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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閱讀中國南北朝以來近1500年的歷史，可謂觸目驚心，令人膽寒，心情沉重而悲憫，一段段屈辱，血淚，欺凌，侵略，奴役，屠殺，毀滅總像魔鬼一樣交替纏繞著華夏民族和中華民族。到底是什么原因讓中華民族飽受磨難呢。 掩卷長思，心里一直在問，為什么，為什么中國會經歷如此多的慘不忍睹，悲哀血腥的歷史。如果對一段段歷史進行考察，一定會得出各種原因和理由，但每一種理由卻又顯得單薄，無力。 似乎不能透露出漫長歷史中動蕩的核心原因和根本。 暫時撇開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政治黑暗和階級對立等因素不論。單獨看歷代出現的新儒家思想。 換一個思維看歷史，歷史會更清晰。 中國歷史上的內亂和動蕩似乎都有種一脈相承的相似感。這就是思想和文化對當時產生深刻影響的結果，腐朽思想對民族精神和性格的傷害，直接扼殺了民族的團結和抗爭精神。 某些網友總是把中國歷史上的衰敗一股腦地推給2500年前孔孟開創的儒家思想，這是不公平的。儒家思想有精華，亦有糟粕，腐朽的三綱五常首先要受到批判，這些無人否認。 但是不分歷史階段，不看歷史事實，全盤否定本源的孔孟思想確實荒唐，是不客觀，不公正，不全面的。 儒家思想是以仁為核心和人貴體系的思想，儒家文化是一種入世主義文化，是中國最為重要的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義，禮，智，信。 反對‘過’和不及。提倡六藝禮（禮儀制度、道德規范），樂（音樂、詩歌、舞蹈），射（射箭），御（駕車），書（文字讀寫），數（算法）。崇尚中庸。可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上馬治軍，下馬治國。 儒家思想對中國，東亞，甚至世界都產生過深遠影響。 儒家思想優秀之處體現在治國上的是； 這些思想不正是儒家思想治國的可貴之處嗎。 至于歷代統治者如何去正確對待和吸收儒家治國的優點，皇帝們施政得好與歹，是后代皇帝們的責任，與本源的儒家思想，孔孟思想治國理念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系。總不至于2500年前的孔孟要對后代的歷史去負責吧。 因為后世的所謂儒家弟子，也提出了各種學說和思想，并且成為他們那個時代的主導思想和統治者的工具。董仲舒的天付皇權，東漢時代的占卜，吸納佛道思想的兩晉玄學，兩宋期間的程朱理學-即所謂的新儒學。都是在孔孟之后誕生的。 尤其是扭曲，異化的玄學和所謂新儒學打著儒學繼承者的大旗，把孔子和孟子進行神話，讓孔孟成為新學說的擋箭牌。玄學清談，避世，言之無物，好奢靡，人人向往做神仙。玄學成為兩晉南北朝時代的主流文化。 東漢初期由印度傳播進中國的佛家文化在中國歷史上也達到極盛。北朝修建云岡石窟，北朝至唐朝修造的龍門石窟，杜牧的詩句就描寫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就是對佛教在中國盛況空前的真實寫照。佛家思想提倡的是清心寡欲，六根清凈，追求來世，人在現世是來受罪的。 在玄學和佛家思潮的泛濫之下，曾經在漢民族身上流淌著的蓬勃昂揚，亦文亦武，威武不屈的血脈精神蕩然無存，中國大地引爆了第一次民族之殤-五胡亂華，侯景之亂和北中國的爾朱榮之亂，，，。經歷300年空前的民族浩劫和國家動蕩，隋唐時期國家再次走向統一。曾經被扭曲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得到一定的回歸。 玄學也逐漸走向沒落。統治者對極盛的佛教也進行過扼殺。中國歷史上爆發過三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集中在北魏到隋唐階段。第一次是北魏前期的拓跋燾滅佛，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第三次唐武宗滅佛。 撇開這三次滅佛運動的功過不論。滅佛運動對漢民族精神的重建無疑是一次巨大的洗禮。看印度的歷史，再看中國歷史，完全是不同的兩極。 再看宋明時代的理學，理學最早的開創者是北宋的周敦頤，經過程頤，程顥的完善，到南宋朱熹成為理學體系的集大成者。理學倡導的思想核心是。 用封建枷鎖去鎖住人們的思想，言行，愚弄人民。曲解，刪改孔孟的思想，舉一例，以德報怨是大家都熟悉的古語，全句本來是“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這是孔子的學生請教孔子的一個答辯，但后世的腐儒，只解讀前面一句問話，也僅僅記住一問，而偏偏忘記了正確解讀孔子的回答，干脆選擇性的遺忘了。日本人以怨報德，是對中國的回答，也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提醒。不要忘記先人的有益教誨。 孟子提出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觀點就具有了早期樸素的民本主義思想，這是進步的思想。朱元璋認為孟子的觀點挑戰了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把孟子牌位趕出孔廟，不得祭祀，后來因為儒生的哭諫，才把孟子牌位重新祭祀。朱元璋鼓動儒生全面刪改孔孟思想和言論，摘章挑句欽定八股文。把儒生變成一個個沒有思想能力的書呆子。 讓封建統治更穩定，但這種穩定無異于慢性自殺；程朱理學反對社會發展，反對變革，猛烈批判王安石變法：提倡修身卻忽略個體，提倡治天下卻無情扼殺異己言論。 程朱理學就是士大夫借修身為由，扼殺新思想，維護既得權力的工具，程朱理學是對儒家思想的閹割，自宋以后中國的思想界僵化了，阻礙社會發展的病毒，阻礙了中國1000年的發展。 理學在南宋中后期，元，明，清三代成為絕對統治思想。理學思想中的糟粕也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和品性。理學弱化了中國人的忠義品格，陽剛之氣，尚武精神，保守而封閉，固化而迂腐，好清談，好內耗，好內斗，膽小懦弱，缺乏開拓精神。 在明朝理學得到進一步強化，圈禁農民，八股文，打倒孟子，東林黨等，永樂年后的海禁。 到清朝理學被固化到極致，徹底把中國人奴化，人成了無欲無求，逆來順受的奴才。剃發易服，文字獄，海禁，思想禁錮，晚清在外國勢力的沖擊下，依然固守所謂“祖宗根本”不可動搖的國策，造就了一批沒有治世救國能力的庸才。 程朱理學造就了元代宋，清代明成為必然，腐朽的思想根源一直延續到民國戰亂和日本侵略，一個不團結，膽小，弱懦，缺乏抗爭勇氣的民族，豈有不受外敵欺凌之理。 新中國成立后理學體系中的思想糟粕才得到一定剿殺。尤其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把民族失落的自信，重新尋找回來。也給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性格帶來了一次重新塑造。 但是理學的某些負面性因子，就像毒素滲透進中國人的血脈，也成了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只能依靠自己逐步矯正。 所以，如果某些人一定要把中國歷史上曾經的衰落推到本源的儒家思想和2500年前的孔孟之道，這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孔孟不是神仙和救世主，要對后代漫長的歷史負責。即使他們要飽受后人的指責，那也是每一代儒學者各打50大板，承擔500-1000年的歷史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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