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的幽靈 作者：伊斯梅爾·卡達萊 譯者：黃葒 一 有一句法國諺語：“貓喜歡吃魚卻不想弄濕爪子。”收到《雨鼓》這部小說的時候，這應該也是我的心情。書是好書，但真的要動手去譯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書的作者是 2005 年首屆布克國際文學獎得主伊斯梅爾·卡達萊。1936 年出生在阿爾巴尼亞南部山城吉諾卡斯特的他 1990 年才移居法國，所以1969年底出版的《雨鼓》是他用母語創作的。小說編了一個如假包換的 15 世紀奧斯曼帝國入侵阿爾巴尼亞城邦的故事：蘇丹的大軍在圖爾桑帕夏的率領下遠征阿爾巴尼亞，兵臨城下，一攻一防，數月的對峙。我是女人，不喜歡戰爭，也不喜歡打仗的故事，阿爾巴尼亞離我很遠，奧斯曼帝國對我而言就更陌生。卡達萊復調的敘事天才吸引了我，但在這個圍城的故事里，陷在等待和絕望之中的是兩軍對壘的將士，也是被各種查遍字典不見的從土耳其語變身法語的專有或普通詞匯層層圍困的我。 阿爾巴尼亞國旗上繪有一只黑色的雙頭雄鷹，出自 15 世紀抵抗奧斯曼帝國入侵的領袖斯坎德培（Gjergj Kastriot Skanderbeg）的印章，故此阿爾巴尼亞也有山鷹之國之稱。 二 冬天一過，當蘇丹的使者再次離去，我們終于明白：戰爭在所難免。使者千方百計對我們施壓，想讓我們同意做蘇丹的附庸。他們先是花言巧語，許諾讓我們參與統治幅員遼闊的帝國，隨后又誣蔑我們是法蘭克人的走卒，換言之，是投靠歐洲的叛徒。最后，不出所料，他們的把戲以威脅收場。“你們以為你們的城池都是銅墻鐵壁，”他們對我們說，“就算它們的確如此，我們也會在你們周圍筑起另一層銅墻鐵壁，那就是饑餓和干渴。” 戰爭開始了：信仰基督教的阿爾巴尼亞城邦守衛軍把家人送到山里去躲避戰亂。“跟他們掏心掏肺地道完別后，我們回到了要塞。在高高的塔樓上，我們一直目送他們走到十字高地，之后，又看到他們出現在陡坡上，最后消失在風峽口。之后，我們關上重重的城門，整座堡壘沉寂了，現在已經沒有了孩子們的歡聲笑語。我們把第二道城門也一一放下，縮在堡壘里，任由寂靜淹沒我們。”一片孤城萬仞山，留下來的，都是鐵了心誓和要塞共存亡的死士。城外，是新月旗和像大章魚一樣伸展著觸須把阿爾巴尼亞人的要塞慢慢纏住不放的蘇丹大軍一長溜一長溜的白色營帳。 力量懸殊的較量，圍城曠日持久，強攻、炮轟、斷水、斷糧、瘟疫、挖地道……阿爾巴尼亞人以寡敵眾，用山民特殊的堅韌和彪悍擋住了蘇丹軍隊一次次猛烈的進攻…… 三 “我每次寫一本書，都感覺是在將匕首刺向專制。”卡達萊如是說。的確，稍微懂點歷史的人都看得出來，1969 年的《雨鼓》是借奧斯曼帝國的鐮月彎刀來暗喻蘇聯在布拉格之春后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 20 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 5000 輛坦克。1968 年初杜布切克提出“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讓蘇聯老大哥很不爽，政治民主化運動顯然是對蘇聯專制集權統治的公然挑釁。就在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阿爾巴尼亞退出了在 1961 年加入的華沙條約組織，與蘇聯徹底決裂。就像作者自己說的，對15世紀這場戰爭的描繪不是一部歷史小說，而是一部反歷史的作品，它刺中的是20世紀依然飄著血腥味的并不那么遙遠的現實。 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伊斯梅爾·卡達萊最初給這本書取的名字是《雨鼓》（Duallet e shiut），但阿爾巴尼亞的出版商建議改一個更英勇無畏、更斗志昂揚的名字——《堡壘》（kёshtjella），為了凸顯阿爾巴尼亞山民在面對奧斯曼帝國大軍壓境時抵死反抗的決心。1971 年當這本書被譯成法語時，譯者 Jusuf Vrioni 堅持把書名又改回成《雨鼓》（ Les Tambours de la pluie），卡達萊當時還覺得“仿佛天意”。英譯本則選了一個折中的書名《圍城》（The Siege），貌似不偏不倚，既是奧斯曼帝國的十面埋伏，也是阿爾巴利亞城邦的眾志成城。《雨鼓》是通過法語流傳到世界各地的第三本卡達萊的長篇小說，前兩本是《亡軍的將領》和《石頭城紀事》。 卡達萊是歷史專業出身，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他的小說常常散發出一種野史和民間傳說的諷喻意味，仿佛那才是被正史篡改、遺忘、湮滅的真相。正如布克國際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約翰·凱里所說：“卡達萊是在阿爾巴尼亞文學、歷史、民俗學、政治學等各領域都留下印記的作家。他描繪了一種完整的文化，繼承了荷馬史詩的敘事傳統。”《石頭城紀事》《誰帶回了多倫蒂諾》《錯宴》《夢幻宮殿》《亡軍的將領》和《破碎的四月》都是虛構，又都仿佛是歷史，仿佛是現實，仿佛是我們無力擺脫的宿命和魔咒。雖然卡達萊 1990 年就去國別鄉到了法國，題材也縱橫捭闔，從蘇丹的奧斯曼帝國到法老時代的埃及王國，但他的關注點似乎一直都是集權統治下的阿爾巴尼亞。“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抵抗。”卡達萊如是說。抵抗命運，也抵抗遺忘。那只高高飛翔的“山鷹”似乎一直未曾離去，它在故鄉的土地山川上盤旋，“啄食記憶的腐尸”。 阿爾巴尼亞石頭城 總是同一座石頭城：“平川、大路、三圣山、無名的一片片霧氣，就連高山本身，從此都沉沒在黑暗中，都像史前的龐大動物一樣，開始搔自己的身軀，笨拙地打鼻息（我們真難以相信是走向一座高山，因為山的輪廓十分模糊，讓人以為前面是一片夜色，只不過更為幽暗一點兒罷了）。” 總是同樣的故事：“貪婪，接著是戰爭，是侵略，然后戰爭結束，'但頌揚它的歌謠卻世代流傳，像云、像鳥、像幽靈’。有一天新的戰爭會再次爆發，因為世界就是如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類是記不住教訓的物種。” 總是同樣一批徘徊在絕望邊緣的人：“世界如此的沉悶，不值得讓你由于想到會失去它而折磨自己。……他打開大門，走了進去，毫不留戀背后的世界。明天……他用手擦去了窗戶上的霧氣，可所見到的事物并沒有更加清晰：一切都已扭曲，一切都在閃爍。那一刻，他發現他的眼里噙滿了淚水。”我們都陷落在和夢境一樣寂寞殘酷的現實里，而我們都舍不得放棄“櫻桃的滋味”，或許一顆桑葚就可以拯救我們，就像伊朗導演阿巴斯在1997年拍的那部電影一樣。 “那部電影”指的是 1997 年伊朗導演阿巴斯執導的《櫻桃的滋味》，該片獲得第50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最佳影片金棕櫚獎。 四 記得去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殺的第一個公祭日，早上長長的警報仿佛把歷史又生生撕裂開來，天藍得讓人感覺活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記得那天下午約了畫家吳湘云和上海的編輯林嵐去升州路 118 號的“觀筑”看“民國風尚——民國服飾資料展”。我和吳湘云約了先去附近的凈覺寺看看，每次從地鐵一號線三山街站出來，抬眼就看見凈覺寺一面爬了常青藤蔓的白墻黑瓦，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不知內里風光。 問了幾個人，拐了兩個彎，才找到牌坊一樣的寺門，進去了才知道是一個清真寺。明洪武年間敕建，后被焚毀，宣德五年（1430年）鄭和準備六下西洋前奏請明宣宗重建，弘治五年（1492年）重修。我冷不丁想起手上正在翻譯的《雨鼓》，那個15世紀奧斯曼帝國圍攻阿爾巴尼亞城邦的故事。在這座東方同樣充滿記憶的石頭城里，忽然有一種被歷史包圍的要窒息、要哭出來的感覺。 吳湘云，1958 年生，職業畫家、散文作家、江蘇省美術家協會會員、江蘇省花鳥畫研究會會員，現受聘于南京書畫院。 寺里清幽，鮮有游人，兩個展廳冷冷清清，一邊展的是“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另一邊是“伊斯蘭教在南京的傳承與發展”。一只貓在椅子上睡覺，曬著太陽。路邊的銀杏樹金黃金黃的，映著藍天格外純凈高遠。院落里有像“齊英萃”、“蝴蝶廳”這樣江南文人喜歡的廳堂，也有刻著“近主階梯”、“歸原途徑”字樣的石頭拱門，應該也是教人“向善”、“迷途知返”的意思吧。禮拜大殿、望月樓、南北講堂、碑亭……和平時看到的建筑一樣又不一樣，仿佛自己走錯了地方。 從寺里出來，再走到熱鬧的街市，竟然有點隔世的恍惚。我們在路邊攤買了幾塊熱乎乎的下塘燒餅，和林嵐會合后就去了“觀筑”。碰到黃梵和幾個女詩人已經坐在主人陳衛新的樓上喝茶，于是大家一邊聊天，一邊喝茶吃燒餅。“民國服飾資料展”也是一個老照片展，沒有時間細看，印象中照片上的人都是當時流行的穿著打扮，女的溫婉，男的儒雅，不管是旗袍還是學生服，不管是西裝還是長衫。最難得的是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照片上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安靜祥和，仿佛不知道災難正在臨近或已然降臨…… 凈覺寺是南京最大的清真寺，位于南京市秦淮區。 五 “在我眼里，卡達萊一直是個分裂的形象，仿佛有好幾個卡達萊：生活在地拉那的卡達萊；歌頌恩淮爾·霍查的卡達萊；寫出《亡軍的將領》的卡達萊；發布政治避難聲明的卡達萊；定居巴黎的卡達萊；獲得曼布克國際文學獎的卡達萊……他們有時相似，有時又反差極大，甚至相互矛盾，相互抵觸。因此，在阿爾巴尼亞，在歐美，圍繞著他，始終有種種截然相左的看法。指責和贊譽幾乎同時響起。”（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編審高興《卡達萊與〈夢幻宮殿〉》） 《雨鼓》里聽到在科索沃戰役中穆拉德汗蘇丹遇刺真相的史官，《H檔案》里那兩個定居紐約卻漂洋過海到阿爾巴尼亞尋找荷馬史詩的自稱“民俗學家”的愛爾蘭人，《錯宴》里那位在街頭說唱的瞎子維希普……這應該都是小說家卡達萊表演的變臉。他戴上面具走進歷史，走進墳墓，帶回了杜倫迪娜，帶回了被埋葬的真相的影子。 以《玩笑》（1967）開場的昆德拉選擇了以《慶祝無意義》（2013）收官。卡達萊滿腔《青春的熱忱》（1954）在漫長涼薄的歲月里漸漸凝固成了《四月冷花》（2000）…… 2015 年 7 月和園 文章選自《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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