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三節 地宮揚威 一、為釋迦舍利藏志碑立傳 精通中國佛教文化的高志其先生,又為“釋迦舍利藏志”碑的締造者圓仁、天如的身世遍查了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得出了令人震驚的結論:為首的圓仁和尚是日本的著名高僧,給中、日佛教文化史上增添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總之,“釋迦舍利藏志”碑是法王寺的一大鎮寺之寶,也是法王寺最早的歷史見證碑,一證法王寺是漢代古剎;二證佛祖舍利是真非假;三證隋文帝敕建舍利寶塔;四證中、日兩位高僧護寶藏舍利。 二、為佛祖真身舍利喝彩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信眾把他身上的任何一部分斗視為圣物,他涅盤后,周邊8個小國的國王曾率軍隊爭奪舍利,后被香姓婆羅門勸解,并主持將舍利分為8份,各自請回供奉。 古印度有個國王叫阿育王,崇信佛教,廣建佛塔以供養佛舍利,人們將這些塔稱為阿育王塔。 隋文帝楊堅出生在佛教寺院,受尼姑撫養,自幼精通佛法,與佛門信眾交際甚厚。據傳他在北周為將時,西域高僧贈送他一包大覺遺身,即釋迦牟尼真身舍利。他統一中國后,君臨天下,從仁壽二年起,即公元602年,帝敕建浮屠遣吏安佛真身舍利于內,同時隋文帝下詔更名舍利寺,可見大法王寺在當時譽滿嵩山,光照九州。然而在唐武宗滅佛大劫難之后,一千多年來再沒有人提及佛祖舍利。 日月如梭,星轉斗移,二號塔地宮的發掘,釋迦藏志碑的面世,佛祖舍利裝藏于人首鳥身的玉石盒中,出離了地宮,被護送到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看護,佛門廣大信眾無不拍手稱快。起初人們弄不清人首鳥身的玉石盒是何種器物,只好稱它為“飛天舍利盒”。經過查閱佛教經典,學者們終于弄清了這個人首鳥身玉石盒的名稱,原來叫迦陵頻伽盒。迦陵頻伽盒是喜馬拉雅山上的一種神鳥,它以美妙動聽的音樂被佛經稱為美音鳥,秒音鳥。它飛翔在西天的極樂世界,使極樂世界充滿了歡樂。法王寺地宮里面這個迦陵頻伽盒,作為佛祖舍利的舍利盒,這就寓意著,佛祖仍然在西天的極樂世界,在迦陵頻伽音樂聲中。玉棺在唐代的使用時非常神圣的,是封建王朝的禮儀制度和佛經、佛教的儀軌所決定,一般百姓達官貴人,是沒有資格用的。只有皇宮貴族和至高無上的佛才能使用。所以這個迦陵頻伽盒出現在法王寺地宮里面,這絕不是偶然的,它放在了佛祖的正中、正前位置,這只能斷定它是玉棺,是放佛祖舍利的玉棺。
2010年5月的春風,吹綠了嵩山大地,山花爛漫,百花爭艷,春雨送情,朝陽生輝,照耀著大法王寺隋唐古塔四弟兄魁梧的身軀,顯得格外的瀟灑、英俊、威武壯觀。隋文帝敕建的舍利塔,昂首挺胸,迎著早晨的朝陽在閃閃發光,塔內中央端坐著釋迦牟尼,阿彌陀佛兩尊佛像露出了笑容,尤其是釋迦牟尼佛祖,揮著手仿佛向世人宣告:“我的寶塔從今天起要雪恥正名,取消前唐塔的稱號,正名為隋代舍利塔。我要告別唐宮。回歸故里……”這是精通佛教文化的學者,精研歷史史料的專家,準確把握地宮實體文物證據的信眾,發自肺腑期待的呼聲。 憶往昔,在那戰火紛飛的1936年,著名的建筑學家,劉敦楨來到嵩山大法王寺考查,在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情況下,只是根據外部形態和砌筑工藝寫出了學術報告,誤判為前唐塔。 1948年梁思成教授受黨領導的委托,又把法王寺和法王寺塔列入了中國重要文物古跡簡目之中,送到每一個指戰員的手中,使這些文物古跡免受戰火破壞。然而古塔因丟失了塔銘造成千年歷史的疑云,難以驗明正身。建筑專家的誤判,又套上了一具枷鎖,使之冤案纏身,難以掙脫,解放以后挖掘大量歷史史料,碑刻都明確的記載,隋仁壽二年,隋文帝敕建舍利塔,更名舍利寺。 中央電視臺十套特邀學者,登封市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呂宏軍君講:“那么一些建筑學家認為這個塔是初唐塔。那么一些學者認為唐代和隋代它們之間相距很近,就是隋仁壽二年和武德元年只有十六年,那么在這十六年間建筑風格不可能會發生一個非常大的變化。也就是說隋唐時候它的建筑風格,基本上是相似的,那么唐朝可以建筑這么高大的塔,隋朝也可以建,那么北魏當然也有建的比較高大的塔,如嵩岳寺塔”。 登封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長宮嵩濤講:“中國佛教塔的類型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佛塔,是為紀念這個釋迦牟尼而修建的佛塔,一種是僧塔,就是高僧塔,就是僧人的墓塔,僧人的墓塔一般它的高度都在1-7層,佛塔呢,一般都比較高大,它都在7-15層之間,所以法王寺的塔,塔體比較高大,塔高十五層獨立凌空,所以它是佛塔無疑,應該說法王寺的一號塔它是一個標準的佛塔,這一點沒有任何的異議。” 在有關法王寺的文字記載和傳說故事中唐代根本沒有建造佛塔的跡象,這已充分證實了法王寺塔就是當年隋文帝建造的舍利塔。登封縣從明代到現代縣志中,古今一致統稱法王寺塔為隋代舍利塔。明代的《說嵩》,清代的《嵩山志》依然用的是隋代的舍利塔,然而現在仍有少數資料依然按照學術報告的誤判稱其為“前唐塔”。顯然給嵩山文化亮點罩上了一層灰塵。2010年5月,中央電視臺十套《古剎秘史》的紀錄片中,以出土文物為證據,特邀學者、專家列舉了大量的歷史史料,特別是“釋迦藏志”碑的亮相,佛門圣物的再次現身,都清楚地告訴我們,法王寺塔就是隋代的舍利塔,從《古剎秘史》播送之日起,徹底為舍利塔正名。 四、為護法金剛頌德 眾多專家、學者現場考察,視此盛況無不為之震驚,是誰舍身涅盤虔誠殉教,坐化地宮,雙目直視,面對圣物,守護千年呢?為此人們榮稱此坐化像為無名的護法金剛!為了函告后世佛門圣物移匿地宮的歷史真相,兩位護寶大師在釋迦藏志碑中簽了自己的名字,圓仁和天如,這兩位護法金剛又是何人呢?為此,精通佛教文化的學者,中國文化發展促進會的副會長高志其先生遍查了中國圖書館和背景圖書館的所有有關佛教高僧記載的圖書。對于天如無所記載,只能斷定他是當時法王寺的高僧,也有學者猜測,他是不是那位坐化祖師像呢? 對圓仁的身世,卻令人驚訝!中國《高僧傳》里是沒有一個叫圓仁的,日本入唐求法的請益僧中有一位名叫圓仁。為此,高志其副會長和大法王寺方丈釋延佛大師,率團11人赴日本國比壑山延歷寺進行訪問。延歷寺是圓仁大師生前弘法的佛教寺院,也是日本國著名的佛教寺院,延歷寺博物院陳列著圓仁法師的經典著作,特別是他在中國期間寫下了一部名著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全書共四卷,約八萬字,完好無損地保存在博物院。 圓仁是歷史上作為遣唐使來到中國的日本著名的高僧,俗姓任生氏,日本下野國都賀郡人(今栃木縣)。圓仁早年在家鄉受唐代鑒真法師東渡日本傳法的第三代弟子廣智法師剃度出家,受到了良好的中國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熏陶。圓仁時代,唐朝已是整個東方佛教文化的中心,也是日本僧人向往的文化大國。在日本佛教史上,有著名的入唐八家,即八位入唐求法的大德高僧,圓仁就是其中的一位。 838年,他隨日本國第十三次遣唐使,九死一生來到中國。歷經兩次渡海失敗,第一次啟程不久,遇上了臺風,第三號船罹難,一百四十八人僅生還二十多人,第二次渡海又遇上逆風,三艘船全被毀壞。為了追求真理,圓仁百折不撓,四十五歲的他,又一次辭家出國,終于成功登陸中國揚州,開始了在中國艱難的求法歷程,行經江蘇、安徽、山東、河北、山西、陜西、河南七省的大部分地區。從他入唐求法行程日記中,提供了他在大法王寺護寶、立碑的可靠依據。在中國巡禮求法期間,遇到唐武宗滅佛大劫難。圓仁也被列入了條流的對象,被遣返回國,于845年農歷5月被迫離開長安行經河南,六月初一日從洛陽出發,九日到達鄭州。 古代從洛陽到鄭州約三百二十里路程,嵩山大法王寺恰在二者之間,從洛陽到法王寺約一百六十里路,圓仁在塔的行記中明確地記載,從洛陽到鄭州整整是八天時間,按一天趕一半路程,兩天足以完成,中間有六天的時間干什么去了?以嵩山大法王寺的知名度,圓仁不可能沒有聽說過,渴望求法的圓仁途徑嵩山時,順道前去拜訪了法王寺,在與當時方丈交談時,除了交流教義,必然涉及當局對佛教不公正的政策。作為一個虔誠佛教的信徒,如何保護佛舍利,是重于自家生命的大事,必然有所涉及。在這種情形下,圓仁必然挺身而出,參與密藏佛門圣物的秘密行動。那么為什么在他的“行記”中沒有記載呢?這顯然是一件嚴守秘密的行為。一、為了佛舍利在唐武宗的屠刀下絕對安全的度過難關。二、為了眾多人身家性命的安全,處于高度的責任感,圓仁大師始終沒有把這一偉大的行為寫進他的行記中,這正體現了他“無我”、“無畏”佛教徒的光輝形象。使佛門圣物在二號唐塔地宮中,在無名坐化祖師的守護下安全度過了1155年。 圓仁大師在嵩山大法王寺立碑、藏舍利立下了不朽功勛,給中、日文化交流留下傳奇佳話。圓仁大師于847年回到日本國,入住風景秀麗的比壑山延歷寺,步入了他一生弘法的最光輝的時代。他先后在比壑山設灌頂臺,建造根本觀音堂,建造法華總持院,圓仁繼承先輩遺志,宣揚大乘戒律,使日本天臺宗獲得很快的發展,日本嘉祥五年,他被朝廷授予傳燈大師法位,成為皇室內供十位禪師之一,日本仁壽四年,榮任日本第三代天臺宗座主。公元864年2月24日,圓仁坐化于比壑山,享年71歲。日本朝廷為其建造墓塔,清和天皇賜謚號“慈覺大師”,這是日本國當時對佛教傳人最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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