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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日人民》更是在2015年12月24日這天，刊文《莫借“翻譯”行“篡改”》，批評馮唐的譯文“低俗不雅”，缺乏對經典的尊重。文中引用了嚴復在《天演論》例言中提出的翻譯理論，并提及：“《飛鳥集》的近十個中文譯本里，公認以鄭振鐸譯本為最佳，讀者在批評馮譯本的時候，也往往引用鄭譯本作為對比。”
其實，像嚴復、鄭振鐸這樣的翻譯界大牛，福建還有很多呢。
福建什么人多？翻譯家呀!
從現在開始，外省人問你福建有什么名人，別老是和他們扯張靜初、姚晨、陳赫、方舟子、陳凱歌了，你應該驕傲地告訴他們，咱們福建盛產翻譯家，不僅多，還都厲害著呢!
估計在大多數人的心里，翻譯這事，是近現代才出現的。其實早在18世紀初，莆田人黃加略就已經旅居法國，成為第一個把中國小說譯成法文的人，還獲得了“法國皇家文庫中文翻譯家”稱號，被譽為譯壇先驅。
敢第一個吃螃蟹的，那都是牛人。林則徐的名字算是家喻戶曉了，可他“倡西學之始，開新學之路”這事，還是值得大書特書。他最早組織翻譯班子，譯了大量的外文書籍和西方報刊，開了中國現代翻譯的先河。由他根據英國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匯編而成的《四洲志》，則是我國第一部較系統的地理著作。
1850年，林則徐逝世，這對于翻譯界來說真是一大憾事，而就在這一年，又一個厲害人物——羅豐祿出生了。這個福州人會五國語言，是李鴻章的英文秘書、外交顧問兼翻譯，在外交界里混得那叫一個風生水起，號稱“民國第一外交家”。
和羅豐祿同樣在福州船政學堂讀過書的陳季同，號稱“東學西漸第一人”。他率先把《聊齋志異》翻譯成法文出版，一年里就再版了三次，在法國那叫一個受歡迎。更了不得的是，陳季同不僅自己搞翻譯，在他的影響下，他的弟弟陳壽彭也搞起了翻譯。
陳壽彭和他的妻子——中國第一位女翻譯家、同樣是福州人的薛紹徽，第一次將凡爾納的《八十天環游地球》翻譯成了中文，在國內掀起了一股凡爾納熱潮。總之這一家子呀，是和翻譯“杠”上了。
說到福建的翻譯家，有個被提了又提，又不得不提的人。估計你也猜到了，就是那個不會外語，卻翻譯了《巴黎茶花女遺事》等180多本外國小說的林紓。
當然了，說到奇，林紓的段位還是遠遠比不上“清末怪杰”辜鴻銘。這位祖籍惠安的老先生精通9種語言，獲得過13個博士學位，極為熱衷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他把四書里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翻譯成了英文，在西方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怪不得外國人要說：“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你以為這就完了，不不不，福建的翻譯能人還多著呢。林語堂、鄭振鐸、冰心、許地山、楊騷、梁遇春……這些人都是近現代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文采斐然毋庸置疑，而在翻譯這事上，他們也是棒棒噠。
江山代有才人出，福建的翻譯家也是一撥接著另一撥。接下來，再說幾個“年輕”點的：創辦了《譯林》雜志的譯林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李景端，是福州人;因翻譯普希金作品，獲俄羅斯聯邦政府頒發普希金獎章的馮春，是廈門人;以詩歌聞名，同時也是位優秀翻譯家的余光中，是泉州永春人……
魯迅曾說過：“一有閑空，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要是沒有嚴復這個翻譯，他這又吃又看的，可就沒那么自在了。
翻譯作品，為無數讀者“打開了新世界”，沖著這點，我們就得好好感謝這些翻譯家們。
抱團的，單干的，都很厲害
20世紀初，福建掀起了一股留學熱潮。大量青年漂洋過海，接受東洋、西洋的現代教育，并把先進的文化、科學技術及進步思想帶回了家鄉。
1904年，在日福建留學生發起成立閩學會，組織翻譯出版《閩學會叢書》，所譯內容主要為政治學、歷史學、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等。
閩學會的主要翻譯人員，有高鳳謙、林楷青、王學來、薩瑞、林藏文、楊允昌、林長民等。這個林長民，便是大才女林徽因的父親。閩學會出版的第一部書，就是他翻譯的《西力東侵史》。
五四運動以后，福州、廈門等地陸續出現了許多現代民營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西方人文科學譯作。這些進步書籍在中國傳播，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近代社會的發展。
1929年至1938年這段時間，改名為海軍學校的福建船政學堂，派出了80人前往英國、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留學。這些留學生，把西方大量的科技、文學和社會科學著作譯介到中國。
而前面提到的羅豐祿、嚴復、陳季同、陳壽彭，便是從福建船政學堂出來的。如此看來，福建船政學堂不僅是“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也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翻譯家的搖籃”呢。
組團的厲害，單干的更是牛氣沖天。
到底有多牛，看林紓就知道了。他對外語一竅不通，翻譯全靠他人口述轉為筆錄，那速度，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耳受手追，聲已筆止”。他一邊翻譯，一邊還補充潤飾。有趣的是，許多經典劇本，被他翻著翻著，竟翻成了“原創”小說。
林紓的老鄉鄭振鐸就說了：“莎士比亞的劇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紀》《亨利第六》《凱撒遺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都是被他譯得變成了另外一部書。”
林紓翻譯的小說，有不少誤譯的地方，因此毀譽參半。不過他倒是會推卸責任：“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達，即有訛錯，均出不知。”
別人說歸說，敝帚自珍，林紓對于自己的翻譯作品還是挺滿意的。在《黑奴吁天錄》的“例言”里，他就寫道：“是書開場、伏脈、接筍、結穴，處處均得古文家義法。”
《黑奴吁天錄》，其實就是美國作家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不好意思，林紓翻譯書名，總是這么不走尋常路，比如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他非譯成《肉券》。《塊肉余生述》呢?是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
即便如此，單就受歡迎程度來說，林紓在翻譯界里，還是一個頂呱呱的人物，他稱第二，沒人敢稱第一。
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錢鐘書、朱自清、冰心等人都是林紓的忠實“粉絲”。周作人在回憶魯迅的青年時代時曾說過，在清末，除嚴復、梁啟超外，對于魯迅有很大影響的第三個人就是林紓。留學日本的時候，只要“林譯小說”一出版，魯迅就一定會馬上跑到“中國書林”把它買回來。
周作人自己也是被“林譯小說”引到了西洋文學里去。1924年林紓逝世后，周作人說：“老實說，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才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于外國文學的興味。”與冰心、林徽因并稱“福州三大才女”的廬隱也說，“林譯小說”她幾乎“都看過了”。
而冰心11歲時就被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吸引，由此成為她“追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的開始”。愛屋及烏，愛讀翻譯小說的冰心，后來也自己“下海”搞起了翻譯。
許地山、鄭振鐸和冰心一樣，對印度文學很有興趣，都有過這方面的翻譯作品。而且這三個人關于這事，還有一番淵源。
1946年，鄭振鐸在《悼許地山先生》一文中寫道：“有一天傍晚，太陽光還曬在西墻，我到地山宿舍里去，在書架上翻出了一本日本翻版的《泰戈爾詩集》，讀得很高興。”
在許地山的鼓勵下，鄭振鐸將泰戈爾的《飛鳥集》翻譯成冊。在這之前，雖然陳獨秀和劉半農都譯過這本詩集里的詩，不過因為數量少，并沒有引起很大反響。直到鄭振鐸的譯作問世，泰戈爾的名字才被中國讀者所熟知。直到現在，說起《飛鳥集》，鄭振鐸的譯文還是被當做經典。
而在冰心的眼里，鄭振鐸是她的良師益友，把她引入了泰戈爾的世界。她后來翻譯《吉檀迦利》《園丁集》，都離不開鄭振鐸的影響。而冰心翻譯的泰戈爾作品，又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
怎么翻譯，他們有道理
看到這里，估計有人要說話了：“翻譯有什么難呀?不就是拿本字典的事兒。”這你就不懂了，一直以來，圍繞“翻譯”這個話題產生的爭議，從來沒有停過。
福建籍作家陳希我說：“某種程度上來說，翻譯就是背叛，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甚至就是翻譯者的再創作，莫言獲諾獎，得益于美國翻譯者葛浩文的改寫，我的小說英文版也是經過改寫的，這沒什么可否認的。”
那么，翻譯應該按照怎樣的標準進行呢?福建的翻譯家們，在這方面也是很有研究的。而且，他們可不是跟風的應聲蟲，一個個出來都是引領潮流的“弄潮兒”。總之一句話，福建人不僅會翻譯，還很懂翻譯的道理。
如今一說翻譯，必然提到“信、達、雅”三個字。這個標準，正是100多年前嚴復在《天演論》的“譯例言”中提出的：“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
在中國的翻譯史上，光是圍繞“翻譯是一門藝術”這個觀點，就形成了一個學派，里面的研究，更是多了去。而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便是林語堂。為了闡述自己的翻譯理論，他還寫了近萬字的文章《論翻譯》。
除了林語堂，鄭振鐸也在《譯學的三個問題》中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翻譯觀。此外，鄭振鐸是把英國翻譯學家泰特勒的《論翻譯的原則》引入中國的第一人，而且在原著的基礎上，他還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并非人云亦云。
冰心也在《譯書之我見》《我也談談翻譯》《我和外國文學》等文章中，站在一個作家的角度，提出了“為民譯書，為讀者著想”的翻譯觀。
還有許崇信、張培基、凌青、蔡毅、余光中、朱純深等人，他們的翻譯理論研究，一寫就是洋洋灑灑一大篇。這些成果，對于后來者來說，都是無價之寶。
沒有閩派翻譯，中外文學交流史可能要重寫
閩派翻譯有多重要，不妨看看中外文學交流史。
就拿英國文學來說，1836年林則徐組織翻譯《四洲志》，這本書最早提到文藝復興時期的莎士比亞和17世紀的《失樂園》作者彌爾頓、詩人德萊頓等人的名字。1898年嚴復翻譯《天演論》，最早在其中收錄18世紀艾琳桑德的詩集。而18世紀的小說家丹尼爾·笛福，19世紀的司哥特、狄更斯、萊姆等等，他們的名字傳入中國，或者作品第一次翻譯成中文，或者在國內第一次受到重要的關注，都離不開閩派翻譯家。
法國文學方面，研究法國文學的第一人陳季同，率先翻譯出版了雨果的小說《九十三年》及劇本《呂伯蘭》《歐那尼》《銀瓶怨》、莫里哀的《夫人學堂》及左拉的《南丹與奈依夫人》等作品。《聶海花》的作者曾樸把陳季同當做自己的“法國文學導師”，他譯介外國文學這事，也“大半還是被陳季同先生的幾句話挑激起來”。
陳季同還最早獨立翻譯了《拿破侖法典》。1897年他和弟弟陳壽彭在上海合辦《求是報》，從創刊號起，陳季同便一直擔任“翻譯主筆”，譯介西學，《拿破侖法典》就是在這個刊物上連載的。
20世紀初，歐洲人都不把美國文學放在眼里，林紓卻很有先見地翻譯了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開啟了中國翻譯和研究美國文學的歷史。“沒有閩派翻譯家，中美文學文化交流的歷史可能就要重寫了。”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副院長張和龍感嘆道。
而說到俄國文學，廈門籍翻譯家馮春是獨自翻譯完普希金全部作品的第一人。鄭振鐸則是從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翻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契科夫、高爾基等人的作品。
2015年10月20日，近代福建翻譯與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轉型暨閩派翻譯高層論壇在福州舉行。會上，張和龍說：“我們對嚴復、林紓、林語堂這些人的名字都耳熟能詳，但是我以前不太關注他們的籍貫，即使關注了也沒把他們串在一起。這次把他們串在一起之后，我非常驚訝，在中國的英美文學藝術史和研究史上，閩籍翻譯家或者閩派翻譯家創造了很多個‘第一’和‘最早’。”
“中國從來沒有一個單位、地域能夠把一個翻譯家定義為什么籍、什么派，只有閩籍翻譯有這種資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林一安說。
為啥閩派翻譯這么牛?
奇了怪了，為什么福建會出了這么多的翻譯家呢?“人和”，當然離不開“天時、地利”的支持。
地處東南沿海的福建，早在漢武帝時期就有海上交通了。到了唐五代時期，福州、泉州成了外貿的主要港口，日本人、印度人、朝鮮人滿大街跑，說的可都是貨真價實的外國話。而宋元時期，光是和泉州通商的國家，就有40多個。
到了明朝鄭和下西洋，“海上絲綢之路”給福建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翻譯這都算小小的事兒了。當時不僅朱熹理學傳到日本等地，還有許多福建人的文章被翻譯成各種文字傳到海外，比如說趙汝適的《諸蕃志》、張燮的《東西洋考》、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梁章鉅的《浪跡叢談》、宋慈的《洗冤錄》以及在壽寧當縣令的馮夢龍的“三言”等。
到了近現代，福州和廈門在鴉片戰爭以后成為通商口岸，翻譯活動的進行，更加日常化。這時候，福建留學生的腳步開始遍布世界各地，他們學外國話，更學外國文化，沒錯，就是那句“師夷長技以制夷”。
在這些條件的支持下，福建人的翻譯還不強，那可就沒道理啦。
（文章來自“福建人雜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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