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讀書開始。我們面對一本書，從哪里讀起，怎么讀？這是一個大問題。
就好比遇到一個人，怎么去了解他并做出一個判斷？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經驗和說法，就我自己有限的讀書心得來說，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先立乎其大者。讀過《孟子》的人都知道，我這里借用的是那里邊的話：“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可奪矣”，這話原本是說修身的，但確實可以引申到讀書上面來。很多人讀書，小的地方看得很認真，這當然不能說不對，但如果因此忘了大的方面，就有了“逐萬物而不反”的偏差。孔子讀書，是很看重大處著眼的，如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就是先立了讀《詩》的大者。有此境界，讀《詩》才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對《道德經》來說，它的大者是什么呢？從不同的角度也許會有不同的理解，如王弼說是“崇本息末”，河上公說是“自然生長”，這當然都有他們的道理，但我還是比較同意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的說法：“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
老子像
這里最重要的斷語是“此君人南面之術也”。雖說班固針對的是整個的道家，但《道德經》該是他做出如此概括的主要依據。這一方面是由于老子在道家學派中擁有的創始者地位，另一方面也比較合乎實際的情況。眾所周知，從《莊子》到《史記》，都說老子具有周王室史官的身份。如果考察《老子》一書，其中對天道的重視和推崇，對歷史及禮制的熟悉和了解，辯證的思維方式以及以侯王為主要的說話對象，都體現出史官身份的特點。楊雄在《法言.五百》中曾經說“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老子和孔子學術的差異。老子繼承了“史以天占人”的特點，所以全書中都充滿著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味道。孔子則罕言天道，盡人事而畏天命。“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所說正是這一基本的事實。
有周一代，史官乃是學術的大宗，知識的淵藪。其最重要的職責，正是利用有關天道和歷史的知識，充當天子或者侯王的顧問。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史官活躍在從西周到春秋時代的政治和思想舞臺，如伯陽父、史伯、內史叔興、史墨等，與天子或者侯王大夫們進行對話。這些正是老子的先驅。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們就會發現老子說話的對象也并非普通的百姓，而是君主們。從第二章、第三章開始，就明確地提出了“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和“圣人之治也”的問題《道德經》顯示出該書的主要關懷，即在于君王應該以何種方式統治百姓，管理好國家。書中出現了大量的“侯王”或者“王”、“萬乘之君”等字樣，都表現著作者的興趣所在。他是想以帝王師的身份給他們說法，內容就是所謂的君人南面之術。
如我們所知道的，古代的房屋或者宮殿，都是南面而建，君臣相見之時，君主南面而坐，臣子背面而立，所以有“南面稱君，北面稱臣”之說。“君人南面之術”，也就是統治術或者統治方法之義。對統治術的探討，一直是古代中國思想家們最感興趣的領域。譬如老子之前有《尚書.洪范》，借箕子和武王的對話鋪陳出“九疇”，提出天子統治國家的九項基本原則。老子之后這方面的內容更是豐富之極，大凡有關“君道”“主術”的探討都屬于此類。
但《道德經》有它的特別之處，一是全書均圍繞此立說，“言有宗，事有君”，對《老子》而言，其言之宗、事之君就是君人南面之術，不像很多書只是把這當作眾多問題中的一個。這也許正是很多帝王喜歡它的主要理由。二是其所謂術有道作為支撐，因此呈現出理論深度和系統性。道術是古代哲學中很重要的一個字眼，道偏重于指一個比較普通而抽象的原則，術則是具體的技術和方法。道術一體使得《道德經》所說的統治術不只是處理君主和百姓之間的關系，而是把他和宇宙法則即道和天道聯系了起來。這使得，老子的思想始終不局限于人的范圍之內，而在天人之間尋找一種交集，使其學術呈現一種天人之學的特點。三是提出了頗有特色的統治方法，這個方法以無為和自然為核心觀念，很明確地與儒家教義教化的理論相對立。在整個的中國歷史上，儒家的教化理論和道家的自然學說交互為用，對立互補，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作為君人南面之術來閱讀的《道德經》與作為其他任何什么東西譬如宗教或者哲學的《道德經》很顯然是不同的。也許我們不必過分的關注道到底是本原還是本體，也不必執著于那些千篇一律的分析框架，像宇宙論或者本體論、認識論以及辯證法或者相對主義等等。我們應該把道看作是老子要求君王們走的路，指導著他們如何面對百姓、世界，特別是他們自己。讓他們知道在這個世界中，王并不是最大的，在王之上，還有地、天、道等需要敬畏和效法。我們不必把某些詞匯（道、德、心、虛、無、有等）概念化或者神秘化，它們的意義其實非常具體，而且并不難于理解。這正是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可奪矣”的主要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