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定國：漢武帝并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關于“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幾成定論的問題，近些年來受到質疑。如孫景壇先生在《南京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上，發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一文，就認為武帝乃至整個漢代均不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實。漢代只是將儒學當做了社會的主導思想，并未對百家進行剿殺，與秦代的“罷黜百家獨尊韓術”有質的不同。武帝初年雖“罷申、商、韓”，但不屬“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范圍，因為此時“黃老”是主導思想，儒家乃屬在野學派。武帝六年“絀抑黃老，崇尚儒學”雖是儒家所為，但不能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為只是將“黃老”從主導地位上拉了下來，由儒家居正統?！包S老”后來與“申、商、韓”一樣，都是合法的在野學派。漢代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實，怎么能說”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了呢?

    當受到某些學者的質疑后，孫先生在辯駁時認為，所謂“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的始作俑者是班固，但班固不能自圓其說，所謂《三策》是其所偽造，抵牾之處甚多。而司馬光則是“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的正式泡制者。司馬光發現了班固作始俑時有兩大矛盾：一是武帝七年后，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證；二是說不清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與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關系。為此，司馬光將董仲舒的對策從武帝七年提到了元年，并同時將武帝六年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從歷史上抹去。這就告訴人們：漢代只有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沒有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參見孫景壇網絡稿：《再論董仲舒非儒家──兼答吳九成、周桂鈿先生》)

    對于孫景壇先生上述觀點，學界有不同意見，我也不敢妄加全面評論，而只是依據所見史料，談些粗淺之見：

    首先應當肯定：第一、孫先生不迷信古今權威，敢于依據文獻，發現破綻而提出質疑，這種求索和較真精神，難能可貴，值得提倡；第二、孫先生針對長期以來幾成定論的，關于“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提出的質疑，確實值得認真考證，重新厘定。譬如他所質疑的關于董仲舒的記載，是班固與司馬遷所撰史書中“差異最大的一篇”?！鞍喙虒ⅰ抖偈鎮鳌窂摹妒酚洝と辶至袀鳌分形龀觯毩⒊善热莩抉R遷外，橫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對策一事，并附錄了《天人三策》”，確實值得探究、考證。

    司馬遷不僅與漢武帝同時，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元朔二年）19歲時，隨家遷至京城，在師從孔安國學《尚書》的同時，還師從董仲舒學《春秋》，與董仲舒有師生之誼。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時，司馬遷42歲。恰在此年，司馬遷以太史令身份倡議并奉漢武帝之命與上大夫壺遂等制定《太初歷》，并開始著述《史記》，“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倍诖饲?4歲時即作為郎中多年，多次侍從漢武帝巡游。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三十五歲時，還受命為郎中將，并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達邛（今四川西昌一帶）、笮（今四川漢源一帶）、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帶），安撫西南少數民族，設置五郡。到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47歲時，又以太史令身份，于三月隨漢武帝巡游至河東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戰敗被匈奴俘虜，司馬遷因替李陵辯護而被判死刑。次年李陵被滅族。司馬遷為著作史記而自請宮刑，忍辱茍活，到公元前97年（漢武帝天漢四年）49歲時，被赦出獄，任中書令，發憤專著史記，到公元前91年（漢武帝征和二年）55歲終于完成。約在次年去世。

    我之所以細述司馬遷簡歷，旨在說明司馬遷在20多歲后就侍從漢武帝多次出游，并曾豐詔參與“太初歷”的制定等，還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說明他與漢武帝關系密切，而與董仲舒又有師生之誼，因而對于漢武帝和董仲舒之間發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后世譽為“開此后兩千余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之先河”的，所謂“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這樣一樁大事，卻在《史記》關于漢武帝和董仲舒的紀、傳中一個字也未曾提及，的確讓人不解，生疑！況且司馬遷又是在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中年42時開始著述《史記》，對于當朝發生的大事，是決不會疏漏的！還有，對于曾經教誨自己的老師，當時名聲顯赫的董仲舒，司馬遷理應格外關心和了解，像老師向漢武帝進言《三策》這樣的大事，要是真有的話，他不可能不知道；要是知道，他又不可能不記。

    通過《史記·儒林列傳》與《漢書·董仲舒傳》相比較，我認為司馬遷關于董仲舒生平的記載比較符合情理：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于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繆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閑，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關于董仲舒的簡歷，董仲舒和公孫弘之間的糾葛，以及董仲舒怎么當上的膠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專門“修學著書”，司馬遷都交待得很清楚，并得出結論：董仲舒的學說在于漢代五世以來“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而其中卻只字未提所謂董仲舒向漢武帝進言《三策》之事。

    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傳》則確實漏洞、抵牾之處甚多，尤其是把董仲舒譽為“儒者宗”，更與司馬遷的結論相悖，不能不令人困惑、生疑。

    《董仲舒傳》與《史記》在記載上的一個最大的區別在于：

    《史記·儒林列傳》載：“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后，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p>

    很明顯，司馬遷雖然也將董仲舒列為“儒林”，但他所說的“儒”顯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儒”，因為從他所開列的名單看，這些人都是專治《詩》《書》《禮》《易》和《春秋》的人。這從《史記》稱“坑儒”為“坑術士”也可窺見一斑。而班固在《董仲舒傳》中則稱董仲舒為“大儒”，并說“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還引征了劉向、劉歆父子對董仲舒的評價，盡管劉歆沒有其父對董仲舒的評價高，但仍稱其為“群儒首”。其心目中的“儒”已經與“推明孔氏”聯系在一起，顯然比司馬遷要狹隘多了。班固心目中的“儒”，可以說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或“儒學”聯系在一起了。

    但是，孫先生的大膽推斷似也值得商榷：第一、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關于董仲舒“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的記載也存在明顯的疏漏：即沒有說明董仲舒被任為“江都相”的因由，董仲舒總不至于平白無故地當上“江都相”吧？！這正是值得考證的地方。而班固也正是在這個被司馬遷疏忽的地方，用董仲舒應對漢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補充，說明了董仲舒當上“江都相”的緣起。但是，這種可能性可以說沒有，因為據《史記》載：漢武帝即位，趙綰﹑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諸侯”，因觸怒好黃老之學的竇太后而被迫自殺，所以，在竇太后健在時，漢武帝怎么可能舉賢良以對策呢？！而這樣的漏洞卻未見孫先生提及（也許是我沒見到孫先生相關的文稿）；第二、說“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據是班固偽造了《三策》。我以為，僅憑《史記》等書沒有相關《三策》的記載而《漢書·董仲舒傳》獨載，就斷言班固是“偽造”，未免唐突，因為不同史書對某人、某事記載不同（有無、詳略、抵牾等）的情況，并不鮮見，而《史記》并非沒有疏漏和錯誤，況且《三策》中并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偽造”，也證明不了班固是“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的始作俑者；第三、說“司馬光則是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正式泡制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孫先生征引了《資治通鑒卷十七》即《漢紀九》中的大量證言，但并不能說明其斷言就準確?！顿Y治通鑒》在《漢紀九》中確實幾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內容，但在文字及其排列順序上，與《漢書·董仲舒傳》是有出入的，并且在引用后的《考異》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孫先生所說的，班固《漢書》關于相關記載的抵牾之處。請看，《考異》云：

“《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吨偈鎮鳌吩唬骸偈鎸?，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衽e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舉賢良見于《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為中大夫，故皆著之于此?！吨偈鎮鳌酚衷疲骸|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得罪?！炊脑诮ㄔ?，《主父偃傳》，上書召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后來方見其草藁也?！?/p>

    從《考異》可以看出，《資治通鑒卷十七》即《漢紀九》對于班固《漢書》關于董仲舒《對策》內容和年代上的抵牾之處，不僅沒有掩飾，而且專門作了說明。因此，《漢紀九》關于《對策》年代上的調整，以及在董仲舒與漢武帝對策內容上，對班固《董仲舒傳》中相關文字上的修改，顯然是出于力圖解決《董仲舒傳》中存在的矛盾，而決非懷有像孫先生所說的那樣的目的，況且在這樣做的同時，依然申明“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說明盡管作了修改，但仍存有疑問。字里行間，昭示了司馬光等《資治通鑒》的編撰者們，治史之嚴謹態度。

    嚴謹治史，乃史學家最基本的品格。從《資治通鑒》、《漢書》的總體看，司馬光及其一班編撰者們也好，班固也好，都是具備并恪守這樣品格的史學家。至于其著述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疏漏、抵牾、失實等等），則有多種原因導致，而且其它史書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我認為不宜輕易地作出“偽造”、“炮制”之類的推斷。因為這牽涉到對史學家來說最為重要文品和人品問題。假如司馬光和班固真像孫先生所斷言的那樣，隨心所欲地“偽造”和“炮制”史料的話，那他們作為史學家的人品和文品就大有問題了！他們所編撰的《漢書》和《資治通鑒》，還值得一看嗎？！

    但最為重要的還是，孫先生所引征的班固和司馬光的相關文字，都沒有所謂“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

    班固在《武帝紀贊》說的是“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倍凇抖偈鎮鳌氛f的則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p>

    其中雖有“罷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說，但并沒有“獨尊儒術”之詞；把“表章《六經》”、“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斷或概括為“獨尊儒術”，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說是荒唐的！因為即便把“孔氏”視為“儒”的代名詞，但“隆”和“推明”與“獨尊”之意也相差甚遠！至于“表章《六經》”，則與“獨尊儒術”則更相距十萬八千里了！

    至于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十七》即《漢紀九》或其它卷，根本就沒有所謂“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雖然孫先生引征了其“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游目。邪說遠去耳，圣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見《司馬溫公文集》第12卷）《獨樂園詩》作旁證，其中盡管有“百家始消伏”五字，但終不能證明司馬光炮制了“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

    （摘自宋定國著《國學縱橫》一書，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