哈氏的結論是：在古代西方哲學中，“實踐理性優先于理論理性”。哈氏對古代中國和印度學問都有所了解，尤其認同金岳霖的看法：中國哲學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蘇格拉底。知識與智慧是和哲學家本人分不開的，因為他必須依照自己的哲學信念去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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