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荊州古城張居正故居

  荊州古城明朝宰相張居正故居

    朱東潤先生編著的《張居正大傳》是我國二十世紀出版的“四大傳記”之一﹙其余三部是梁啟超寫的《李鴻章傳》、林語堂寫的《蘇東坡傳》、吳唅寫的《朱元璋傳》。朱東潤先生在《張居正大傳·序言》中寫道：“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歷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后數十年，還是混亂。只有在這十年之中，是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近代著名維新思想家梁啟超先生則在《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寫道：“明朝種種特點，政治家只有一個張居正。”臺灣著名歷史學家黎東方先生更是說：“以施政的成績而論，張居正不僅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也是漢朝以來少有的，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強可與之相比。”早先讀到這些句子時，便是無比的激動。后來讀過《張居正大傳》，更是為大明江山扼腕嘆息。于是萌生出去荊州看一看這位偉大而又傳奇人物的出生地。

張居正故居位于荊州江陵古城內。11月26日，我們離開鐘祥市明顯陵，驅車前往荊州。鐘祥到荊州八九十公里路程，且大部分是高速公路。下午2點鐘，下了高速出口1公里就是紀南古城遺址﹙列入本次旅游行程﹚。到了目的地，看到鐵絲網內有塊水泥制作的碑刻，刻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楚紀南古城”，細看碑
文是郭沫若先生手跡。“楚紀南古城”這個名字是去年看電視片《楚國八百年》時知道的，那是早期的楚國都城，位于紀山之南而得名。《史記·楚世家》記載，從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在此建都，到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拔郢止，楚國在此建都411年，它曾經是我國南方的第一大都城。鐵絲網上有個口子，有條小路通往高處。于是，將汽車駛上小路，爬上土堆，發現已經到了古城墻上面。登上高處放眼望去，長滿荒草的土城墻隱約遠去，不見盡頭。城墻
附近沒有村莊，也不見勞作的農民。納悶間，一對中年夫婦騎著摩托車過來，趕忙上前問詢。中年男子停下車來說：“紀南古城分城里、城外兩部分，原來有幾個生產隊居民在這里生產生活。前幾年，政府動員村民搬遷了，為的是保護地下文物。前面不遠處還有一座楚郢城遺跡，也沒有任何建筑，前年考古挖掘出不少文物，還有古尸，都放到荊州博物館去了。”謝過中年男子，在古城墻上拍了幾張照片，便驅車朝荊州市區前進，導航目的地是“荊州古城”。

大約四五公里進入了荊州城區，又前行二三公里便看見了荊州古城門。駛過城
門洞，路邊有片停車場，停下車來，發現旁邊是一幢明清古建筑，門頭掛著“張居正故居”的匾額。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于是，決定先游覽張居正故居。

停車場入口建有一座石坊，走近看，坊額刻的是“江陵碑苑”，正對著這座石

故居門前掛著一付對聯“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上相太師,一德
輔三朝，功光日月”。上聯說，張居正會試得中第二名進士，俗稱“榜眼”；后來，他的兒子張懋修更是考中狀元。父子二人先后得中榜眼、狀元，真可謂學冠天下。下聯說，張居正為官歷經嘉靖、隆慶、萬歷三朝，是隆慶朝次輔，萬歷朝首輔，尤其是在萬歷前十年，由于張居正大力推行改革，使明朝﹙日月代表明朝﹚出現“萬歷中興”的新局面。這付對聯本是明朝時當地官府士紳送給張家的。上世紀末，張居正故居復建完工后重新書寫掛于門前。

張居正故居坐北朝南。走進大門是三間門廳，一間售票處，一間小賣部，中間是游客通道。梁上掛著一塊“千古一相”橫匾，是我國明史專家、明史學會顧問韋
慶遠先生手跡。門旁立著一塊“張大學士府”豎匾。門廳后面是個圍合式庭院，院中立有一座照壁。照壁朝南面是龍鳳浮雕，朝北刻有一篇《張居正故居重建碑記》：大明萬歷初年內閣首輔大學士文忠公張居正故居，位于荊州古城東垣內，史有明載，言之確鑿。當其身后傾遭削籍之禍，家產罰沒，兒孫遠謫，故居樓臺宅園一時俱廢。據稱曾改作傳舍，成為過往官員居停暫歇的臨時處所；入清之后，城垣東部均改為八旗駐防營區，歷時近三百年，原址舊宅漸次淪為遺沼荒亭、廢池殘院；辛亥鼎革，旗營紛崩瓦解，房舍盡摧，屋宇全毀；旋踵日寇入侵，當地屢遭戰火荼毒，舊宅蕩然無存，原址一度平為機場，再變麥垅菜畦，期間興廢交替，令人感嘆，難以言盡；解放后百廢俱興，古城舊貌次第改觀，……時值改革開放三十年大慶之際，為緬懷我國歷史上這位杰出的改革家，承蒙各級領導大力支持，廣大群眾熱情襄助，特恢復張文忠公故居，……

庭院朝東建有三間硬山式平房，門頭掛著“太師居”匾額，門旁是一付張居正
撰寫的門聯“紅袖添香細數千家風月；青梅煮酒笑看萬古乾坤”。似乎是描述官宦人家笙簫弦歌的家庭生活，以及達官貴人對社會歷史的參與感和責任感。室內擺著一張明式辦公桌，桌上放著文房四寶，墻上掛著“張太師像”。當年張居正父親
去世后，張居正回荊州葬父，就是住在這樣的平房內，身著麻衣重孝，一邊為父守靈，一邊辦理北京快馬送達的公文。庭院朝西三間平房似乎是茶室。

朝南三間正房門頭掛著“太岳堂”三個大字。太岳，為張居正字。“太岳堂”
三字是湖北書協顧問、東湖印社社長谷有荃先生手跡。門聯是“雙肩能擔天下事；一人而為帝王師”，說的是張居正當年在朝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與作用。門上還掛著一塊方牌，上書“張居正生平事跡陳列室”。走進陳列室，屏風正面刻著中國書協主席張海寫的“宰相之杰”四個大字，是明代著名思想
家、文學家李贄給張居正的贊語。走進屏風，墻上掛著介紹張居正生平事跡的圖文資料，內容共分十二個部分：

一、荊州神童。明朝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初三，張居正出生在荊州城內一戶平民家庭，乳名白圭，幼時聰敏絕倫，2歲識字，5歲入學，10歲通“六經”大
義……被十里八鄉傳為“神童”。12歲到荊州府投考，知府李士翱見其聰明玲利，出口成章，欣喜之余替他更名張居正，補為府學生。13歲到武昌應鄉試。朱東潤先生在《張居正大傳》中寫道：單憑居正的年齡和聲名，原有中舉的希望。但是因為湖廣巡撫顧璘的主張，這次卻沒有成功。他認為13歲的孩子就中舉人，以后便會自滿，反而把上進的志愿打消，這是對于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張趁此給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奮發。居正16歲時，再應鄉試，這次便中了。恰巧這時顧璘正在安陸督工﹙修建明顯陵﹚，居正到安陸進見，顧璘很高興，把自己的犀帶贈給他，說道：“古人都說大器晚成，這是為中材說法罷了。當然你不是一個中材，上次我對于馮御史的囑咐，競耽誤了你三年，這是我的錯誤了。但是我希望你要有遠大的抱負，要做伊尹，做顏淵，不要只做一個年少成名的秀才。” 顧璘的話讓張居正銘記終身，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2歲的張居正考中二甲進士﹙榜眼﹚，授庶吉士，從此踏入仕途。

二、初涉政壇。明嘉靖年間皇帝癡迷于道教，奸臣嚴嵩當道，許多官員為了討好皇帝，紛紛上呈青詞﹙用青色紙寫的道教祝詞﹚以求御覽，張居正對那些阿諛奉承的事不屑一顧。當同僚們為仕途而奔走權門，趨奉上司，或沉醉歌舞，吟風弄月之時，他卻在注重學習，“日討求國家典故”，默默探求治國興邦之道，深受大學士徐階的贊賞。張居正入翰林院時，內閣中正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斗爭。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兩人爭奪首輔職位的結果是夏言被殺，嚴嵩獨攬朝政。對于內閣斗爭，張居正自然沒有發言權。但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馳有了深刻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上皇帝上了一道《論時政疏》，陳述時弊的五大癥結所在，闡述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觀點并沒有引起嘉靖皇帝的重視。從此張居正除例行公事外，再沒有上過一次奏疏。

三、休假三年。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張居正已近而立之年，由于嚴嵩當道，朝局混亂，他感到郁郁不得志，遂請假回籍養病。回到荊州，過起了隱居生活。然而心懷天下的張居正，即便是在偏僻鄉間，仍記掛著北京的政局。他在《登懷庾樓》一詩中寫道：

        風塵暗滄海，浮云滿中州。目極心如焚，顧望但懷愁。

表達對時局紛亂的憂心。他還在《聞警》一詩中寫道：

                    初聞鐵騎近神州，殺氣遙傳薊水秋。

抱火寢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憂。

表達自己面對國難來臨，只能“空悲切”的郁悶。這段時間，他除了寫詩抒發胸意外，還常常對百姓生活和地方政治進行考察，了解到百姓生活困苦的根源。他在《荊州府題名記》中寫道：“宗藩繁盛，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于兼并。”在荊州生活的三年，張居正對民生疾苦有了切身體驗，從而立志“以天下為己任”。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他離開江陵很快回到了北京。

四、步步高升。張居正重新回到翰林院時，已在苦悶中漸趨成熟。在險惡的政
治風浪中，他牢記住老師徐階說的“內抱不群，外欲渾跡，相機而動。”的處世法則。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嚴嵩倒臺，徐階繼任首輔，提拔張居正為國子監司業，并推薦他擔任裕王朱載厚的侍講。因裕王很可能繼承皇位，侍裕王講讀不是等閑之職。在裕王府里，“王甚貨之，邸中中官無不善居正者”，說明他關系相處融洽。又四年，居正掌翰林院事。這一年，世宗﹙嘉靖帝﹚歿，裕王即位，是為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升為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這一年張居正43歲。

五、榮膺首輔。張居正剛人閣時，內閣由徐階和高拱把持。高拱是裕王府多年的講官，深得裕王信任。高拱很有才能，但鋒芒畢露，心胸比較狹隘。高拱先后排擠掉徐階、李春芳﹙張居正同科狀元﹚等閣老，隆慶五年底，內閣中只剩下高拱和張居正兩人。因徐階與張居正是師生關系，高拱處處提防居正。張居正只得采取隱忍和低調的態度與其周旋。高拱與大太監馮保之間有矛盾，張居正卻與馮保保持融洽關系。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穆宗駕崩，神宗即位，改年號萬歷。高拱想借此機會除掉馮保，反被馮保搬倒。因朱翊鈞即位時只有10歲，高拱聽到穆宗去世的消息時哀嘆道：“10歲的太子，怎樣治天下啊！”這話被馮保傳到皇太后那里，太后一恕之下將高拱解職。高拱罷黜后，張居正便成了首輔。這一年張居正48歲。

六、銳意改革。張居正接任首輔后，仍擔任著小皇帝的老師，與司禮太監馮保保持密切關系，取得了皇室的信任。有了施政舞臺，張居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決定一展平生抱負。立即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史稱“萬歷新政”。在內政方面，推行以“考成法”為主要內容的行政改革，裁撤政府機構，削減冗員、庸官，提出“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等策令，提高各級政府的行政效率，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威；在經濟方面，以均賦役為中心，厚商利農，發展社會經濟。明朝的賦稅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稅，按人頭攤派差役。隨著豪強兼并勢力的發展，民間的土地和人口逐漸集中到勛臣、貴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們倚仗特權，賄賂官府，隱占人口，瞞田偷稅，逃避差，使國家稅源逐漸衰竭。張居正下令清查田地，三年查出漏稅土地80余萬頃，從嚴打擊違法的權貴地主，迫使他們守法納稅，不敢輕易欺隱，國賦按時收納，扭轉了財政虧損。賦稅不均的現象初步得到糾正后，又著手解決逃役問題。萬歷九年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即將賦役中的各項名目，如雜役、均徭、力差、銀差等各種稅收合并為一種，將力差歸入田賦，一律按田畝核算，減少手續，統一征收，并可折算成銀兩，允許被征調的差役出銀雇人代役。這就擴大了貨幣流通范圍，減輕了農民負擔，削弱了人身依附關系，使商販和工匠獲得了人身自由，對商品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的作用。同時，還清理各地府學，強調學以致用，學有實效，減少特權。整頓各地郵傳驛站，壓縮過寬、過濫的接待對象，規范接待標準，減少沿線農民負擔。實施改革之前，明朝統治已經到了崩潰邊緣。史料顯示，隆慶元年國庫存銀僅130萬兩，而應支付官員俸銀135萬兩，邊防餉銀236萬兩，補發年例銀182萬兩，國庫銀兩只夠維持三個月。加上北方蒙古、女真族騷擾邊疆，南方常有叛亂，黃河、淮河每年決口，動輒淹沒數縣，民眾苦不堪言，國家難以為繼。張居正十年改革，強化了國家機器，裁撤的冗員達到官員總數的三分之一，開創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的政治新局面；社會經濟也有顯著發展，國庫積銀六七百萬兩，儲糧達1300余萬石，足夠支用十年。加上黃、淮得到治理，人民安居，邊疆安定，使衰朽的明王朝重新煥發出生機，開創出“萬歷中興”的盛世局面。

七、選任名將。明朝最大的外患是退居大漠的北元韃靼和瓦剌部族。隆慶朝以前，韃靼軍隊數次攻擊北京，對明朝政權形成極大威脅。張居正入閣后，選拔了一批優秀的軍事人才，大力整治邊關，取得顯著效果。戚繼光是張居正最為倚重的將領，隆慶元年奉調鎮守薊州，防備韃靼。張居正不僅在軍餉后勤等方面全力支持對戚繼光，還為其創造統籌全局的有利環境，把轄區內職位相當的高級將領調往別鎮，令該區文官不得干預軍務。戚繼光也不負重托，《明史》記載，“在鎮十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張居正在世時，戚繼光得到了明朝武將所能得到的最高職務和榮譽。然而，張居正去世后，戚繼光被解除兵權，調往他處，不久在家鄉郁郁而終。張居正選拔的軍事人才中，還有譚論、李成粱、張學顏等著名將領，都曾為大明江山的穩固立下赫赫戰功。

八、治理水患。明朝自成祖遷都北京，京城的糧食補給主要來自富庶的江浙地區，大運河成了最重要的補給線。隆慶至萬歷初年，黃淮屢次泛濫，不僅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也威脅到運河航運，影響京城的漕糧補給。張居正執政后，黃淮水患使他寢食難安。當時的水利專家潘季馴認為黃、淮與運河相通，治理好黃、淮水患就能保證運河航運。他提出了“筑堤束水，借水刷沙”的冶黃理論。萬歷六年，張居正任命潘季馴總理河漕，全權負責治河事宜，并在人力物力上給予重點保障。萬歷七年秋終于完成了兩河治理工程，使黃、淮下游數年無恙，數十萬頃被洪水淹沒的灘地成了高產豐收的良田。萬歷八年，張居正請旨給潘季馴加太子太保，進工部尚書。張居正身后遭到清算，潘季馴不避災禍，挺身而出為張居正申辯，亦被革職為民，愴然離開他熱心的治水事業。

九、欽命奪情。萬歷五年﹙1576年﹚九月，張居正父親張文明在荊州病逝。按照明代禮制，官員的祖父母、父母去世，必須辭職回家守孝27個月，這叫“丁憂”。只有因國家特殊需要，并由皇帝下達圣旨“奪情”，丁憂官員才可以不解職。明朝除邊關軍人外，文官很少有被“奪情”的。張居正聽到父親病逝的消息，內心十分矛盾。一方面是與父親19年未見面了，父親去世了，應當回家盡孝；另一方面，自己主持的改革事業正進行得如火如萘，中道離去，人事變更，改革大業在反對派的干預下，很有可能夭折。矛盾之中，張居正還是上了一道《乞恩守制疏》，請求辭職回籍守孝。15歲的萬歷皇帝此時還離不開張居正的輔助，他在圣旨中說：“父制當守，君父尤重”，要“為天下”挽留張居正。張居正則連續上疏懇求，皇帝一再挽留。最后，張居正只得同意被“奪情”，并提出父喪期間“停止薪俸”、“入閣辦事著青衣角帶”、“奏章具銜準加‘守制’二字”、“次年準許乞假葬父”等五個條件。這事本可兩全了，沒想到數日后夜空慧星劃過，朝臣議論又起。張居正的門生、翰林院編修吳中行、趙用賢等先后上疏說，張居正不守父孝，毀壞“萬古綱常”，是偽君子等等。皇帝一恕之下要對二人施以廷杖。朱東潤先生在《張居正大傳》中寫道：“錫爵﹙翰林院掌院大學士﹚急了，一直奔到孝幃﹙張居正相府中設的靈堂﹚前面，他又向居正疏解了。他為吳中行等辯護，他請居正申救。“圣怒太嚴重了，說不得。”居正說。“即是圣怒嚴重，”錫爵侃侃地說，“也是完全為的相公。”居正伏著叩頭道，“大眾要我去，偏是皇上不許我走，我有什么辦法？只要有一柄刀子，讓我把自己殺了吧！”錫爵駭然地退出了。就這樣決定吳中行等受杖的命運。10月22日行刑。中行、用賢各杖60，杖畢，拖出長安門，再用門板抬出北京。中行己經氣絕，幸虧中書舍人秦柱率領醫士把他救活，大腿上的腐肉割下幾十塊。用賢是一個胖子，總算受得起，但是大腿上割下來的腐肉有手掌大，后來他的妻索性把這塊肉風干，留給子孫。”這次“奪情”風波，受刑或被謫邊者還有多人，這便埋下了張居正死后遭清算的種子。

十、恪守節操。張居正擔任首輔后，大力推行改革，他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不
僅是官員的表率，也會成為反對派攻擊改革的借口。因此，張居正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他曾說“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語”。對于有官員上門送禮，他一概拒收，并寫信給予教育。對于反復糾纏，性質惡劣的行賄者，則給予嚴厲斥責。正由于他自身清廉，才能沖破重重阻力，推行強硬的改革措施。對于遠在千里之外的荊州家人，張居正想盡辦法給予約束。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是個豪爽仗義之人，喜歡受人之托到衙門說事，在以孝治天下的明代，對父親不能重語相加。但張居正告訴荊州地方官“其所請囑，無問于理可否，悉從停擱”。張居正的管家游七是他的內侄，在外面打著他的旗號做了勃理違法之事，張居正知道后，大發雷霆，下令狠狠鞭韃，以至打斷了一條腿。正是由于張居正管束得力，遠在荊州的張家人基本上是守法的，沒有留下惡名。

十一、鞠躬盡瘁。萬歷八年張居正56歲，長期在繁重政務的壓力下，他的身體已經衰弱，曾向皇帝提出致仕﹙退休﹚請求，這時的萬歷皇帝也想親政，卻被皇太后斷然拒絕，甚至說要等小皇帝長到30歲才可考慮親政，這讓小皇帝對張居正生出又愛又恨的感覺。張居正只得拖著沉重的步伐繼續拼命的工作。第二年夏天，張居正病倒了。九月，張居正病休在家調養，小皇帝一邊派人慰問，一邊要求“兼理閣務”。萬歷十年三月，張居正病情加重，內閣中稍為重要的公文仍要送到病榻前，聽候處理。六月初一“日全食”，初四以后夜空又現慧星。張居正上《乞骸歸里疏》，請求退休，神宗繼續挽留。六月十二，加居正“太師”銜。明朝太師、太傅、太保皆為死后贈官，文臣生前加封的，張居正是第一人。十二日后，居正又上《再懇生還疏》，仍被上諭挽留。十八日，神宗派太監詢問他身后措置，張居正舉薦了一批官員。之后陷入昏迷，至二十日逝世。

神宗得到居正病歿的消息，下詔罷朝致哀，贈居正上柱國，謚文忠，并派太仆少卿、錦衣衛指揮僉事護送欞柩回荊州安葬。張居正病重時，神宗曾對他說：“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滿朝文武和公府衙門都為居正建齋祈禱，希望這位功勛彪炳的首輔早日康復。但是，張居正逝世不過九個月，萬歷十一年三月，一心想宸綱獨斷的萬歷皇帝朱翊鈞在改革反對派的攻訐聲中，對昔日的恩師展開了清算，下令查抄張家，削盡官秩，追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流放子孫家屬，對支持張居正改革的官員亦給予無情打擊。以至于神宗在位的48年中，沒有人敢為居正鳴冤。

國難而思良臣。天啟三年（1622年），明朝三百多年的大廈將傾，明熹宗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下旨復官復蔭。然而一切都已晚了，僅僅過了22年，李自成的農民軍就攻進了北京城，崇禎皇帝在煤山吊死，大明王朝從此滅亡。

走出“太岳堂”，后面是個更大的庭院，東西兩側建有四座碑亭。四塊碑上刻
的是張居正寫的詩文。第一塊碑刻一首《題竹》詩：

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

有介紹說，張居正13歲時赴武昌參加鄉試，其試卷深得湖廣按察僉事陳束的賞識，湖廣巡撫顧璘更是贊賞有加，特意將他接到學宮，命題做詩。張居正略作思索，便寫下這首《題竹》詩。詩中稱贊翠竹經霜受雨，四季常綠，其挺拔有節的品格，努力進取的精神值得學習，借以抒發自己少年壯志的情懷。

第二塊碑刻的是《送初幼嘉年兄還郢》： 

          燕市重來二月初，翩翩意氣曳長裾。

金門未售甘泉賦，玄室何人問子虛？

太乙夜燃東壁火，天池時化北溟魚。

乾坤歲歲浮春色，環珮相將侍禁廬。

有介紹說，全詩共有三首，這是第一首。初幼嘉，湖北潛江人，與張居正同年中舉。后來兩人一同赴京趕考，張居正中進士而初幼嘉落榜。隆慶辛未年，張居正任內閣次輔。這年春，初幼嘉再次參加會試落第，張居正在送他回荊州時寫下這三首詩予以勉勵。詩中盛贊初幼嘉有楊雄、司馬相如之才，可惜懷才不遇，勉其來日鯤鵬展翅，建功立業。同時也含蓄地表達自己對國事的隱憂和未來的期盼。

第三塊碑刻是《與楚中撫佐臺辭建第助工》：頃聞臺從至荊，親詢民瘼，倦倦以江堤為慮，幸甚！幸甚！   新構蝸居，三院會計欲有所助。諸公厚意，豈不知感。但仆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勞費有司，故雖督造錦衣，亦止便差用借，誠恐驚擾地方也。今堤工方興，疲民無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豈復有余羨為仆營私第乎？仆雖無德于鄉人，實不敢貽累以賈怨。且去歲諸公所賜坊價，已即給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后逐年賜賚及俸入、田租，陸續湊辦。需以二、三年，可得茍完矣。若諸公創行此意，則官于楚者，必慕為之，是仆營私第以開賄門，其罪愈重。萬望俯諒鄙衷，亟停前命，俾仆無惡于鄉人，無累于清議，則百朋不為重，廣廈不為安也。人旋附此，諸惟鑒原。有介紹說，萬歷元年張居正擔任首輔后，在荊州城內修建堂樓用以供奉皇帝褒獎他的手書，以示忠心。不料錦衣衛一龐姓官員幫忙大事張羅，仿照京城相府規模擴建宅第，湖廣撫臺和地方士紳也來捐助。張居正得知后深感不安，于是寫信給湖廣撫臺趙汝泉。信中表達對家鄉堤防建設的牽掛，對民生疾苦的關心，以及維護自身清廉形象的決心。

第四塊碑刻是《答上師相徐存齋》：不肖受知于老師也，天下莫不聞；老師以家國之事，托之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聞。丙寅之事，老師手扶日月，照臨寰宇，沈幾密謀，相與圖議於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獲被末光，濫蒙援拔，不肖亦自以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報主恩，酬知己者。后悟人事不齊，世局屢變，使老師經綸匡濟之業，未獲盡紓。不肖感謝圖報之心，競成隔閡。故昨都門一別，淚簌簌而不能止，非為別也，歡始圖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有介紹說，上師相，老師和宰相，是張居正對徐階的尊稱。徐階，字子升，號少湖，又號存齋，松江華亭（今上海市松江華亭鎮）人。是明代很有改革意識和才華的一代名相。信中提到的“丙寅之事”指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階借明世宗去世的機會，與張居正合謀，革除嘉靖朝弊政的一次改革嘗試。隆慶二年，徐階與高拱矛盾激化，被迫辭官。辭官后將國事、家事托付張居正。張居正這封信是向老師表達心跡，也表明對國家、知己者的擔當。

在四座碑亭中間立有一尊張居正塑像。只見張居正頭戴一品冠，身穿朝服，面
目清秀，長須飄然，手持奏稿，目視遠方。

雕像后面是三間硬山式平房，門頭掛著“純忠”匾額，下面的門聯是“爾唯鹽梅；汝作舟楫”。匾額和門聯都是當年萬歷皇帝所書。門聯“爾唯鹽梅；汝作舟
楫”，上聯出自《尚書·說命下》“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孔傳》載“鹽咸，梅醋，羹須咸醋以和之。”南朝宋宗炳《答何衡陽書》“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后來將“和羹”“鹽梅”比喻大臣輔佐君王治理國政；下聯出自《尚書·說命上》高宗﹙商朝第24代國君武丁﹚夢得“說”﹙說，人名，又名傅巖，山野村夫，明事理，善管理。商高宗夢見‘說’，尋訪到后任為重臣﹚，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臺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甘霖。”對聯借“調羹”、“用說”的故事，是對張居正輔佐帝業的肯定。

走進“純忠堂”，屏風正面刻著“元輔良臣”四個大字。有介紹說，“元輔”“良臣”四字亦是萬歷皇帝所書，賜給張居正的，是對張居正的肯定。另外，墻上還掛著幾幅《張居正語錄》，有“蓋天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有“即以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阱滿前，眾簇攢體，不之畏也。如是，才可建立國事。”讀著張居正語錄，腦際浮現出當年朱镕基當選總理后，在新聞發布會上講的一段話：“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兩位有作為的首輔，講話是何等的相似！在平常人看來，首輔是權力，是至高無上的職位；而在有作為、敢擔當的人眼中，首輔是沉甸甸的責任，是充滿艱險和挑戰的征程。

“純忠堂”后面是“捧日樓”，門聯“弼予一人；永保天命”，也是萬歷皇
帝所書。底層廳上懸掛“宅揆保衡”橫匾，下面掛著一篇張居正改革的綱領性奏疏
《陳六事疏·序言》，兩側墻上掛有幾幅張居正自撰聯和《張居正語錄》。

走過“捧日樓”便是北大院，﹙旁邊有張居正祠，錯過前去瞻仰﹚院中立有一塊照壁，正面刻著萬歷皇帝題書的“帝賚忠良”四個大字，背面是著名作家熊召政
先生撰寫的《張居正贊》，讀來字字珠磯，動人心弦，更多的卻是郁悶與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